四庫全書，編書還是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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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志向遠大，一心想要超越前代所有皇帝的乾隆來講，不僅在武功上要有所建樹，文治自然也要做到前無古人；因此官修一部規模超過歷朝歷代的書籍，就被他提上了日程表。

乾隆決定以叢書的形式，將所有的圖書都收於其中。由於中國古代書籍分類法將書籍按照經、史、子、集分為四類，因此定名為《四庫全書》。

根據乾隆的設想，四庫全書的底本來源應包括這樣幾個方面：《永樂大典》中的輯佚本；內廷武英殿等處的藏書與清代以來官方編纂的書籍；還有就是社會上流通的書籍以及從地方上收集到的圖書，包括地方官員徵集的和個人主動進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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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種圖書都不難獲得，可是，如何讓在文字獄陰影籠罩下的黎民百姓自覺自愿地把家藏書籍交上來呢？乾隆為此真是煞費一番苦心。

一開始，由於擔心以文字獲罪，民間獻書者寥寥無幾，甚至各省官員也草草塞責了事。鑒於這一情況，乾隆只得又下詔，保證獻書者和負責徵集圖書的官員都不會因為書中可能的「忌諱」或「妄誕」之語而獲罪。

而且，所獻之書也只是借用抄錄，用畢立即歸還。不僅如此，乾隆還向獻書者許以各種獎勵，激勵其獻書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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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仍然不配合獻書的官員和百姓，乾隆則以諭旨威脅之。在這樣的軟磨硬泡、軟硬兼施之下，地方官員自然不敢怠慢，加意尋求書籍；而藏書家，讀書人，乃至平頭百姓也都紛紛將家藏的圖書獻出。

在準備了足夠數量的圖書之後，接下來就是整理、編纂、抄寫等一系列活兒了。俗話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四庫全書如此龐大的規模，如此浩繁的卷帙，要由誰來擔任總纂官呢？乾隆的目光投向了紀昀。

紀昀組織了360餘名編纂官，對底本圖書進行甄別比對，將其分為應刻、應抄、應存三種，其中前兩種要全文抄入四庫全書，而後者只存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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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同版本，則要進行比對，選擇質量最好者作為底本；然後還要對底本進行初步的點校和修改，並交給總纂官審閱，合格後交由乾隆御覽。

通過這些程序的書籍即可被抄錄入四庫全書，抄錄者最初由官員保舉，後來則從不第秀才中挑選字跡工整者錄用。

經過10餘年的編纂，四庫全書終於陸續編訂完成。以紀昀為首的四庫全書館群臣們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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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論，在《四庫全書》的修訂過程中，重新發現並整理了不少孤本和善本，此外還保存了從永樂大典中輯佚的將近四百種書籍，這是它有價值的地方。

此外《四庫全書》開啟了「乾嘉學派」重考據的學風，對國學的繼承和發揚有重大的影響。但是，乾隆利用編纂《四庫全書》，大興文字獄，篡改傳統文化，實行愚民統治的用心也是顯而易見的。

儘管他曾經表示不會利用民間獻書大興文字獄，但這根本就是一句空話。著名的「王錫侯字貫」案只是數十起文字獄中較為人所知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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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大量被乾隆視為「違逆」的書籍都被焚毀，據統計竟有3000種之多；而倖存下來被錄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也按照乾隆的意願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此外，《四庫全書》的編纂既羅致了天下文人，又加強了意識形態權威和思想控制，讓這些學者享受高官厚祿、榮華富貴。

於是文人也就大多接受這種恩寵了，專心做自己的學術，而不再問及世事。清代學術也由經世致用引向考據，沉潛經史，徒發思古之幽情，甚至發展到為考據而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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