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日記：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 | 短史記

文史 10-04

編者按

：長假期間，我們整理了幾篇舊稿。對看過的朋友，說聲抱歉。節後我們繼續推新稿。祝各位中秋快樂！

圖：1938年，日軍攻佔國民政府軍委會武漢行營

文 | 諶旭彬

一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中國所儲備的槍械、子彈，只勉強可供六個月之需。心急如焚的國民政府，多次向英、美列強求援，均未能得到積極響應。惟有蘇聯，應國民政府所求，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與物資援助。

僅在1937年8月27日，蘇聯就一次性同意，向中國提供價值1億法幣的軍事物資。1938年，蘇聯又應邀向中國派出3000多名軍事顧問，並派遣蘇聯空軍，以「志願航空大隊」的名義，直接參与中國的對日作戰。從1937年到1941年，蘇聯共計向中國提供了1235架飛機、1600門各式口徑的火炮、1850輛汽車和拖拉機、1.4萬餘挺機槍、5萬餘支步槍、1.8億發子彈以及200多萬枚炮彈。為了運輸這些軍火，蘇聯還幫助中國修建了從烏魯木齊到蘭州的公路，開闢了從阿拉木圖到蘭州的航空線。①

可以說，在抗戰初期，蘇聯是惟一一個，願意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有效援助的國家。在公開場合，從1937年至1940年，蔣介石曾多次高度讚譽蘇聯對中國的慷慨援助。譬如，1939年6月22日，蔣介石在給斯大林的親筆信中，曾這樣寫道：

「我國與日本開戰已兩年有餘。得益於您領導下的全體蘇聯軍民的深情厚誼和給予我們的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我們才把漫長的解放戰爭堅持打了下來，為此我們對您深表感激。」②

但在日記這個私人空間里，蔣介石對蘇聯的情感，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表達。1937年12月4日，他曾在日記里寫道：「倭、俄均欲以中國為戰場，以中國為犧牲品。」1938年的元旦，他甚至在日記中，將蘇聯看成了比日本更危險的敵人，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四時起床禱告，蒙上帝指示達羅馬人書第八章。上午團拜後，討論外交自存之道。下午休息，研究外交政策，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

二

蔣介石的這種想法，與蘇聯當時的遠東政策密切相關。

自近代以來，俄國積極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蘇聯成立後延續該政策，更積極地謀求在東北扶植聽命於莫斯科的傀儡政權。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一封密函，最能反映蘇俄的這種野心。在密函里，斯大林指示：

「中國將出現麻煩。我覺得，我們該轉到組織滿洲起義的革命運動方面來了。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務，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當然很好，但這不夠。現在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們要組建兩個由兩個團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國人組成，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機槍等，讓中國人當旅長，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給它們的任務是：發動滿洲軍隊起義，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其餘士兵遣散回家，預先要解除指揮人員)，擴編成師，佔領哈爾濱。積蓄力量後宣布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這樣做是必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並且我認為也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不違背任何『國際法』。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反對同中國作戰，我們的紅軍戰土只守衛我們的邊界，不想進人中國的領土，而如果滿洲內部發生起義，那在張學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事情很重要。」③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兩國正常外交關係的恢復。當時，國民政府的長遠考慮是利用中蘇關係制約日本的侵華步伐；現實考慮則是希望通過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阻止蘇聯承認「偽滿洲國」。

對於國民政府的這一目的，蘇聯通過其在亞洲的共產國際情報網，了如指掌。1932年6月12日，斯大林接到了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送呈的秘密報告。報告中說道：

「我們認為，南京作出這一決定，基本上是因為擔心我們與滿洲國接近。恢復外交關係，而且還要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途徑，目的在於制止我們與滿洲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關係。」

但在斯大林看來，中國沒有侵略蘇聯的能力，所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對蘇聯沒有價值。有價值的，是利用中國這種想要簽約的心理，去刺激日本人，換取日本在遠東向蘇聯做出妥協。所以，得到上述情報斯大林，迅速作出指示：

「我們不應中斷與中國人的談判，而是相反，要繼續並且拖延談判，目的是以我們可能與中國人接近的前景嚇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們急於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為使對日使刺激效果最大化，同時避免副作用，斯大林還特別指示，蘇聯報紙應該公開刊登中國代表抵達莫斯科的消息，但消息必須簡短。談判中，對中國的簽約要求，應該拖延；對中國代表，則應該保持高度禮遇，總之，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向日本。斯大林如此致電莫洛托夫等人：

「我同意對待南京要剋制，但是採取克制立場要做到不把南京人推到日本懷抱。這個問題和事關我們與美國關係的問題一樣，直接關係到日本進攻蘇聯的問題。如果日本靠了我們對待中國人的過分克制和失禮，把南京人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並與其建立統一戰線，又爭取到美國的中立，那麼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將會加快並有恃無恐。所以，對待南京人以及美國人的剋制，不應變成失禮和拒人於千里之外，不應使他們對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鑒於此，應該儘可能給王（註：王增思，國民政府派往莫斯科的代表）禮遇，溫和相待，認真聽取他的見解……第二，我們應該通過蘇聯與南京和美國接近的前景，對日本施加壓力，迫使他們急於和蘇聯簽訂條約。因此，要在我們的報紙上刊登王與科茲洛夫斯基會見的簡短消息。」④

