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楨與浙江大學西遷辦學記

竺可楨與浙江大學西遷辦學記

老馬雜談

昨天細讀南方周末報9月14日專題文章《苦難催生奇蹟―重走浙大西遷路》，與半年前讀完「中央大學教授們牽羊趕豬西遷故事」後的感覺一樣，老馬情不自禁為民國時期的諸多人和事再次潸然淚下了。

1936年4月，經陳布雷與翁文灝等先生力薦，中國氣象學與地理學的奠基人竺可楨先生忍痛辭去了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職務而接受中樞之命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在正式接受任命之前，視科學研究為生命的竺先生對兩位推薦者表示，自己至多只能在浙大任職一年，待學校走上正軌後他還要返回氣象研究所，繼續搞他的氣象氣候學研究；他在與蔣介石先生的晤談中，還提出了「必須保證預算、校長有用人自由和政府不干涉校務」 等條件並及時獲得了蔣先生的允諾。沒想到竺校長接長浙江大學不到一年半，因淞滬會戰硝煙日趨逼近杭州，竺校長毅然決然地帶領全校千餘名師生家屬及近千箱書籍儀器（包括竺校長主動請纓代教育部轉移的國寶《文瀾閣四庫全書》），踏上了千辛萬苦的十年流亡辦學路；原先同意的一年任期也延長到了13年。

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具有交通工程、農學、氣象氣候、地理及教育等多學科豐富閱歷且敬業盡職的竺校長義無反顧地變成了「浙江大學遠征軍團」兩千多公里征程的總指揮。他親力親為地與部屬策劃學校西遷路線、提前考察新校址、與交通部門及臨時校區的地方政府洽商研究確定遷移和辦學的各類事務。

因日寇炮火已逼杭州，杭州校本部與兩個月前遷至西天目山禪源寺的新生部會合在一起，於1937年11月上旬開始了浙江大學西遷的第一次大行軍，目的地為一百餘公里外的建德縣。抵達建德次日竺校長發現有還有百餘箱書籍儀器被丟在了杭州校本部，尊為一校之長的竺可楨先生立即親自帶領十餘職工乘貨車兩輛返回危在旦夕的杭州搶運。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淪陷，千餘名流亡師生和家屬在建德縣城休整補課39天後，又在竺校長的帶領下，沿富春江北上開始了第二次七百多公里的冒險大遷徙。師生家屬分水陸三批（步行汽車驢車和木舟），以各種交通方式向集合地鐵路樞紐江西玉山行進（學校在沿途的蘭溪、金華、常山和南昌等地設立接待站，竺校長則坐鎮玉山指揮）。25天後的1938年1月20日，歷經千辛萬苦的「浙江大學遠征軍團」終於抵達了江西省的臨時辦學點吉安縣。兩個月後才正式遷入四十公里外泰和縣建在贛江邊荒野上的新校舍，在浙江大學師生家屬的這塊臨時棲身地上，除開展正常教學外，竺先生還牽針引線江西省水利局、太和縣政府，由浙大提供勘測設計，為連年遭遇洪災侵擾的泰和縣修造了贛江防洪堤（感激之至的當地人將大堤命名為「浙大堤」，配套的港口則命名為「浙大港」）；而深愛教育深愛浙大的竺校長也在這片土地上痛失了自己的愛子與愛妻。

1939年初，因馬當要塞失守，南昌危急，竺校長又帶領「浙江大學遠征軍團」和上千箱的書籍儀器設備告別江西，開始了奔向廣西河池宜山的第三次長途遷徙。浙大在貧瘠偏僻的宜山晚清舊軍營里正式複課，竺校長在這裡還為浙江大學提出並確定了「求是」校訓。

一年後，因戰局變化，竺校長不得不第四次帶領「浙江大學遠征軍團」長途跋涉奔向貴州高原北部的小城遵義、湄潭和永興鎮，數千名大學生、教職員工和家屬在當地騰讓出的文廟（原縣黨部）、祠堂（原縣常備隊）、部分中小學校舍及租住房中開始了簞食瓢飲清苦清貧但卻相對穩定的六年教學生活，並留下了「竺可楨校長賣皮大衣補貼家用、竺校長辦公室里的信紙分公私兩種、王淦昌教授所養之羊丟失學生們私下湊錢買羊謊稱找回、蘇步青教授課餘種菜賣菜以補家用、束星北教授力勸李政道棄化工改學物理、李政道與同學晚間茶館蹭座讀書、教授們苦中求樂求索辦茶園創詩社、李約瑟博士譽浙大為『東方劍橋』及盧鶴紱教授在湄潭發表中國第一篇原子彈論文」等諸多珍奇軼事。

竺可楨校長以其不屈不撓的治學精神，通過十年間向死而生的不懈努力奮鬥，把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學從西遷初期的3院16系500學生70教授發展成了抗戰勝利時的7院25系10研究所2200學生200教授、並與中央大學、西南聯大及武漢大學齊名的民國四大名校。

浙江大學西遷辦學和竺可楨校長的感人故事也足以讓世人知道，民國時期「陰謀論」是基本沒有市場的，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是只對學生、老師、學校和教育負責的，民國時期的校長絕大多數都是熱愛教書育人的自由職業者而非官員，民國時期的教授和教師還都是視錢財如浮雲的謙謙君子，民國時期的大學生還都是滿懷著求知求識再服務國家社會的遠大理想與質樸追求，儒家古訓「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沒有成為他們的嘲諷戲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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