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頤給皇帝講課，為什麼要求坐著？

古時候，士大夫給皇帝講課，叫做「經筵」。我們今日來講講經筵中，講課的老師是坐著，還是站著。

宋朝之前的的講筵會，基本上都為「坐講」，這是因為，其時椅子尚未普遍應用，大家都習慣於席地而坐，「坐講」並無特別的含義，只是一種習慣而已。宋初的經筵，還是沿用「坐講」的形式，「凡有講讀，無不賜坐」，此時椅子已廣泛應用，「坐」指坐在椅子上，已含有尊師重教的意思。只是到乾興元年（1022），宋仁宗沖齡繼位，由於小皇帝身體尚矮，只好「跂案而聽之」，即必須踮起腳尖趴在高案上聽講，時任經筵官的孫奭為方便讀解，便改「坐講」為「立講」。

此後，「立講」便成為北宋經筵的常制，「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余皆賜坐於閣中」。 這便是程頤劄子所說「侍者坐而講者獨立」的由來。

熙寧元年（1068）四月，有三位經筵講官——翰林侍讀學士呂公著、翰林侍講學士王安石、侍講吳充向宋神宗提了一個動議：「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神宗詔令禮官「詳定以聞」。

禮官韓維、胡宗愈都贊同王安石等人之議：「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義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但另一部分禮官如蘇頌、韓忠彥卻反對「坐講」：「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由於禮官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這次「坐講」與「立講」之爭最後不了了之。倒是宋神宗跟經筵講官王安石說：「卿當講日，可坐。」可是王安石卻「不敢坐」。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病逝，年僅九歲的哲宗嗣位，次年改元「元祐」。元祐元年三月，經司馬光推薦，五十四歲的程頤被任命為哲宗皇帝的經筵老師。程頤提出一個要求：坐著講課。

對於程頤的要求，朝中大臣又發生了爭論，按反對者、御史中丞劉摯的說法，是「眾傳以為笑」。劉摯說，不應該讓程頤當經筵講官，還是請他回洛陽當西京教授好了，「庶幾成頤之志，全頤之節，以息群議」。不過高太后沒有聽從劉摯之議，將程頤挽留下來任崇政殿說書。

程頤為什麼要求「坐講」呢？是想滿足「帝王師」的虛榮心嗎？不是的。王安石、程頤等經筵官已經說了，是為了養成皇帝「稽古重道」、「尊儒重道」之心。這裡的「道」，不是指一般的道德，而是一個政治學概念——「道統」，與君權所代表的「治統」相對。擁有「道統」的士大夫具有規訓擁有「治統」的皇權的能力。這便是程頤特別提出「坐講」的政治哲學背景。這一層隱秘，宋人其實已經說破：「蓋世儒以尊君為說，而不暇於自尊耳。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亦各當其理耳。」 朝廷之上，士大夫為臣，故當「尊君」；但在經筵中，士大夫的身份已經轉變，成為「道」的化身，貴為天子，也得「尊道」。

那麼程頤的「坐講」要求有沒有獲得應允呢？據一份宋人筆記的記載，高太后以「皇帝幼沖，豈可先教改動前人制度」為由，「有旨令不得行」 。不過，對於「道統」，宋朝的統治者卻不敢輕漫，即便是反對「坐講」的禮官，也只能將講筵解釋為「解說舊儒章句之學，非有為師之實」，換言之，如果經筵官具有「為師之實」，那「坐講」便是理所當然的。

儘管宋代經筵以「立講」為常制，偶有「坐講」，不過我們應當承認，宋朝君主在士大夫面前還是表現得比較謙抑的。南宋初年，由於時局未靖，曾經暫停講筵，宰相秦檜拍馬屁說：「陛下聖學日躋，實難其人。」皇上您這麼聖明，實在是找不到合適的士大夫來為皇上講筵。宋高宗卻不敢託大，說道：「朕學問豈敢望士大夫？」並下詔任命了一批侍講 。高宗所說的「學問」，其實也可以理解為「聖人之教」、傳承於士大夫的「道統」。

所以，程頤最終還是留下來擔任經筵講官，踐行他的「君德成就責經筵」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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