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一批有大方向感的書法家應為當代書壇的嚮往

造就有大方向感的書法家

文/朱以撒

「您除了寫字之外，還持續地在哪些方面進行學理性的研究並形成文字篇章？」 如果以這個題目考量古代書法家，也許一轉身就拿出一迭研究成果來，不是文論、史論就是政論，或者還有詩、詞、歌、賦。

而如果以此考量當代書法家，除了寫字之外，則不知有多少人可以從容應對。

和密集的書法展覽相比，中國書協舉辦的國學高研班讓人感到了希罕。這顯然是另一個方向的追求，是引導當代書法家、尤其是青年書法家除了參加展覽爭奪金牌銀牌之外，對另一個方向的學習的注意。儘管這樣的引導不可能像書法展覽那般規模、人數，也不可能就此被廣大書法家倚重，但是它還是能引起我們的思考。

何謂國學，一言以蔽之，本國之學術文化。其實一個人呱呱落地，他就存在於國學的氛圍中了，接受千年來國學有形無形、顯性隱性的滋養。對於書法家來說，國學中的文、史、哲、美四大塊是最為重要的。書法藝術是美學中的一小部分，而書法技法是書法藝術中的又一小部分。執著於書法技法，實際上只是吸收了國學成分中一個十分微小的部分。光靠這一部分地掌握試圖拓寬自己的藝術識見，可想而知是艱難的，因為缺乏廣博的學識、遠大的視野，把自己拘囿於一個很小的空間里、很狹隘的走向上。如果一個人在青年時期如此地熱衷技法，對大賽大展充滿熱情，或許還好理解--趁年青氣盛建立名氣，通過競賽來滿足自己的理想是很自然的事，似乎不可責備。如果說一個人近中年還如此，可能就顯得思路淺顯志向平近了。書法家除了技法，還是有許多待於學習的、充實的。我們需要尋找一個方向，它是一個培養書法藝術家的方向，而不是只培養書法技術家。因此一位有志於書法藝術的人，一定要超越對技法的迷戀，培養對於國學熱愛的情懷，有一種為此而積極努力的行為。逐漸地培養一種大書法觀，深廣觀照人生與藝術，提升個人的精神界和審美價值觀。

如果這一追求是正確的、正大的方向，那麼，又是什麼在阻礙這種追求的願望，使對國學的學習在書法界無法形成一種個人自覺呢？

首先是審美價值觀的偏差。對於古代書法家而言，國學這一方向是毋須強調的。古代社會就是一個國學盛行的社會，孩童始即與國學親近，如黃庭堅幼年時代起即覽六藝、老、庄、內典和小說雜書，亦寫詩作文、鑒賞古書畫。他成為文壇、書壇大家是一種必然，因為有這些足夠條件在支撐，決非浪得虛名。這種學習在古代社會並非孤例，人皆有此追求，是一位文人自然而然的必由之路。因此書法家首先要成為一名熱愛國學經典、懷抱經典的文人，以此為自覺行為，其次才是善於書技。當代書法家的審美價值首先倚重書法技法。人有實現個人理想的願望，尤其是當代書法家，以技法勝可為天下知，是一種顯效行為。相比較，國學的學習是內在的，緩慢積累的、潛藏於內的，甚至是不足以對外人道的，是個人精神自需。這也使許多人，尤其是青年書法家，無此審美價值觀念，更不可能以此為方向投入時日與精力。學習對一個人來說是很私有的，選擇什麼樣的學習方向也純為個人取決，除非個人覺得需要更換另一個學習方向了，否則，個人價值觀的慣性是難以轉捩的。

