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以及早期的傳播發展

佛教是如何進入中國？又是如何被中國人接受的呢？佛教宣傳的觀念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教育的觀念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佛教被中國人接受其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佛教要求他們的信徒禁慾，而傳統的觀念是：「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樣一種行為在中國儒家看來是極大的不孝。還有佛教要求信徒剃度，而傳統的儒家觀點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儒家獨尊后的傳統觀念，人們對它接受的是根深蒂固的。佛教要求要出家的人要和世俗的關係完全斷開，沒有所謂的父母和親戚關係。這樣一種外來文化是如何被中國所接受？佛教如何在這樣一種尖銳衝突的情況是成為我國的傳統文化的?

關於佛教傳入的時間和方式有很多的記載，有些記載之間是相互衝突的。其中比較可信的傳入方式是兩條路線，一條是陸路，由中亞傳入中國的新疆，然後再深入中國的內地。另外一種是海上路線，是由斯里蘭卡、馬來半島、越南等地到達廣州或東部沿海地區。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也就是北傳佛教為主。

傳入的時間有兩個時間點比較重要，一個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另外一個是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三國志·魏書東夷傳》注引《魏略》載：「天竺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這是佛教文化傳入中國的最早的文獻記載。

到了東漢明帝時期，明帝派使臣到西域尋找高僧，一位叫作迦葉摩騰，另外一位叫竺法蘭。請他們到當時的都城洛陽，這兩個高僧就隨著使臣，牽著白馬馱著佛經就來到了當時的都城洛陽。迦葉摩騰在洛陽翻譯的第一部經書是《四十二章經》，這部經書不是一部完整的經書，而是對於各種佛經的一種摘錄。從此不斷有西域的高僧來到中國內地傳播佛教、翻譯佛經。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公元前2年，佛教文化開始傳入中國，而在公元67年這一年，佛教進入了中國內地。當然對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在學術史上還有很大的爭議，但綜合兩種說法，一般認為佛教傳入中國在兩漢之際，約公元1世紀時。

佛教大約是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而這個時候恰恰也是儒家獨尊后，儒家文化盛行的時間。佛教傳入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急於宣傳佛教，而是選擇翻譯佛經，之後就不斷的有高僧來到中原加入到翻譯佛經的隊伍之中。早期的佛家傳播主要是以翻譯佛經為主。翻譯佛經的高僧代表，東漢時期的安世高和支讖，三國西晉時期的支謙和康僧會。早期的佛經翻譯也有一些問題，早期的一些高僧有些是憑記憶來背誦佛經的，有些帶來了梵語或者是西域不同地區語言的佛經，但往往肯定有記憶不全的地方，翻譯中存在的問題就是翻譯不全面。

其次，翻譯的過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而這些外來的高僧首先要學習漢語，在早期的翻譯在語言之間的交換往往不是很流暢。之所以翻譯不流暢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佛教的理論、觀念、範疇怎樣翻譯成漢語的問題，很難找到與之相對於的漢語辭彙。最後他們找到中國道家文化裡面有許多的概念、觀念和佛教的觀念比較接近，所以他們就常常藉助道家的概念來翻譯佛教的術語，並把道教的神學方術來作為佛教的宣傳方式，以至於有些中國人把佛教和道教混在一起。

正因為早期佛教的傳播困難，佛家不得不依附中國傳統文化來宣傳佛教。東漢時期佛教就依附於黃老之學，因為佛教和道教有些東西比較接近。東晉時期，玄學比較興盛，這個時候佛教選擇依附於玄學。玄學喜歡談「有」說「無」，與佛教裡面有一個類別的思想比較接近，那就是般若學，是大乘佛教的思想。般若經的核心是「空」，早期的翻譯中就把「空」翻譯成「無」。佛教這樣一種依附於道家、玄學有利於佛教的傳播的，同時也有利於當時的人去接受和了解佛教。雖然有一定的誤讀。

佛教在東晉的時候走向興盛，佛教進入中原到東晉一共經歷了大約300年的時間，這在300年之間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艱難，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非常小。然而到東晉的時期，許多的名士志士都與佛教有關係。佛教為什麼會在東晉時候盛行呢？首先，玄佛合流為佛教的興盛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時機。從曹魏到東晉之間，玄學的發展已經到達了一頂點，需要為玄學注入一種新的力量，這個時候佛教、佛理成為了玄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次，東晉時期佛經翻譯也到達了一個高度。這個時期西域龜茲國一名高僧鳩摩羅什來到中國翻譯佛經，鳩摩羅什當時所在的長安地區，佛法盛行的地方，而他本身翻譯的佛經也很好。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有《金剛經》、《維摩詰經》、《十二門論》等等，鳩摩羅什翻譯佛經比早期的翻譯要完整，對於佛理的把握十分準確。鳩摩羅什將佛經的翻譯推到了一個新高度，為中原地區了解真正的佛法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三，佛教在東晉時期走向興盛，與當時許多人西行求法是非不開的。最早去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是三國時期的朱士行，再他之後還有很多人踏上了西行之路，比如在他之後的法顯，他在公元399年從長安出發，歷時15年到公元413年回到了建康。他們的西行活動，對於佛教文化在中國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無論是玄佛合流提供了一個很高的平台，還是佛經翻譯達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還是西行求法起到了一個促進作用，都沒有解決一個問題就是佛教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中國的本土高僧。其中，最有名的高僧道安，他提出：「不依國主，法事難成」可見，當時佛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中需要皇權的支持，這與佛教在印度的傳播過程是不一樣的，這就是佛教本土化的一種傳播方式。他同時告誡他的弟子們要用這樣一個方式去傳播佛教，其中他的一個弟子慧遠就是遵照師父道安的一種傳播思路。

佛教和儒家之間有很多具體的觀念是相互衝突的，其中解決這個一個問題的就是道安的弟子慧遠，他採用的方式是調和佛儒，他是如何調和佛儒的呢？慧遠讓人們換一個視界來看待佛教，他強調佛經中其實也講孝道、也講忠君。佛教的一些行為和追求的目標其實是和忠孝在更高層面是一致的，比如從個人來說，個人為家人求超脫不正是一種孝道的表現嗎？慧遠的這樣一種說法本質是和佛教的理念是相違背的，但他為了調和佛儒採取這樣一種說法，有利於人們的理解，特別是當時的統治階層接受佛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就是為什麼佛儒之間存在著具體的衝突，但人們還是能接受的原因。這也是佛教真正走向繁榮重要的一個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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