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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走李安「精神童貞」的他是如何走上電影之路的?

上面這張圖是李安在拍攝電影《色戒》處於幾近崩潰狀態時,他去見自己的電影偶像兼精神導師英格瑪·伯格曼時被攝下的一個擁抱。

英格瑪·伯格曼,瑞典著名導演、編劇、製作人,伍迪·艾倫稱他是電影界的全能者,李安多次提起過他是自己的電影領路人。李安看的第一部藝術電影就是伯格曼的《處女之泉》,也正是這部電影讓李安從此決定成為一名電影人,「《處女之泉》不是我最喜歡的,後來還有更喜歡的,伯格曼這個人對我來講,他就像把我的處女拿去一樣,我的世界由此變得不一樣,觸電了。」

伯格曼的電影是別具一格的,是公認的「只有他拍的出來」,有影評人曾說這是因為伯格曼的電影中呈現的人性的淡漠和恐懼隱射出了他自己人生的影子——這話在伯格曼的自傳《魔燈》里得到了印證,他在自傳中寫道,他那管教嚴厲到幾近殘酷的父母,是如何給他帶來了一生的陰影,他的哥哥與妹妹都在這種教育方式下走向了生活的極端:哥哥試圖自殺,妹妹被迫墮胎。而他因為偶然的契機走上電影之路,得以將那些兒時壓抑的情緒與靈感投射到了電影中。

本期微信,分享給你《魔燈》一書中伯格曼描寫自己童年的章節,讀完你或許會驚訝、會心疼童年時曾遭遇過這一切的伯格曼,然而也正是在這樣殘酷的生存環境的對比下,讓伯格曼與電影的邂逅之路變得有如宿命般難得與迷人。

《魔燈》第一章節選

英格瑪·伯格曼

我們的成長過程大都建立在諸如做錯事、認錯、受懲罰、被寬恕和恩寵這樣一些概念上,這些具體的因素凝結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間的關係中。有些東西已被我們所接受,而且我們自認為已經完全理解,在所有這些東西之間,存在著一種固有的邏輯。這一事實很可能造成我們對納粹主義有著驚人的接受力。我從沒有聽說過自由,更不用說體驗自由的滋味了。在這種等級制度的體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門都緊閉著。

於是,懲罰便成為不言而喻、天經地義的事情。它可能是突如其來的,劈頭蓋臉打一記耳光,或是屁股上挨一頓皮鞋;也可能是老奸巨猾的文雅舉止,一代一代傳下去。

如果是尿褲子這類事——這經常發生,並且我總是很容易就尿濕了衣褲——那麼這一天我便要穿上一件長到膝蓋的紅裙子,這被認為是無惡意的取笑。大錯則要受到警告性的懲罰。一旦發現錯誤,這種懲罰便隨之而來。比如,犯錯誤的人要在各種場合向女僕、母親或住在牧師住宅中數不勝數的女親戚中的任何一人反覆地坦承錯誤。

伯格曼曾說拍攝《第七封印》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

認錯的後果是被晾在一邊。沒有一個人理睬你。據我理解,這樣做是為了讓犯錯誤的人希望自己得到懲罰和寬恕。晚餐後喝過咖啡,當事者被叫到父親房間里,在那兒又一次被審問和懺悔。然後他拿出地毯撣子,讓受罰的人自己說該打多少。如數懲罰時,墊上一個深綠色的墊子,脫下長褲和內褲,全身俯卧在墊子上,有人死死地壓住你的脖子,然後使勁地打。

我不會說那種疼痛難以忍受。最令人難過的是這種「儀式」所帶來的羞辱。哥哥總是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過去,母親常常坐在他的床邊,給他洗背。地毯撣子已打破他背上的皮,留下斑斑的血痕。我對哥哥又恨又怕,看到他受到如此嚴重的懲罰,覺得心滿意足。

