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不承認IS對賭城慘案負責，那誰該負責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10月1日晚發生在賭城拉斯維加斯空前但未必絕後的槍擊悲劇，初步統計已經導致59人死亡，527人受傷。雖然槍擊案在美國已成常態，整個世界都日益麻木，甚至時事評論者也都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但這次過於慘重的傷亡，還是超出了和平時期這個世界所能接受的底線。

應該說，提供安全這一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是一個國家和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也是衡量一個制度優劣的標準之一。2000年我第一次到法國時，很驚嘆法國治安之良好，勤工儉學的女同學深夜也敢自己走回來。但僅僅十幾年，這一切都已成為過眼雲煙，相反當外國留學生和旅客來到中國時，輪到他們讚歎中國之安全。

歐美雖然都喪失提供安全這一公共產品的能力，但原因則並不相同。概括而言，傳統和制度是美國一起起悲劇的元兇。

歐洲移民殖民美洲大陸時，就面臨猛獸和印地安人的威脅，持槍自衛便逐漸成為傳統。後來為了贏得獨立，當時沒有國防軍的十三個殖民地不得不全民皆兵。建國後，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侵害個人的權利，持槍自由便延續了下來，並在憲法上予以保障：在隨後的憲法修正案中，專門規定「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

後來美國進入崛起的工業化時代，也同樣出現了任何國家都無法避免的「混亂」時期。著名歷史學家埃瑞克·霍布斯鮑姆在其名著《資本的年代：1848-1875》中把當時的美國定性為世界上最無法無天的地方，腐敗猖獗，私人僱傭的「警察」可以任意處死罪犯，整個美國沒有歐洲意義上的政府，結果人人自危，人人自衛，美國家庭不得不持有槍擊的傳統就定型於這個時代。

但問題在於，今天的美國早就沒有了上述威脅：三權分立制衡的民主制度已經成熟，軍隊完全中立化，不可能有任何一屆政府對國民施行暴政，不可能有任何外國武裝力量入侵美國，美國政府早已承擔起維護社秩序和安全的責任，印地安人也早就銷聲匿跡，猛獸也早變成需要保護的動物。但持槍自由的危害卻日益顯現。近二十五年來，極其慘重的槍擊案高頻率上演。2016年6月，在一所同性戀酒吧發生的槍擊案造成49人死亡。這個空前紀錄僅僅一年之後就被賭城慘劇大幅刷新。

2012年在聖誕節前十天美國發生一起槍擊案，雖然傷亡人數並非最嚴重，當時卻深深震撼了全世界。許多國家都打破常規甚至政治立場而表示哀悼。比如一向把對外講話只限於英聯邦國家的英國伊麗莎白女王，當晚也向時任總統奧巴馬錶示她的驚愕和悲痛。伊朗通過外交部發言人也對這起事件進行了譴責。因為那一次，悲劇的主角是一群5至7歲天真爛漫的幼兒園學童，他們正強烈期盼著一年一度聖誕老人的來臨。面對悲劇，世人只能這樣祝福他們：天堂里沒有槍！

按說，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面對一個有著極其嚴重後果的傳統，這一切早就應該改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條款早就到了檢討、修正甚至廢除的時候了。

如果放眼全球，允許個人持槍幾乎是美國獨特的個案。在我所在的治安極為糟糕的巴黎，曾有一次搶匪公然在舉行婚宴的酒店門口大肆搶劫，報警也遲遲不見警察蹤影。後來一位參加婚宴的華人忍無可忍，從自己車中拿出一把槍將劫匪擊傷。不料警察聞訊立即趕來。完全沒有此前拖拉的風格，先將這位華人以非法持槍罪拘留，劫匪反倒成了次要。不過從這件事也可看出法國公共部門對槍支的重視程度（其實報案時應該謊稱有人持槍搶劫才有效）。

但在全球都認為是很自然而且也必須做的事情，在美國要想修改一下卻比登天還難。2012年桑迪胡可校園悲劇發生後，「美國步槍協會」執行副總裁韋恩·拉皮埃爾召開記者會，聲言堅決反對任何槍械管制，繼續支持更多的美國人擁有槍支。令人稱奇的是，他竟然還得到更多美國民眾的支持。相反，理性主張禁槍的人卻連說話的權力都可能會剝奪、喪失。比如，美國CNN電視晚間訪談節目英國籍主持人摩根（顯然他以為自己是外國人可以觸碰一下美國的禁忌），在節目中呼籲禁止大殺傷力武器，便遭到很多美國人的攻擊，四萬八千人聯名上書白宮網站，要求把摩根遞解回英國，完全無視言論自由也是美國憲法保護的權利。