換言之，蘇聯根本不想與中國簽訂什麼《互不侵犯條約》，但在談判中，又一直在用虛幻的希望在吊中國的胃口。

三

「九一八」事變後中蘇之間這次外交博弈中，斯大林所使用的手腕，讓蔣介石印象深刻。如斯大林所料，蔣介石別無選擇，放棄了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無條件與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蘇聯也不受約束地在事實上承認了偽「滿洲國」——允許偽滿在其境內設立領事館。

這種事實上的承認，正是莫洛托夫所謂的「與滿洲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關係」，其目的，乃是故意示弱，以鼓勵日本加速侵華步伐。中日矛盾越深，蘇聯在遠東的國家安全，就越有保障。為達此目的，斯大林甚至不惜下令將中東鐵路出售給日本，為其擴大侵華提供便利的運輸條件。對於斯大林的這些舉措，蔣介石亦洞若觀火，評價道：

「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

但在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在小心翼翼地利用外交槓桿，維繫中國朝野的抗日信心，以免國民政府走投無路對日妥協，然後與日本一道進攻蘇聯。所以，當日軍將侵略的觸角深入華北，打著「華北五省自治」的幌子，試圖製造第二個偽滿洲國時，蘇聯遠東政策的天平，就從鼓勵日軍侵華，轉向了鼓勵國民政府抗日。1935年7月19日，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蘇聯領事館內部會議上，傳達了斯大林的旨意：

「日本已在華北為所欲為，而歐美的對日壓力卻今不如昔。因此，我們要不惜一切手段使中國民眾理解：現在惟有藉助蘇聯的力量才能救中國。」⑤

一面刺激日本的侵華野心，一面刺激中國的抗日信心。

夾在日、蘇兩國之間，國力處於絕對劣勢的中國，自然無力應對這種算計。

四

事實上，淞滬會戰爆發後，斯大林仍在擔憂中日之戰有可能不會發展成全面戰爭——斯大林的擔憂是有道理的，蔣介石確實在淞滬會戰期間一度致力於尋求國際調停——為此他採取了兩條策略。

第一條策略，是在8月21日，淞滬會戰爆發一周後，答應與國民政府簽訂此前遲遲不願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如此，萬一國民政府對抗戰失去信心，轉向對日妥協，這一條約可以約束中國，使其不得與日本一道共同進攻蘇聯。

第二條策略，則是一面拒絕中方關於中蘇結盟的要求，一面由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親自出面，不斷與駐莫斯科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楊傑作深夜長談，不斷向其灌輸信心，使其相信：一旦中國的對日作戰進入生死關頭，蘇聯將會直接參戰。

後一條策略的運作，尤其可見斯大林的精心。

淞滬會戰爆發後，原陸軍大學教育長楊傑，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赴莫斯科執行兩項秘密任務：1、促進蘇聯參戰；2、向蘇聯請求武器與物資援助。

在楊傑前往蘇聯之前，中國駐蘇聯大使、民國著名學者蔣廷黻，已奉命對蘇聯的外交政策作了相當深入的研究。蔣廷黻在1937年4月份向外交部提供的報告中，明確判斷，蘇聯決不可能主動參加對日作戰。報告說道：

「蘇聯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戰政策也。國人切不可有絲毫之誤會。蘇聯當局一面極望吾人抗日，其代表與國人私自談話亦竭力鼓動吾人抗日，然彼輩政府曾未與我國政府說一句負責的實著邊際之話。更可惡者，彼在我國製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與我政府為難，幾至挾我人民以迫我政府。彼所願者，為中國多負責任。蓋中日多事，則日蘇之間，可少事矣。」⑥

楊傑出使之際，中日兩國在淞滬的激戰剛剛開始。對蘇聯來說，當然是希望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越好，最好發展成全面戰爭，這樣就能最大程度地緩解日本關東軍對蘇聯遠東邊境的壓力和威脅。反之，如果僅限於局部衝突，轉而以和談的方式解決，則是蘇聯最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當楊傑率團抵達莫斯科，受到了蘇方極其熱烈的歡迎，同時還被蘇聯當局告誡，此行所談的事項，不必告知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據楊傑日記：

「蔣（廷黻）大使來訪，據稱：蘇聯在不參戰條件下，願亟力援助中國。歐洲形勢，英法美對蘇仍抱畏忌態度云云。蔣昧於大勢，蘇聯方面對彼亦多疑慮，如斯人物折衝外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蔣今日拜會，性質似有偵探我此次來蘇之內容。予以誠懇之態度，不落邊際之語告之。蘇聯政府方面囑予不必以所辦之事告之，其用意如何，雖難揣測，但對蔣之情緒，完全表示一種不滿，可以斷言矣。」⑦