其次是精神生活之快難以適應學國學之慢。慢生活，慢國學，它的滋長是應和它的時代的。繼承既往的優秀傳統也就需要有相應的精神生活環境、秩序、節奏。如果一個人在疾馳的馬背上，要細細研讀國學，怎麼可能呢？高雅的精神生活是世俗生活的提升、質變，很細密、沉著、精緻，是沉思狀態的。當代社會生活之快捷，書法家的精神生活更快，忽略了原本細讀慢品、思考求索的作用，也就只能做一些快事，如選擇書寫，筆走龍蛇的草書。宋理學家陸九淵認為靜坐修養是保養本心得以自主的重要方式，強調保持本心的自主，也就是明心。如果作為一個當代的闡釋，它的合理之處在於可以激活時下精神生活式微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體驗相對的慢生活，即精神運動狀態之慢--個人的精神生活需要與此時的快速度錯位，否則，對於國學的問學、思考、消化都是無從落實的。經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的存在，由於時序發生了變化，閱讀和理解出現了一些阻礙，必須以慢精神生活的坦然、安和、寧靜、清凈態度來進行方能有所得。清人袁枚認為：「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是很明徹的道理。只有個人具備了定力，不為外在所擾、所困，才可能具備親近國學的態度，進而實現這一方向的拓展。否則，個人精神永遠難入乎其內，永遠和國學隔閡，無法運用這一傳統經典資源在當代進行轉換。

其三是書法家的思維水平和閱讀水平的低下，以至自身難以進入。有心於國學，卻無力閱讀，離開原著，只能聽說，聽於丹說，聽某些專家說，讀翻譯過來的白話文，至於與原著是否疏離，則無從說起。如今青年書法家大都大學學歷，甚至研究生，看似很高，但是古代漢語、古典文學素養，能力很弱。中文是社會科學的基礎，基礎薄弱，遑論國學的學習與研究。書法家中普遍存在少文心、少文氣、少文才、少文采這「四少」。文史哲美，首先要具備文的能力，才可能重探經典、挖掘經典。書法院系對於學生的培養，都著力於書法自身，尤其重技法，卻一直沒有多少中文水準。這方面的彌補在日後又顯得十分被動、困難。因為慣性已經形成，忽視中文、不屑中文，從而視國學經典為畏途。由於中文的缺失，閱讀難以進行，而自己對於藝術之見解、感受、體驗，也無從以文字的形式進行表達，不懂詞性、詞義，不懂文法邏輯、秩序，不懂立意、運思、引經、據典。沒有文，何來化？

書法學習是一個十分崇古的過程，只有面對古典，與古典比照，才能得出差異，從中尋找可以構成改進的方式。因此學古人什麼是有講究的，是不可狹隘地學習古人之技而無視其他。當代由於資訊發達，審美作橫向的對比意義顯得不足，在流行書風之下，橫向比較大抵一致。只有把實踐活動與古代書法實踐相比，才可能從新的角度探討某一些審美活動的缺失或不足，從而引起重視。可以明顯地發現，古代書法作品中的書卷氣、文雅氣、儒雅氣、斯文氣是十分充足的，這些氣息決定一件作品的品位。即便是狂草，也是文氣含納其中。正是這種氣息的衡量，可以斷出古今。許多古代名作都有如此氣息，讓人感到優雅於其中，氤氳不散，閱讀多了也能移情潤物，悄然沁入。當代書法倚重行草，技法嫻熟飛動，字裡行間卻有矜技、揚技之思，十分顯耀，使人對於外表的張揚印象深刻，書技充盈，也就遮蔽了其餘。這也使當代書法作品更傾向於多動少靜，多俗少雅，多野少文，多奇少正，多縱少斂，甚至透露出乖戾氣、淺薄氣、艷俗氣、江湖氣。作品幅式遠遠地大於古人了，把一個人的空虛、浮淺也放大了。幅式大只是對視覺的刺激，有外在的震撼，但要長久經得起品味，還須內在有物，有一些傳統文化中的文雅溫潤之物，決非外在的咄咄逼人可以了事。以民國時期的書法為例，整體水平並不高，儘管人數眾多，還是少了領袖群倫的人物。百年過往，與今日的書寫狀態相比，民國書法還是多了一份敦厚、莊重、安然、豐潤之氣，是有文氣貫於其中的。而今日顯出了輕佻、艷俗，尤其把一件作品裝飾成一片花，更是讓人覺得淺薄、小家樣式。在用技方面，讓人覺得民國書家是有所保留的，沒有大肆揮霍的用意，更不因技傷文氣。文氣在作品中上升為主要，讓人讀罷看到了技，更看到了技以外的要素，譬如文氣，化解了運技的過度、造作，使之協調、渾穆。一個人自幼沾溉了文氣，積累沉澱，百事可為，筆下定是另一種氣象。那個時代的人的這種內在生存需求是一個整體的、作為集體生活的需要，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把握文、運用文，而沁入書法家精神之文，也必然在言說、書寫實踐中表現出來，成為一個時代的印記。而一支沒有文，或缺乏文的書法隊伍，它只能在技上大做文章了，把它提到不應有的高度來認識、運用。一個社會有一個社會的審美消費價值判斷，環境因素對書法家的趨向的推動，是一個無形而巨大的力量。趨技棄文就是這種力量推動的結果。人們傾向於、熱衷於言技、用技、競技、傳技，也就不喜文，不說文，不用文。一支厭文、短文的隊伍，它的單薄是可想而知的。宋人陸遊曾經說過：「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並認為：「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可見在古人眼中，一個人有文無文，構成境界、格調上的霄壤之別，完全可以從文來判斷。

