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彭翼仲得罪權貴被流放新疆，並在民國建立後回京與他的同志重辦《京話日報》時，他們發現，社會倫理正在傾覆，用梁濟的話說，民國社會只講法律，無視家庭道德倫理，民眾被稱為國家的主人，但反而「國性淪亡」。

近代啟蒙：市民運動的喜與悲

在繼續前行之前，不妨回頭看看歷史。中國近代公共輿論的出現，並不是以報紙的問世為標誌的。如果報紙與雜誌仍然掌握在洋人與由「士」演變而來的新式知識分子之手，有一個恆定的價值標準，那麼它仍然是所謂「高級報紙」，前近代士林即輿論界的面貌並無根本改觀。在現代社會框架中，政府、市民與知識分子的三方博弈，才是互相制衡的正常格局。

1904年，沒落官宦子弟彭翼仲創辦了《京話日報》。我們可以將彭翼仲與這份報紙的命運，視為近代知識分子試圖與成型中的市民社會溝通的某種寓言。

《京話日報》

彭翼仲讀過書，捐過官，經商為生。戊戌變法前他拒絕加入強學會，而六君子之死卻讓他覺得國事不可為。1900年，彭翼仲在淪陷於八國軍隊之手的北京城裡，靠賣麵粉、瓷器等小生意過活，比他家高得多的門第也經受著同樣的命運。北京被迫變為了一個平面化的市民社會，沒有政府，也沒有知識分子，唯一比較吃香的是齊如山那樣的翻譯。

彭翼仲與他的同事，在啟蒙內容上沒有任何獨創，他們的啟蒙資源完全來自於前二十年的維新報刊：科學、文明、愛國、自強這些關鍵詞充斥報端。《京話日報》迥異於同時期的各類白話報之處，在於這份日報不僅是用白話向民眾宣講道理與傳播知識。它成功地發動了各階層的市民參與到輿論的互動中來。它的社論文章充滿著「旗人勸旗人」、「書吏勸書吏」、「士兵勸士兵」、「回民勸回民」這樣的市民內部交流。由於報紙使用的是「京話」即北京話口頭語，市民的聲音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貌，而不像「白話」那樣只是文言的翻譯，這是《京話日報》得天獨厚的地方。

彭翼仲

市民們相信彭翼仲，願意買他的報紙，並在上面發表言論，多少基於彭翼仲的底層經驗，而且除《京話日報》外，也再沒有這樣的輿論平台。這份報紙敢於挑戰權貴，直接揭露王府濫殺無辜的真相，敢於報道豬仔華工的悲慘境遇，以致遭到英使館的抗議，敢於代表民眾要求東交民巷各國使館在新年期間約束士兵，不要騷擾市民……這都是《京話日報》能獲得巨大公信力的原因。連宮中的西太后也聽說了這份報紙的名頭，派太監來報館要求每日送閱。此事無疑可以借作某種保護，《京話日報》的報頭上也就印明「恭呈兩宮御覽」。

由於這種平台極度稀缺，《京話日報》承擔了超越新聞媒體的職責，變成了市民運動的一個發源地。短短兩年中，它發動了閱報運動、演講運動、戲曲改良運動、創立濟良所（拯救被虐妓女）與聲勢最浩大的國民捐運動。彭翼仲也成為北京婦孺皆知的市民代言人。

《廣國民捐說》

不過，這種超負荷的使命，也帶來了極大的煩惱。來信揭露的事件，報館需要一一查實，對於人數寥寥無幾的報館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醫生卜廣海捐贈房屋作為講報所，就有流言說屋主是要藉機賣打胎葯；某福音堂貼字條講報，有讀者反映實為藉機傳教；連阜成門外的流氓聚賭，也打著「交國民捐」的旗號；由於《京話日報》名氣大，有人認為所有閱報處都是該報開的，有什麼糾葛全都找上門來……還有旗丁撕報，巡城的砸牌子，種種事端，至於《京話日報》培養出的講報人，講報時經常有觀眾大抬其杠，講報人也往往按捺不住火氣，彭翼仲只好在把社論里勸他們：「講報的主意，原為是糊塗人多，才用這番苦口，鐵打屋樑磨綉針，都到自然成，遇見認死扣子的，千萬別跟他抬杠。」

彭翼仲碰到的種種問題，其實正當啟蒙者試圖將輿論重心下移至市民階層，必然會遭遇到的困境。之所以《京話日報》團體還能堅持，是因為啟蒙的合法性並未喪失，啟蒙者內部的標準相對清晰，啟蒙運動依然是居高臨下的態勢。

當彭翼仲得罪權貴被流放新疆，並在民國建立後回京與他的同志重辦《京話日報》時，他們發現，社會倫理正在傾覆，用梁濟的話說，民國社會只講法律，無視家庭道德倫理，民眾被稱為國家的主人，但反而「國性淪亡」。為此，《京話日報》的三位主筆彭翼仲、梁濟、吳梓箴，在一年內先後自殺（彭未遂），《京話日報》也在慘淡經營後關張，終結了這個啟蒙的寓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