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出版人 情感的一本書

「貴州是山的海洋，無數的村寨就藏在大山的褶皺里。只有在大山裡生活過的人，才能理解山裡孩子走出大山那種強烈的慾望。」《那年，我們走出大山——民族學子求學心路》主編彭曉勇在該書序言里寫的第一句話，就把讀者的思緒拉到了貴州的山溝溝里去。

今年6月，彙集了40多位作者橫跨半個多世紀真實經歷的人生故事——《那年，我們走出大山——民族學子求學心路》，由貴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該書的出版，為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生動踐行增添了新的畫卷，同時也對廣大學子和教育工作者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出版宗旨：振奮民族精神

在貴州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有1200多萬少數民族人口繁衍生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生活於崇山峻岭之中。「如果沒有新中國的成立，沒有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指引和培養，這些生活在貴州大山深處的各民族學子們，將會因為地域的隔閡、自然和經濟條件的限制，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更遑論深造於高等學府，走出大山開拓自己人生的新天地。」《那年，我們走出大山——民族學子求學心路》責任編輯王麗璇說到這些差點兒失去教育機會的孩子們，心是揪著的。

正因如此，當各民族學子爭取到求學的機會，走出了家鄉的大山，他們的坎坷經歷和心路歷程，更是大山中的民族文明進步的真實寫照。「這一個個走出大山的真實故事，值得記錄，值得回味。而對於同樣想走出大山的後來人，也有著強大的鼓舞和啟迪的力量，有助於樹立他們走出大山的信心。」王麗璇表示，出於這樣的考慮，貴州民族出版社策划了《那年，我們走出大山》這本書。

書中的40多位作者中，年齡最長的已近九旬，最小的幾位是「90後」，他們的故事橫跨半個多世紀，串連成新中國成立以來貴州各民族學子的奮鬥史。王麗璇說：「在飽含求學的奮鬥精神與深深的故鄉眷戀的文字中，配以反映真實情景的圖片，真實記錄民族學子的奮鬥歷程，藉以振奮民族自信、自強、自立精神，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是我們出版這本書的宗旨。」

編輯過程：不斷受到觸動

在編輯的過程中，在感受山裡的孩子們童年趣事的同時，王麗璇也為民族學子的故事觸動著。

作者中最年長的今旦已年近九旬。經歷新舊兩個時代，走過抗戰烽火，見證歷史變遷，積极參与了西南少數民族文字的創建工作，一生關注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同時，他也曾在貴州民族出版社工作多年。選題策劃完畢之後，王麗璇登門拜訪了今旦，當她把選題整體的策劃思路陳述之後，今旦非常高興，當即答應寫稿。時間不過月余，今旦親筆書寫的手稿就送到了出版社，近90年人生風雨濃縮的「坎坷求學路，風雨見陽光」10個字，擲地有聲，讓人動容。

歐陽大霖是黔南民族師範學院的教授，長期致力於侗族文化的傳承與研究。他的第一稿大致敘述了自己走出大山，教書育人的過程，王麗璇審稿之後認為還有很多可拓展的內容。後來，編輯和作者對書稿的結構和內涵進行了多次探討，最終分8個板塊將他的成長曆程生動展現。

2015年6月項目啟動至該書出版，正好兩年的時間。回顧這兩年，王麗璇的眼中有些泛淚，這是出版社傾力打造的重點選題，組稿時她廣泛徵求意見，並確定目標作者、發約稿函，在《貴州日報》和貴州出版集團公司網站刊登徵稿消息，主動打電話、發簡訊和作者聯繫書稿事宜，儘力爭取找到不同民族、不同工作、不同年齡的作者，使得本書更能反映貴州民族學子的求學心路歷程，也更具有代表性。

談到本書的遺憾，王麗璇表示也還是有的。在組稿的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有的作者年紀較大，雖然個人經歷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最後只能割愛。還有的作者因為工作繁忙，雖然很想參與，但心有餘而力不足。針對這些作者，王麗璇都保持了很好的聯繫，也許以後本書再出續集的時候，希望能夠有所彌補。

在每個作者的文章之前，都有一個導語，這本來是沒有的。在編輯的過程中，王麗璇也被這些大山深處的人的精神和故事所深深感動，時常有流淚的衝動，很希望能夠為他們寫下內心的文字，因此一段段導語也是編輯對這本書最好的詮釋。

獨特意義：昭示未來希望

當更多的孩子在黨和國家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出大山去讀書，無須擔心學費、餐費、住宿費，他們的生活從此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的眼界更加開闊，對於自己家鄉的民族文化與地區發展有了全新的認識。

這本書中幾位作者都在從事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研究。伍忠綱收集了大量布依族傳統文化資料，譚良洲寫下了數本侗族文化小說，王繼超整理出版了30多部彝族文獻學術譯註……幾代人大都選擇了教書這類職業，可以看到走出大山的民族學子幾乎本能地把改變本民族教育落後、貧窮困苦的歷史寄望於發展民族教育，保護和弘揚民族傳統歷史文化。彭曉勇認為，這是民族學子對於故鄉，對於養育他們的民族最好的回報，最深的感恩。

彭曉勇說：「這本走出大山的求學故事記錄著這種改變，敘寫著一代代民族學子走出大山的執著，昭示著山裡孩子走向未來的希望。在這種意義上，這本書自然就有了獨特的意義和值得一讀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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