在技與文的關係上，作為古人，文重於技，作為今人則技又遠遠重於文。書法家為現實中人，比一般人更知曉書技的現實性。它能夠充分展示進入現實空間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的空間很大，都可以由技來達到聲名的實現。而重文卻沒有這個可能，或者可能性很小。這也是技唯上的原因。因此技會遮蔽和遺忘更多的可能性，使一位書法家個人的素質達不到豐富性，無能力閱讀經典，無樂趣研究經典，因為無文而進入不了任何古典學問的空間里。不豐富必然單薄、單調、單一。古人重文是一種普遍現象，「唯有讀書高」是一種共識。這是舊模式的精神生活方式，受制於技者少，而由重文達到個人素養的充實、豐滿、博大，就擁有了一個自在而豐富的世界。儘管時日遷變，我們對於價值譜的排列--如果能夠進行排列的話，無疑是文在前而技隨其後，這是更有利於書法家的正常成長的。

中國書協顯然看到了這方面的缺陷。國學高研班的舉辦意在填補這一缺陷。每一位書法家都有自己的書法史，書法史能否形成持續地發展、遞進狀態，是取決於個人的。一次高研班的國學學習，只能做為個人的一個引子，轉回頭下細緻的功夫，使自己逐漸成為有學識修養的書法家，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內蘊。所謂國學立人、國學育人就是這個道理--朝著一個大方向發展，沛然廣大，蓬勃充實。如何培養書法家對於國學的熱愛、自覺，不是輕易地事。我們所處的環境，影響我們的外在力量甚至強過書法家的內心，放不下技法帶來的現實的功利價值。劉禹錫認為：「風行草偃，其勢必然」，有誰能兀立於風中呢？要擺脫狹隘的實用功利，而萌生自覺學習國學的動力，形成書壇實在的國學熱，還是需要長時日地期待。

狹隘的功利主義者總是把學問分為「有用」或者「無用」二種，取其有用而棄其無用，是很典型的機械的審美觀和價值觀。就目前來看，技法就是有用的，追求者眾。國學的學習是無用的，故無視可也。正是由於這種為短視者視為無用之學問，最終賦予了自覺學習者的深厚和豐富，在個人的文化素養、審美趣味、氣質個性、境界格調上都會大有改善，這也是古代有境界的書法家傳遞給我們的真實信息。計長久，追高遠，超越現實的世俗趣味，知難而行，且能持久，在堅持學習、研究國學的過程中，造就一批有大方向感 的書法家。 這應該成為當代書壇的嚮往。

朱以撒，1953年出生，福建泉州人。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福建師範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 朱以撒長期從事書法教育工作，三十多年來培養書法人才萬人以上，已有不少學生在書法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朱以撒的書法作品多次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的重大展覽，並先後擔任蘭亭獎評委、全國書法篆刻展評委、全國書學研討會評委。2009年被評為「中國書壇十大年度人物」。 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評為福建省文化名家。 朱以撒在書法教育、創作、理論研究和散文創作上的成就，被譽為是文學與藝術、創作與理論默契結合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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