被懲罰後,受罰人還要被迫去吻父親的手,請求寬恕,以減輕負罪感。雖然你睡覺前仍舊不能吃晚餐也不能看書,但所獲得的解脫感是很大的。

拍攝《野草莓》時的英格瑪·伯格曼

另外還有一種現成的懲罰。這對於一個受黑暗恐懼折磨的孩子是很不愉快的,即將其關在一個特別的櫥櫃里。在廚房做工的阿爾瑪告訴我們,在那個特殊的櫥櫃里有一隻小動物,它專吃頑皮孩子的腳趾頭。我的確聽見有一些東西在裡面移動。在黑暗中,一切都是恐怖的。我不記得我做了些什麼,可能爬在架子上,也可能抓住鉤子懸掛在空中,以免腳趾頭被咬掉。

後來我偶然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於是這種懲罰方式就失去了它的恐怖氣氛。我在櫥櫃一角藏了一支發紅綠光的手電筒。每當我被關進櫥內,就摸索出手電筒,把直射到牆上的光束想像成正在放電影。門一旦被打開,我就馬上閉上雙眼躺在地板上,裝出昏迷的樣子。家裡每個人都感到驚慌。母親懷疑我是偽裝,可沒有發現證據,所以不會馬上給予進一步的懲罰。

其他的懲罰方法是不準去電影院,不準吃飯,只能待在床上和房間里,做額外的家庭作業,用藤條打手,揪頭髮,到廚房去幹活兒(這可是是十分愉快的,在一段規定的時間內沒人理睬你)等等。

現在,我理解了父母的苦衷。一個牧師的家庭彷彿生活在一個淺盤上,避不開別人的眼光。牧師住宅必須得隨時接受教區公眾的批評和談論。父親和母親可謂十全十美,承受著這種不公平的壓力。他們的工作日是無限的,婚姻卻陷入困境中,自我約束像鐵一樣堅硬。他們的兩個兒子恰恰反映出某些特性,這在他們自己身上是被不斷懲戒的。我的哥哥不馴服,不能保護他自己。父親竭力去改變他,後來證明基本上是成功的。妹妹很受寵,很得父母歡心。她以謙遜和溫柔羞怯地回報他們。

我認為自己從這時開始已變成一個最好的謊言專家。我創造了一個外表的我,他幾乎與真實的我沒有關係。我不知道如何把創造出來的我和本我區分開,這種混淆對我的生活和創造力造成了嚴重後果,一直持續到我成年後。有時,我不得不用事實安慰自己:生活在謊言中的人才更熱愛真理。

第一次有意識的撒謊仍清楚地留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成為一名醫院牧師。斯德哥爾摩的小-揚森林邊緣有座大公園,我們搬進公園旁邊的一所黃色房子里。那是一個嚴冬。我跟哥哥和他的朋友在公園溫室邊扔雪球,我們打碎了很多窗玻璃。園丁立即懷疑到我們,把此事告訴了父親。幾場審訊接踵而至。哥哥承認他和同伴幹了這事。我正在廚房喝牛奶,阿爾瑪在烘烤食物,女僕西里走進廚房,接手可怕的審訊。她問我是否參加了這次惡作劇,有些事在初審時我已經否認(由於缺少證據,我暫時得以開脫)。西里開玩笑似的輕描淡寫地問我,是否成功砸中了玻璃。我明白,她想給我設圈套。我用平靜的聲音回答說我只是看了一會兒,扔了幾個鬆散的雪球打哥哥,但不一會兒便離開了,因為腳凍得厲害。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在想,撒謊時要說得像真的一樣。

這是一個決定性的發現。我決定採用莫里哀戲劇中的唐璜那種理智的方式,做一個偽君子。很難說我每次都成功:由於缺少經驗,偶爾還有局外人干涉,我有時會被戳穿。

這個家族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捐助人,我們叫她安娜姑母。她邀請我們去參加孩子的宴會,玩魔術或做其他的樂事。她總是給我們很多昂貴的、令人垂涎的聖誕節禮物,每年帶我們去動物園島觀看舒曼馬戲團的公演。這些表演項目使我處於狂熱的興奮之中:安娜姑母那位穿制服的司機開車帶我們到一所明亮的大木房子里去。神秘的氣味、安娜姑母碩大的帽子、管弦樂隊嘟嘟的喇叭聲、廣場入口處紅色帷幔後面準備魔術的嘈雜聲、獅子和老虎的咆哮聲。在一個深色空曠的圓屋頂下,一個人在輕聲呼喚一頭獅子出場。小丑嚇唬和攻擊它。我在極度興奮中昏昏睡去,又被奇妙的音樂喚醒——一位年輕女人身著白色禮服,正騎著一頭巨大的黑色種馬繞場表演。

