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力量的奔流與升華（中）

（二）主體意識的昂嘆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主體意識愈清醒，內心世界愈豐富，對外界事物的變化愈敏感。心裡一旦失之平衡，痛苦也就愈加強烈。

司馬遷正是這樣一位清醒者與憂憤者。然而，作者的憂憤並非是無可奈何式的自我傷悼，而是在憂憤中見激憤，在平靜中見不平，曲中有直，悲中求昂，時時燃燒著一股勢如烈火的鬥爭激情。

這種鬥爭激情首先表現在書寫手段的獨特上。從作品的體裁來看，屬於書信體，巧妙、別緻。在那個文化禁錮得幾乎令人窒息的環境里，縱有千般愁，萬般恨，也只能在心底里潛滋暗長，因而作者選擇了書信這種簡潔明快的形式，借與友人交流之機抒發苦悶。

而好友仁安時值因事下獄（參與戾太子事件），被判腰斬，生命垂危，必然會引起感情上的共鳴；從作品的內容來看，濃郁的色調中蘊含著急如流水般的散文情感，奔突激蕩，一瀉無餘。

全文的字裡行間處處流溢著一股抑鬱不平之氣。其文辭，其韻勢，其意旨，無不悲歌幽咽，凄楚動人。這裡沒有刀光劍影的砍殺，沒有硝煙瀰漫的炮火，卻在有張有弛、婉曲迴環的痛苦述說中，足以使世俗為之慚愧，使漢武帝為之臉紅。

比起以痛苦表達憤恨的抗議來，作者的鬥爭精神突出地表現在為實現理想而忍辱負重、自強不息的奮鬥上。

這是作者自我價值的體現，是作者人格力量的濃縮，也是作者用行動對不公命運的抗議與征服，成為全篇最為耀目的地方。

作為一位清醒的封建士人，司馬遷非常清楚宮刑對於一個人人性的摧殘與戕害，更明白宮刑帶給一個人的前途和命運。

雖然「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事」（《漢書.司馬遷傳》）,但心靈已遭到沉重打擊的司馬遷絕不會因此而受驚若寵，高尚的氣節也絕不會因為職位的升遷而黯然失色。在生與死的抉擇中，他自然選擇了後者。

然司馬遷的偉大之處，正在於它不是一個只囿於個人榮辱得失的宵小之輩，而是一個在厚積著文化沃土的中華大地上產生與陶冶出來的民族棟樑。

從二十歲漫遊江淮開始，他便在靈魂的深處默默擔當起一副歷史的重任：「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楚梁以歸。」後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記.太史公自序》）。

同時數次隨武帝巡狩、封禪，西至空峒，北出九原（今內蒙古五原縣一帶），東抵遼西，足跡幾乎遍布全國。所到之處，他都帶著濃厚的興趣訪查古迹舊聞，考察山川形勢、風土人情。

特別是他直接接觸到了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了人民的情感和願望，因而在以後的創作中表現出極大的人民性。

司馬遷之所以忍辱蒙垢，受滅毀而無怨，就在於他挖掘和整理這一文化層積的雄心尚沒有實現，成就自己人生理想的宏願還沒有完成：「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這裡既有父親生前的重託，又有受盡屈辱的激憤，更有對炎黃子孫的深沉思索。因而，處困境而不餒，「就極刑而無慍色」。這，本身就是作者人格上的勝利和超脫。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這位「少懷不羈之才」的文化巨匠，經過十四年的艱苦努力與探索，終於在踏上暮年的55歲里，用生命吟唱出了一部劃時代的偉大傑作——《史記》。

這部被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鴻篇巨著，「凡百三十篇」，集文史、美學於一起，在中國的文化園地里第一個開拓性地創造了紀傳體通史的體式，創設了章、表、本紀、世家、列傳五種體例。

洋洋洒洒，縱橫捭闔，追溯滄桑三千餘載。其史料之詳，文字之妙，藝術性之高，巻佚之繁，歷來為文史學家所稱奇，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一朵艷麗的奇葩。

近兩千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象徵。特別是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進步的民主思想和積極的批判現實主義筆法，更給後代學者以啟示。與以往史書相比，《史記》最偉大的成就，就在於它不虛美、不隱惡的鬥爭精神；

在於它求真務實、語帶鋒芒的批判精神；在於它維護正義、同情人民的民本精神。

而且這種精神前後呼應，一脈相承，貫穿於整部作品的始終。作者不僅對漢王朝及其最高統治者予以無情地曝光，而且對人民的起義和反抗予以熱情地歌頌；

不僅描寫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愛國英雄，表現出濃厚的愛國主義激情，而且站在被壓迫人民的一邊，記載和評價了為一般史官所不曾收錄的下層人物；作品除採用互見法對漢武帝的貪婪和無恥予以揭露外，又以歷史巨人的眼光，將孔子、項羽、陳涉等併入世家，顯示出獨有的睿智和鬥爭的鋒芒。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司馬遷名垂千古的響譽來看，他自身的不幸遭遇不過是生命激流中一個小小的漩渦罷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便可以應和著作者的呼吸自豪地長吁一聲：足矣，盡矣，大可以「償前辱之債」了！就這一點上講，司馬遷實在算得上是一個大徹大悟之人，是一個明智與現實的入世者。

