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乾兒子

文史 10-03

民國金融家康心如之子康國雄口述

1941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陪都重慶不斷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我父親為了全家人的安全，在重慶南岸汪山上買了一塊地(一個小山包)，蓋了房子，挖了防空洞。黃山——蔣介石和他夫人的別墅就建在這裡——再往前就到汪山，我家別墅就在汪山馬路邊上。

蔣介石和夫人宋美齡，經常在周六或周日下午從黃山乘車到汪山。到了汪山，離我家別墅前不遠，就雙雙下車，沿公路散步。

有一天，蔣介石蔣夫婦二人在我家後山坡野餐。我家有僕人看到了，說：「看，那是蔣委員長！」

大人們站得遠遠地仰著頭觀看，我和妹妹出於好奇，悄悄爬到後山樹林邊去偷看。有幾隻警犬沖我們叫，被蔣介石的侍衛官制止了。

蔣介石和宋美齡席地而坐，地上鋪了一塊白桌布，放了點心、飲料之類。蔣介石和藹地問我姓名，住在哪裡，在哪裡上學等，還給我們兄妹二人各一塊點心。臨別時，他還說：「小朋友，我們下次來，再找你們玩。」

這就是我和蔣介石的第一次見面。

從這次之後，蔣介石每次來汪山散步，經我家門口時都要叫上我。蔣夫人同來時，也會叫上我妹妹，讓我們陪他們散步、聊天。

我妹妹第一次被宋美齡牽著手散步後，發現手上留下了很好聞的香水味，到處給別聞：「蔣夫人的手好香啊！」

後來，蔣介石來汪山叫上我陪他散步，幾乎成為慣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次散步到我家時，都用很重的浙江地方口音叫我「國雄，國雄」。侍衛官馬上跑進我家來，叫我去陪蔣委員長散步。

從此，只要看到有憲兵在馬路兩旁開始站崗放哨，我就知道他們要出來了，我就會主動站在我家前面的花園裡等著。

在和我閑聊中，蔣介石最喜歡提的問題是老百姓生活方面的。我雖然只是個小孩子，但是平時聽大人們講得多。家裡有僕人，有廚師，在汪山還專門請有兩個「大班」(轎夫，除抬轎外，還做些雜活)，他們的家一般都在鄉下，有時家裡人還要到鄉下去趕場，因此對老百姓的生活情況我多少有些了解，居然能答得上來，這使他很滿意。他還經常讓侍衛官給我送一些從印度加爾各答空運來的水果和糖塊。

有一次，蔣介石聽我說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就關心地問我平時找什麼醫生看病。我告訴他，家裡主要是找一個叫周倫的醫生給我看病，周倫是留德博士，因失戀曾經自殺未遂，留下殘疾，但醫術很好。

不久以後，有一次周倫對我說：「國雄，你還把委員長的孫兒給我介紹來了！」

原來，有一天，有人帶了兩個外國人模樣的小孩子到他的診所看病。他一看是兩個洋娃娃，有些奇怪，一問，才知道是蔣經國的兒子。他問他們怎麼知道他的診所，回答說是聽康國雄介紹的。

就這樣一起散步許多次以後，蔣介石偶然想起問我，你姓康，你們家與康心如什麼關係？我答道，康心如是我的父親。他這才恍然大悟地說：「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那時，我父親在重慶獨立經營美豐銀行，影響很大。1939年，蔣介石指定我父親擔任了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議長，任期四年。父親一直不願參政，因為蔣介石的指定，他才出於無奈連任了兩屆。蔣介石曾兩次召見我父親和他面談。

在我的記憶中，蔣介石(或者和他夫人一起)在馬路上散步時，從來不迴避行人，更不興驅趕行人搞戒嚴什麼的。在馬路上來往的人可以照常行走，最多的侍衛官招呼人們靠邊走，讓開馬路中間的道。因此，沿途總有人停步觀望，還有人脫帽鞠躬，甚至喊「萬歲」什麼的，蔣夫婦二人也微笑點頭或摘帽致意。

1942年，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對中國抗戰的外援，宋美齡曾隻身去美國。蔣夫人從美國歸來後，蔣介石派一位侍衛官給我送來一件從美國帶回來的小禮品，一枝51型「派克」鋼筆，還附了一張名片，比通常的名片略大些，什麼頭銜都沒有，就是中間有「蔣中正」三個字。我一直保留了若干年。1953年，我在天津南開大學念書，一次划船時，鋼筆不慎失落在河中。也幸虧丟失了，否則在以後的幾次政治運動中，它只會給我帶來麻煩。

