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范仲淹寫《岳陽樓記》說起
范仲淹沒有登臨過岳陽樓，他是根據好友滕子京寄來的《洞庭晚秋圖》，展開聯想，揮筆而就《岳陽樓記》的。這似乎有違於我們的創作理論，怎麼沒有去過岳陽樓，卻能寫出如此優美的千古絕唱呢？
范仲淹作文前雖然沒有登臨岳陽樓，但我相信他一定檢閱了地圖。「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這是靠讀地圖就可以解決的。老范參考的第二個資料是滕子京提供的《洞庭晚秋圖》，文中「銜遠山、吞長江」就可從此圖獲知。當然，熟讀前人詩文的范仲淹一定還參考了唐以來有關岳陽樓的題詠與描述，「前人之述備矣」，是他明確的彙報。在掌握這三種資料的前提下，老范確實可以虛構名文了，此其一。
其二，文中二、三兩段所寫「淫雨霏霏」與「春和景明」兩種不同景色，表面看來極為具體，其實是一種完全大路貨的鋪陳。寫陰風怒號時的一段，放在鄱陽湖也說得通，放在錢塘江也說得通，放在長江三峽也更說得通。此段描寫並非要點出岳陽樓異於其他，這個描寫的宗旨是寫出景色之悲，環境之惡。寫洞庭湖春光明媚那一段也是如此，放在我們西湖這裡也說得通。因為老范描寫的目的是為了突出景色之美，心情之佳。既然這兩段只是為了說心情受環境之影響，那麼悲景樂景的描述就完全可以概念化，典型化。也就是說只要具有典型意義的詩歌意象在文中適當呈現，完全已經夠下文得出觀點了，而典型意義的詩歌意象，可以通過閱讀在中國的古詩文中先得，不一定要去實地感知。
第三、《岳陽樓記》的不朽，很大因素是靠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第二句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體現的思想，剛好和作者是否要登臨岳陽樓無關。
那這兩句話和什麼有關呢？和范仲淹的經歷、人品有關，所以他是不用登臨岳陽樓了。我們來看老范這篇美文的創作思路：
先說洞庭湖的美「前人之述備矣」，但遷客騷人來此，覽物之情還是會不一樣。顯然他要創新，說不一樣了。緊接著他卻沒有馬上說不一樣，而是巧妙引入登臨岳陽樓所見悲景樂景，說多數人心情是受環境影響的，但古代的仁人卻不一樣，他們不會因環境而改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樣自然引出一個問題：他們什麼時候快樂呢？作者馬上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全文的主題至此顯豁。
我們馬上明白，作者的主題其實與寫什麼樓都沒有關係。這就是他不需要去實地而能寫出名文的根本原因。我們或者可以這樣理解，是岳陽樓有幸，剛好范仲淹腦中形成這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思想時，它湊了上去。這種現象，符合蘇東坡所說的「外枯中膏」之創作法則，即藝術家一旦有一個成熟的創意，石頭、枯樹、野花、香草都可以成為他寄託胸臆的載體。也就是說，好的藝術作品，完全可以虛構。蘇東坡本人在科舉時就有這麼一例。宋嘉祐二年（1057）蘇軾應禮部試的策論，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得主考歐陽修、梅聖俞青睞。但文中說論「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之史實，兩位大學者都沒有看到過。十年後，他們同朝為官，一次酒會，梅聖俞問起蘇軾，這個事例出自哪裡，東坡說全是虛構，因為堯這樣的賢君必定會如此做的。歐陽修、梅聖俞當場嘆服。
如此看來，寫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提高作者的思想。有思想之人，所見萬物即可「無意不入」，沒思想的人，就是真能「坐地日行八萬里」，他也無話可說。這就是我們要用中國歷史來武裝中華少年的初衷。我們想讓學員看到社會事物、社會現象時，要像范仲淹、蘇東坡那樣「有想法」，那麼，說不定哪一天他們的《城隍閣記》、《雷峰塔記》、《樓外樓記》就紛至沓來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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