蔣介石選擇楊傑出使蘇聯，乃是寄望於其左傾的政治立場，能博得蘇聯之好感。同僚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等，則大都認為楊傑其人「誇大無實」。顯然，從楊傑的日記里，可以看出，他似乎完全沒有察覺到，蘇聯政府之所以不願意讓蔣廷黻參與到此次談判中來，是因為蘇聯政府長期監視蔣廷黻，很清楚其政治見解已堅定認為蘇聯決不會主動出兵幫助中國抗日。而蘇聯政府正計劃畫一張「蘇聯必定會出兵攻擊日軍」的大餅，來給中國充饑，來防範中國與日本停戰妥協。蔣廷黻的介入，無疑會破壞這一「畫餅」大計。

五

如蘇聯人所願，楊傑將駐蘇大使蔣廷黻完全排斥在了談判之外；同時，楊傑自己也完全墜入了蘇聯人設下的圈套。11月11日，楊傑與伏羅希洛夫元帥談話，伏羅希洛夫告訴他：「蘇聯參戰，目前積極準備，其時期故難定，但可以告訴君者，準備已快了。」當晚，楊傑又與斯大林長談達四個小時，斯大林告訴他：「目前蘇聯尚未到與日開戰的時機」，但是，「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良好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可以與日開戰。」⑧

楊傑將上述談話的內容，迅速轉達給了蔣介石。儘管蔣廷黻一再告誡，不可輕信楊傑的彙報，蔣介石仍然傾向於希望楊傑的報告為真。11月30日，南京城淪陷在即，焦慮萬分的蔣介石，親自致電斯大林，以中國抗戰已至生死關頭為由，請求蘇聯兌現承諾，出兵攻擊日本。蔣在電報里說：

「伏羅希洛夫元帥轉史太林先生：閱楊上將傑報告，及張委員沖面述，先生對華友愛之篤與關懷之切殊深感焉。中蘇兩大民族，本為東亞和平之兩大柱石，不惟利害與共，休戚相關，而且暴日為共同唯一之敵也。中正屢蒙垂顧，當此存亡之交，故不辭冒昧，乃敢直言而道。中國今為民族生存與國際義務，已竭盡其最大最後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切盼友邦蘇俄實力之應援，望先生當機立斷，仗義興師，挽救東就亞之危局，鞏固中蘇永久合作之精神，皆維先生是賴也。迫切陳詞，尚希垂查，盼復。蔣中正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於南京」⑨

對於蔣介石的請求，蘇聯方面故意表現出一種「憤怒」，指責楊傑扭曲了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談話的原意。12月4日，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聯名致電蔣介石，嚴正聲明：

「蘇聯政府之方針：假使蘇聯不因日方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是將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馬上改善。」

中國首都南京陷落在即，蘇聯已不必擔憂中日衝突只是局部戰爭。斯大林這封電報，實際上等於明確告訴國民政府：只要日本不主動攻擊蘇聯，蘇聯不會對日參戰。至於此前與楊傑的多次談話中所做的「承諾」，不過是楊傑的理解有誤罷了。

斯大林親手製造了國民政府對「蘇聯出兵日本」的希望，也親手斷絕了這種希望。當然，來自蘇聯的武器和物資援助並沒有就此斷絕，而是一直持續到了1941年。這些援助，是國民政府能夠堅持抗戰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同時，國民政府也很清楚，這種援助背後，有著極為深邃的用心。這種用心，駐蘇聯大使蔣廷黻，已一再報告陳述：

「蘇聯希望遠東爆發戰爭。此種戰爭將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進攻蘇聯的隱憂。一旦此一目標達到，蘇聯在外交戰略上則予中國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數量僅僅使中國能繼續抗戰。」⑩

如此，自不難理解蔣介石日記中的「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之語。中蘇之間這種充滿利益算計的合作，註定是脆弱而短暫的。當然，國與國之間，充滿利益算計的合作，也註定是普遍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取代蘇聯，成為了援助中國的主要國家，國民政府也將在這場援助中，繼續體驗被大國作為棋子利用的痛苦。

注釋

①蘇聯援華物資統計，有多種不同版本。此處採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2卷（莫斯科1974年版）的數據。轉引自：（俄）烏索夫，《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2013，P239。②蔣介石1939年6月22日給斯大林的信。收錄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總第17輯》。③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信，1929年10月7日於索契。收錄於《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 1927-1931》，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P187。④（俄）烏索夫，《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2013，P197-203。⑤鹿錫俊，《蔣介石與1935年中日蘇關係的轉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⑥蔣廷黻關於中蘇關係問題致外交部報告底稿，1937年4月。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外交 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P1427。⑦楊傑日記，未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檔，全宗三0一八，卷74。⑧《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P334-336。⑨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 1917-1949》（中），中國黨史出版社，2009，P82-83。⑩《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P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