有一次，蔣介石約我在某天傍晚四五點鐘去黃山他的官邸玩耍。

按約定時間，我一人步行到黃山。衛兵問我找誰？我說是委員長約我來的。衛兵打了電話進去，沒多久，一位面熟的侍衛官出來，把我帶進一個大房間。

房間里，好多人正圍坐在一張圓桌旁吃飯。我一看，都是蔣委員長身邊的侍衛官。大家都認識我，紛紛說：「國雄來了！」

只有一個瘦高個子我從未見過，他站起來，給我的印象是比那些侍衛官都要高。他叫我坐在他身邊一起吃飯。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胃口很好，一邊喝酒，一邊吃菜，談笑風生。許多侍衛官都向他敬酒。

他問我：「你該叫我什麼？」他想了想又說，「就叫我蔣二哥吧。」

我當時並沒意識到這個稱呼的含意。

飯還沒吃完，他對一個侍衛官說：「你打電話，問爸起來沒有？」他接著說，「轉告一聲，國雄已來了。」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他是蔣委員長的二兒子蔣緯國。

侍衛官打完電話回來說：「委員長起來了，叫國雄上去。」蔣老二馬上站起來對我說：「我們走吧！」

我跟他一起離開了餐桌。往更高的山上走去。

到了另一個二層樓房，開門進去，在一間不大的客廳里等候。我就東張西望地看，看到房間里只擺著幾張普通的沙發和椅子，桌上擺了個不大的收音機，牆壁上掛了一些畫，整個陳設顯得很簡陋，比我家的差遠了，那個收音機也比我家的落地式收音機差多了。

不一會兒，蔣介石從樓上下來了，高興地與我握手，問我身體好吧。他濃重的浙江口音，我還能聽懂。

一會兒，又開出一桌飯，我們三人一起坐下吃起來。是四菜一湯，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盤很酥爛的蠶豆，豆子外形很完整，可是一到嘴裡即化了。菜的味道都很淡，再加上我已經吃過了，所以我吃起來覺得實在沒味道——後來我在台灣見到姐夫，姐夫還笑話我說：「記不記得？當年你到蔣介石家去吃了飯回來，我們問你好不好吃，你說不好吃……」

飯後我們又一起回到客廳聊了一陣，蔣介石還說，下次找個攝影記者來給我們照張相。後來說時間不早了，今天就到這裡吧，並對緯國說：「你送他回家吧！」

我和委員長拉拉手，臨別時他說：「下次再來，我找一部電影來演演。」

——不過，後來我就進城上學去了，沒有機會再見到蔣介石，他說的電影我也就沒有看成。

我父親與監察院院長於右任關係很好，于右任和監察院的一些人常來我家玩。有時他們見到我，就開玩笑說：汪山有兩個要人，一個是張季鸞(《大公報》總編輯)，一個是康國雄；別的人到黃山官邸去見蔣委員長，侍從室都要打招呼，叫自己看錶掌握好時間，一般不能超過半小時，只有張季鸞和康國雄去，侍從室不限制時間。

我父親的一些同事還對他開玩笑說，你兒子比你有本事，委員長要見你，是給你下條子；委員長給你兒子送東西，是遞名片……

其實，當時我不僅同蔣介石，同其他一些名人、要人我也有過類似交往。

上海有名的幫會頭領、「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常來我家打牌。我叫他杜伯伯。我在南開學校上初中時，有一次為抗日募捐，我還跑去找杜月笙。那時他住在重慶城裡打銅街交通銀行，我請他為抗日募捐，他說，可以，但要等他秘書回來辦。我說，你就隨便開張支票嘛。但是他一再說要等秘書回來。那是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因為住校，必須趕回學校，等不及了。最後他從身上摸出一張支票給我。我還嫌錢少了，要他再開一張，他說那只有等秘書回來。我只好回了學校。結果公布出來的募捐數，我的成績最大，杜月笙那張支票數字最高。

後來我跟父親說起這事，奇怪為什麼他一定要等秘書回來開支票，我父親說：你真是胡鬧，你不知道他不會寫字嗎？他只會簽「杜月笙」三個字，你硬要他開支票，不是為難他嗎？

父親與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是清朝末年參加同盟會反清鬥爭的老友，又是陝西同鄉，私交甚篤。抗戰期間，于右任全家(包括女婿屈武)在重慶住在我三叔康心之家裡，也是我們家的常客。當時我和妹妹雖然年幼，但對於老伯印象很深。因為他很喜歡我們，每次來我家，總要逗我們玩笑，我們還愛扶摸他的大鬍子。