然而，作者真的就解脫了嗎？否。願望實現之後，神心如釋重負，羞辱感便更加沉重。「雖累百世，垢彌甚耳！」「居則忽忽其若有所亡，出則忽忽其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於是，「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由一個熱衷國事，意氣昂揚者變為一個對漢武政權徹底失望的冷眼旁觀者。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說對統治者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而對於後人，作者則寄予了深深的厚望，「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將自己的功過是非交予後人去評說。

可以看出，在這篇散文中，作者情感奔騰，大開大合。時而涕淚交流，痛不欲生；時而舒展曠達，淡然平靜；

時而憤激難禁，氣鬱難發，時而理直氣壯，慷慨陳說。這一抑一揚，一緩一急，時現實時超脫的情韻，錯綜交織，蕩氣迴腸，難解難分，但憤激的長河裡始終奔騰著一隻不屈的生命之船。

（三）理性求索的慨嘆

從少年時代的「耕牧」生活開始，司馬遷便受到知識的熏陶，並在人生的旅途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

這一點，與他的父親有很大的關係。父親司馬談，學識淵博，精通天文、星曆與《易經》，好黃老之學，武帝時官居太史令。

曾著文「論六家之要旨」，在批評儒、墨、名、法、陰陽五家的同時，完全肯定了道家，這對司馬遷的成長無疑有著重要的影響。而長期的漫遊生活以及突如其來的不幸遭遇，又加深了司馬遷對人生的理解。

因此，在思想上，他儒、墨、道兼而有之。儒家的積極入世的思想使他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實事求是地為李陵鳴不平，身處「蠶室」而無悔，只求文采表後世；

墨家的淡泊尚賢的思想使他能夠以古人為范，視屈辱為動力，獻身於理想，發憤著書立說；

而道家思想的超然曠達又使他傲視流俗，泰然處之，在理性與人格的追尋中上下求索。這種求索的結果，終於在歷史的陣痛之後，產生了一個具有全新意義的唯物觀。

這種唯物觀的內容十分豐富，但凝結於《報任安書》中，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崇尚價值的人生觀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是作者在經過了漫長的生命審視之後，對人類生存意義所作的概括和總結，也是作者獲得人格勝利之後的喜悅感受。

它不僅是失意者圖強進取的法寶，而且是喚醒覺悟者衝鋒陷陣的戰鼓，給人以生的希望，以博的勇氣。但是，作者並沒有將「泰山」與「鴻毛」的區別建立在流沙之上，而是以現實的人生作為論斷的前提和出發點的。

他從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在作出了這一精闢的論斷之後，列舉西伯、李斯、淮陰侯等九位王侯將相遭危難、受屈辱的實例，並通過自己的分析和評論，說明了勇怯強弱全在於形勢所迫、環境所致。在這個基礎上，作者的生死觀便顯得格外堅實。

對於人生，司馬遷也深知求得知己的艱難，於是發出了「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的感慨，故而有「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之說。這一交友之道似一盞夜行的航燈，會使缺少閱歷者少走多少彎路啊！

而對於榮與辱，作者高瞻遠矚，明察事理，囊括了古往今來一切歷史事實：「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計，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富貴顯達而名磨滅，卓越超常而流芳百世。多麼犀利的眼光，多麼獨到的見解啊！這也許正是作者守志不渝，非改初衷，堅持完成《史記》的精神支柱。

2、注重情感的文學觀

「已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這既是對一切文化現象的洞析，也滲透著對中華民族的深切呼喚。

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文學從一開始便是伴隨著情感的產生而產生，並伴隨著情感的發展而發展的。

魯迅在談到文學的起源時曾形象地說道：「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一起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 『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

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什麼記號留存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

然而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我們的祖先便能從「意」的角度揭示出這一藝術現象的本質，這就使我們不能不嘆服司馬遷的超常和過人。

這裡所說的「意」，即人的思想和感情；「通」，作使動用，有「使……通」，即「實現」之意；「道」即目標和理想。它指出文學創作的過程是人的個體意識受到壓抑時迸發和流瀉的過程，是一種自覺潛在的情感活動。

「鬱結」愈強，「意」愈濃烈。這在文學史上對於無病呻吟之作是第一次有力地滌盪和衝擊。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司馬遷接過了中華民族的深情囑託，將自己的滿腔義憤與熱情融注於筆端，「述往事，思來者」，一部奇峰俊秀的偉大傑作便得以在他的手下誕生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這裡是將文學與社會聯繫在一起來考察的。在指出了文王、仲尼、屈原等七個超常之人以及「《詩》三百篇」的創作狀態後，進一步說明了他們的作品是「情有所鬱結」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學即人學是沒有錯的。

3、否定天命的史學觀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作者將人置於時代變遷的中心，把人民當做歷史的主人。這是對天命不可違的正統史學觀的徹底反叛，也是對天命論的根本否定。

他強調，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通過對具體的歷史現象的反思和剖析，尋找出興衰勝敗的原因，總結出分合演變的規律，為當代統治者提供借鑒。

但這一反思和剖析絕不是對歷史現象的簡單回顧，而是一個高度意義上的歸納和整理。

只有全面地把握歷史，了解歷史，準確地再現歷史，方能構成完整的學說，成為「一家之言」。這種強調責任感，大膽否定天命的歷史觀不失為文史工作者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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