我被這位迷人的年輕女人征服了。於是她被納入我的幻想遊戲之中,我叫她埃斯梅拉達(也許那就是她的名字)。我的幻想最終總是從一種危險的境地落入現實。在一個秘密的誓約下,我對一個在學校里和我鄰桌、名叫尼塞的小男孩吐露了心聲。我告訴他,父母把我賣給了舒曼馬戲團,不久我將從家裡和學校被帶走,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埃斯梅拉達在一起當演員練雜技。第二天,我的幻想被揭露和褻瀆了。

我的班主任認為此事異常嚴重,給我母親寫了一封充滿憂慮的信。那是一個糟透了的開庭場面。我被迫倚牆而立,在學校和在家裡一樣受辱。

五十年後,我問母親,她是否記得我賣給馬戲團的那回事。她說記得很清楚。我問她,面對如此大膽的想像,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賞識,或者至少是善意地覺得好笑。一個七歲的孩子希望離家出走被賣到一個馬戲團,為什麼沒有一人詢問其中更深刻的原因呢?母親回答說,我幾次撒謊和幻想已經夠麻煩了。她在極大的痛苦中,諮詢過兒科醫生。他強調,讓一個兒童期的孩子去辨別幻想和現實非常重要。他們面對的是一次無禮和明目張胆的撒謊,必須讓孩子受到適當的懲罰。

我拿哥哥的鞘刀找先前的朋友復仇,繞著學校的運動場追逐他。當一個老師把我們拉開時,我差點要殺了他。

我幾乎被學校開除,還被狠狠地打了一頓。然後,我虛偽的朋友患小兒麻痹症死了,這使我高興極了。按照習俗,全班同學放假三個星期,之後一切恢復正常,這些事都被遺忘了。

(《長夜漫漫路迢迢》劇照,1988)

我仍然幻想著埃斯梅拉達。我們的冒險變得越來越危險,我的愛卻變得越來越激烈。同時,我和班裡一個名叫格拉迪絲的女孩訂了婚,於是,我背叛了忠實的蒂潘——童年的小夥伴。

索菲婭皇家醫院的巨大公園面向瓦哈拉大街,它的一邊是運動場,另一邊是工藝學院。它一直延伸到小-揚森林。當時,建築物還不多,稀疏地散落在四周的風景中。

我逍遙自在地四處遊盪,體驗各種各樣的事情。在公園深處,有一個磚結構的小教堂,引起了我的興趣。負責醫院和小教堂之間搬運的醫院看門人和我有交情,他給我講了大量動人的故事。同時,他還讓我看了很多具不同程度腐爛的屍體。另一個絕對不允許進入的建築物是鍋爐房,裡邊有幾個咆哮的巨大熔爐。煤被手推車運來,再被黑衣人倒進熔爐里。阿登馬套著沉重的兩用馬車,每星期都來幾次。運屍工人身著粗麻布衣,把麻袋背到打開的鋼熔爐門邊。他們常常秘密地把流血的死人器官和切除的肢體扔進熔爐里火化。

每隔一個星期的禮拜日,父親總要在醫院小教堂主持聖餐儀式,那裡擠滿身著黑色禮拜服和漿硬的白圍裙的護士,索菲婭醫院便帽蓋在她們整潔的頭上。牧師住宅對面是索爾赫姆療養院,在那兒居住著很多為醫院獻出終生的老護士。她們像修女一樣嚴格遵守修道院規則。

索爾赫姆療養院的居民能直接看到牧師住宅,而他們正是這麼做的。

老實說,我真想回到童年歡樂和好奇的歲月。我的想像力和感覺都得到充分的滋養。我記憶中沒有無聊的事情,事實上,每時每刻都在爆發著奇蹟,都有出乎意料的景觀和神奇變幻的瞬間。我還想漫遊在童年的風景中,重溫那種光線、氣味、人群、房屋、瞬間、姿勢、音調和事物。這些回憶很少有什麼特殊意義,但就像是隨意拍攝的或長或短的電影。