因為于右任的關係，杜聿明、關麟征這些陝西籍將領也來過我家。杜聿明還送過一把日本指揮刀給我父親，是他在抗戰勝利後參加日軍受降儀式後帶回來的。那上面還留著血跡，據說可以辟邪，有段時間掛在我父親的床頭。

此外，張群也在我家住過，經常來往的還有何應飲、谷正綱、谷正倫等。有一次，何應飲來了——聽說他不願在外邊跳舞，我家為他辦了小型舞會。我父親把我叫到客廳里去，說：來，給你介紹何總長。

我最後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45年。

當時因為長期生活於戰爭環境，同盟國，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美國陳納德飛虎隊，以及日本空軍「神風」敢死隊等等，都是我們少年學生議論的話題。我佩服那些軍隊的英雄，我讀不進去書，想去參軍，遠離家庭那些「管教」我的兄長們。

一天，我看到「空軍幼年學校」(簡稱「空幼」，當年設在成都灌縣)在重慶招生，我去報名，未獲批准——因為要小學畢業文憑，而我沒有。

我當時就讀的廣益中學，坐落在重慶黃葛埡山上，與蔣介石的黃山官邸有公路相通。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與三位同學從學校步行到汪山去玩耍。

在路上，突然看見，每距離兩三百米有一個憲兵站崗，我明白蔣委員長要出來了。我告訴同學說，我認識委員長，並和他很熟。同學們不信，以為我在吹牛。

不久，從遠處開來三輛黑色小卧車，我對蔣介石的車很熟悉，一看就知道這是委員長的車隊。當汽車擦肩而過時，我叫了一聲：「委員長！」

車隊一下就剎住了。同學們嚇得臉色都變白了，以為我惹了大禍。

中間一輛車門開了，出來一個穿呢子制服的侍衛官，跑過來問：「你們中間有康國雄嗎？」

「我就是。」我敏捷地回答。

他說：「委員長要你過去。」

我就小跑過去。蔣介石對我的聲音很熟悉。我跑到車門口，見他坐在裡面。他問我上哪兒，我說回汪山。他說：「可上車來，我送你去。」我說還有三個同學。他說：「讓他們都來，一起走。」

同學們遠遠看著，嚇得一動也不敢動，我招手叫他們過來，他們才如夢初醒，跑了過來。於是，我們四人都上了蔣介石乘坐的那輛汽車，中間還有一排活動座椅，他們三人正好坐下，我與蔣介石同坐一排。在車上，我告訴蔣介石，我想考「空軍幼年學校」，因為我沒小學畢業文憑，不讓我報名。他說，沒關係。他馬上對坐在司機旁的一位叫余濱東的侍衛官說，你帶他們辦一下手續。余滿口答允，當天是周六，余要我們下周一到重應曾家岩蔣委員長官邸找他。

車隊到達汪山後，他與我們一起下車，像平時那樣，與我們一起在馬路上漫步。走完一段後，他說：「我不送你們了，你們自己去玩吧。」

我們四人欣喜若狂，一路上又說又笑地到了我家。同學們說，沒想到你與委員長關係這麼好，我們起先還以為你在吹牛哩！

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們四人一起去曾家岩蔣氏官邸。找到余侍衛官後，他帶我們四人到空幼招生委員會報名處。

不久，我收到「空幼」錄取通知書。從此我就不再上學了，等著去空軍幼年學校，並且做起了開飛機上天的美夢……

當時父親不在重慶。因為美豐的分行很多，他自己每年都要去查賬。母親託人把這事通知了父親。父親給我寄來一封長信，臭罵了我一通，說我不好好念書，異想天開想從軍，信中還說我「居然還去找蔣委員長疏通」等等。但是，當時父親已對我有點無可奈何。

正當此時，日本無條件投降了。「空幼」學校原定8月底到灌縣集中，由於日本投降，集中日期推遲到9月。

父親正好於8月上旬返渝，對我做了許多思想工作。他說，既然戰爭結束，已無仗可打了，再去當兵就沒有意思了，並說今後主要搞經濟建設，還是應該留下來讀書，不要再去「空幼」了。

我終於被父親說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頭。

與我一起報名的那三個同學，有一個體檢時被淘汰，另外兩個都考進去了——而這後來就成了他們的一項「反動罪行」。

蔣介石最後一次問起我，是在1949年底。蔣介石離開大陸前夕，經過重慶，他自己已沒有汽車，由當時的重慶市市長楊森出面，徵用了我父親的私人小卧車。蔣介石乘車時，和我家司機聊天，得知車主是我父親後，還向司機打聽我的情況。

後來司機回來了，還給我說，蔣總統都還記得到你，還問了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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