需要說的是，這一次發生在賭城的慘案之所以能夠創造歷史紀錄還是有一點特殊性。因為賭城所在的內華達州對槍支管理的太過寬鬆：允許人們攜帶槍支卻不必註冊為持槍者。當人們購買槍支時才進行背景調查，也允許私下出售槍支。州政府也不禁止進攻性槍械，其中包括自動或半自動槍械。更重要的是購買彈藥也沒有限制。所以行兇者才能攜帶如此之多的武器進行長時間的殺戮，也才導致如此空前的慘痛後果。

應該說，任何國家都不完美，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面對矛盾，衝動和非理性也是人類常有的狀態。所以如果一個國家再有持槍自由的傳統，那麼大規模悲劇就不可避免。今天的美國，每年有3萬人成為槍下冤魂，20多萬人受傷，平均每天就有80多人喪生，其傷亡人數遠遠超過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陣亡的士兵。客觀而言，雖然持槍自由的文化和傳統是元兇，但美國制度和這種文化的結合則導致了一種惡性的放大作用，也是它根本不可能改變的根源。

美國雖然不是一人一票直選國家領導人的民主體制，但也和西方其他國家一樣有著同樣的政治特點：即政治權力臣服於資本和大眾。大眾有選票，資本能夠提供必須的政治獻金。但在今天的美國，三億人就有兩億人持槍，誰要禁槍或者限制持有槍擊，在政治上就是自殺。歸根到底，在美國這種制度的國家，即使政治精英想明白了要進行改革，但如果多數民眾不理解不支持，那就絕無可能。

但要讓一個國家多數普通百姓都要想明白和理解，這是難度多麼高的事情。由此也可見在美國這種體制下，要想改革是多麼的困難。美國歷史上有幾次大的改革，往往都是到了爆發全面危機的時刻。比如1929年經濟大危機，舉國上下陷入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只到這個時候也才有變革的羅斯福新政。這種只能靠全面危機才能進行變革的制度，如果面對的是蘇聯這種連危機都無法促使改變的制度，還有可取之處，但面對中國這種努力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的制度就落後太多了。

不過即使民眾理解了，同意改革了，美國還要面對資本的阻擊。我們知道在奧巴馬成功連任之後，不再受選民約束的他決定對持槍造成的悲劇進行改革，這還被列為他的兩大施政重點之一。而且他的切入點也非常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學發生20名幼童被槍殺的空前慘劇。帶著巨大的同情和占居道義高地的優勢，他為控槍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資源。就在參議院投票前兩周，奧巴馬不僅親自帶領數名康州校園槍擊案遇難兒童家長來華盛頓，參與對國會議員的遊說工作，而且他還做了重大的妥協：禁止攻擊性槍支與大容量彈夾銷售就從他的控槍方案中消失了。

當地時間1月5日，奧巴馬在頒布新的控槍措施時潸然淚下。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然而，最終奧巴馬還是不出意外的鎩羽而歸，這一次是敗在了資本手裡：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中，只有三個人沒有收槍擊協會的錢。而且奧巴馬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不需要選舉了，可以擺脫大眾的控制，但國會選舉又快要到了，國會議員們必須要考慮自己的選票。

關於資本力量的恐怖和扭曲，可由悲劇發生後槍支製造商（史密斯-韋森、RGR）股價大漲體會一二。如此慘重的傷亡，竟然成為槍支製造商獲利的機會，這簡直是美國版的吃人血饅頭。而只要發生大規模槍擊悲劇，這一幕就會上演。死傷的永遠是百姓，獲利的則永遠是槍支製造商。馬克思曾說資本「只要利潤超過百分之五十，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當面對這空前的人間慘劇，槍支公司應該在彈冠相慶。只是在今天的美國，如此荒謬的一幕一而再周而復始的上演。

美國獨特的持槍傳統，再加上這種政治失去獨立性的制度，就導致了一起又一起規模也越來越大的悲劇。其實從一個國家宏觀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失去發展和變革的能力才是更危險和更大的悲劇。當然，如果以美國歷史為鑒，它終究有一天還是能改革的，只不過那將是以前所未有的災難為前提和代價的，美國人民的磨難還只是剛剛開始。賭城59條鮮活的年青生命也和過去以及未來的生命一樣，再一次白白地流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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