童年的特權是在魔術和燕麥粥之間、在無限恐懼和極度歡樂之間自由地遨遊。除了模糊的而且常常是無法理解的禁令和規則外,我幾乎無拘無束。例如,我知道自己不能理解時間概念。「你必須真正學會遵守時間。給你一隻表,你應該知道怎樣認識時間。」但時間並不存在,會有什麼東西告訴我,可能是餓了,因為肚子在咕咕叫。

要區分出想像和所謂的真實之間的差別是困難的。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許真的能留住現實。但是,假如有鬼魂和幽靈,我該對它們怎麼辦呢?那些英雄傳說故事都是真的嗎?上帝與天使呢?耶穌基督呢?亞當和夏娃呢?聖經里的洪災呢?事實真像亞伯拉罕和以撒那樣嗎?他真的要割斷以撒的喉嚨嗎?我恐懼地直盯著多雷的版畫,以自身的感受去體會以撒。聖父要去切開英格瑪的喉嚨。如果天使來晚了會發生什麼事?那時,他們只有哭泣。英格瑪陰冷地微笑著,鮮血直流。現實。

後來,發生了電影放映機的事。

聖誕節前幾周。家境殷實的安娜姑母家那位穿著制服的司機,揚松先生,已經送來大量禮物。他們通常將聖誕禮物放在樓下櫥櫃的聖誕禮物籃里。一個包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它是褐色的,有稜有角,在包裝紙上有「福斯內爾」的字樣。「福斯內爾」是位於港口大街的一家攝影器材商店,不僅出售照相機,也出售真正的電影放映機。

我對擁有一台電影放映機的渴望勝過一切。去年,我第一次去電影院看了一部關於一匹馬的影片。它是由一部名著改編的,好像叫《黑駿馬》。影片在斯圖雷電影院放映,我坐在半圓形看台的第一排。對於我,這就是開始。我沉浸在一股經久不息的熱情之中。無聲的人影轉過他們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無聲的語言與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覺對話。六十年過去了,什麼都沒有變,我依舊如此狂熱。

那年晚些時候的秋天,我去看一個學校里的朋友。他有一台電影放映機和幾部影片。他盡心儘力地為我和蒂潘放映了一部影片。當主人和蒂潘摟抱的時候,我被允許給機器搖手柄。

聖誕節是一次瘋狂的發泄。母親用她那雙有力的手指揮一切。在這一連串款待客人、準備膳食、拜訪親友、準備聖誕禮物和安排教堂活動等等的背後,一切都經過細心周密的組織和安排。

聖誕節前夜我們全家在十分寧靜的氛圍中度過。教堂敲響5點鐘時,開始聖誕祈禱,然後是一頓快樂又必須有節制的便餐,接著點燃樹上的蠟燭,朗讀聖經故事,早早就寢(因為我們第二天必須要早起做禮拜,那時真的起得很早)。什麼禮物也沒有得到。但那天晚上是令人歡欣的,是激動人心的聖誕節慶祝活動的序曲。教堂點燃蠟燭,吹響號角,做完早禱儀式之後,聖誕早餐便開始了。到此,父親的職責已履行完畢。他脫下法衣,換上短外套,以最快樂的情緒向賓客作即席詩文演講,唱應景的歌曲,以荷蘭杜松子酒向每個人致意,模仿同僚,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有時不免會想,原來父親也有開朗有趣的一面,包括他那仁慈友善的心以及喜歡熱鬧的傾向,但這一切都被他平時的嚴厲、殘忍和冷漠無情所掩蓋了。我想,在我的記憶中,自己對父親的判斷經常是不公正的。

早餐後,人人都去睡上幾個小時。家中的規矩必須照舊執行,到2點鐘——黃昏剛剛降臨的時候——供應午後咖啡。我們為所有人打開家門,歡迎他們的到來,希望他們能在牧師住宅里過上一個歡樂的聖誕節。有幾個朋友是職業音樂家。午後的慶祝活動,通常是一場即興音樂會。然後,聖誕節輝煌的頂峰到來了:晚餐。晚餐在我們寬敞的廚房裡進行。在此,社會等級暫時被拋在一邊。所有食物都擺放在一個供餐桌上,桌上鋪著手工刺繡的桌布,聖誕禮物分發就在餐廳桌旁舉行。籃子被搬進來,父親叼一支雪茄,端著一杯甜利口酒主持儀式。他分發著禮物,高聲朗讀聖經詩文。人們鼓著掌議論著。所有的禮物上都配有聖誕詩文。

就在這時,電影放映機事件發生了,我哥哥得到了那台放映機。

我立即嚎叫起來。人們大聲責罵我,我鑽到桌下不出來,在那兒繼續發瘋,他們命令我立刻安靜下來。我衝進育嬰室,發誓和詛咒,盤算著離家出逃的計劃。最後由於悲傷而疲倦地睡著了。

晚宴在繼續。

晚些時候我醒了。格特魯德正在樓下唱一支民歌,夜明燈放射著光芒。一張耶穌誕生的場面和牧羊人禱告的幻燈片投射在高五斗櫥上,畫面閃爍著暗淡的微光。活動白桌上放著哥哥的聖誕禮物,其中之一就是那台放映機。它帶有一個彎曲的燈罩,黃銅鏡頭和放電影膠片的齒條是那樣美麗。

我迅速地做出一個決定。喚醒哥哥,提議用我的一百個錫兵交換那台放映機。由於哥哥達格擁有一支龐大的玩具部隊,而且經常和他的朋友們玩打仗的遊戲,於是協議達成,雙方滿意。

那台放映機屬於我了。

這機器並不複雜,光源來自煤油燈,曲柄上有一個嵌齒輪和一個馬爾他十字。在金屬箱後面有一面簡易的反射鏡,鏡頭後留有缺口,是放置彩色的幻燈片用的。這套儀器還包括一個紫箱子,裡面裝了一些玻璃幻燈片和一段深褐色的電影膠片(35毫米)。它大約有3米長,捲成一圈。根據蓋上的說明,這部影片名叫《霍利夫人》。這位霍利夫人是何許人無人知曉,但我後來才明白,她在地中海地區受愛戴的程度相當於愛神。

第二天早上,我躲進育嬰室一個寬敞的衣櫃中,把放映機放在一個糖盒上,點燃煤油燈,光線直射在雪白的牆上。然後我裝上了幻燈片。

一幅草地的畫面出現在牆上。一個顯然穿著民族服裝的年輕女人躺在草地上。然後我轉動把手!對此我是難以描述的。我無法以確切的言詞表達我的興奮。但在任何時候,我都能回憶起幻燈機烤熱後金屬發出的氣味,衣櫃中塵埃和樟腦丸的氣味,以及手握曲柄時的那種感覺。我能看見牆上晃動的矩形畫面。

我轉動曲柄,那個女人醒了,坐起身,慢慢地站起來,伸展開她的雙臂,轉身消失在右邊。如果我繼續轉動,她將再次躺在那兒,然後,又完全精確地重複同樣的動作。

她在移動。

《魔燈》

[瑞典] 英格瑪·伯格曼 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魔燈》是世界電影巨匠英格瑪·伯格曼唯一的生平自述,寫於作者拍攝完《芬妮與亞歷山大》,宣布結束自己的電影生涯的五年之後。與他的影片同樣,本書充滿了生動的細節,透露出強烈的內省。伍迪·艾倫稱之為「天才之聲」。

在這「僅有的一部投入了自己全部文學抱負」的作品中,伯格曼以徹底 的嚴肅性,試圖將自己的創作源頭與歷程和盤托出:童年,父母,宗教,劇場,婚姻與工作。這又是一部現代《懺悔錄》,作者坦陳自己的缺點、恐懼、憤怒,青春期時對於納粹的迷戀,對於性的痴迷,以及導演工作所帶來的別樣愉悅。二十世紀電影史上一些最重要的時刻,在作者回顧自己的生涯時一一重現,他與卓別林、葛麗泰·嘉寶、卡拉揚、英格利·褒曼等同時代人的交往,和對於塔可夫斯基、費里尼等同行工作的評論不時閃耀其間。

《魔燈》這部反傳統自傳,在記憶中前後閃回,彷彿一幅視角宏偉而手法細膩的鑲嵌畫,拼貼出一個來自斯堪的納維亞鄉間的年輕人成長為藝術大師的過程,使讀者得以近距離一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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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丨麻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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