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立敏：詩無達詁與正解——以朱熹《春日》為例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朱熹《春日》
朱熹的《春日》是一首清新自然的詩作，本來就惹人喜愛，自從收入童蒙讀物《千家詩》後流布更廣，幾乎是婦孺皆知。由於它是七絕，形制短小，語言通俗，沒有疑難字句，平時閱讀時除了領略詩中描繪的景象美與蘊含的哲理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它潛在的解讀複雜性。2005年春夏之交受託編寫《百科圖說千家詩》，不時翻閱前賢時人著作，才意識到在詩意理解上的嚴重分歧。
作者譯註《千家詩》，中華書局出版
從字面上看，這是一首游賞之作。詩人徜徉泗水河畔，感受到了春天節令一新、景象萬千，內心充滿喜悅，對春天生機的讚歎油然而生，是一首寫景抒情佳篇。尤其是首句用賦的手法，點明時間、地點與行動意圖，與寫作技法中的「開門見山」吻合，活脫一種紀實手法。這種閱讀感覺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大部分解讀者都將它理所當然地定性為游賞寫景之作。從行文上看，前兩句寫景，後兩句抒懷，觸景生情，情景交融，為七絕常見的結構方式。一般情況下，人們自然地得出結論：這是一首游春詩，描寫了詩人河邊踏青所看到的萬紫千紅的景象。「這首詩是作者為讚美泗水濱的美好春景而寫」（謝枋得、楊業榮編選、宋錫福注《千家詩》，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第3頁），從視覺和觸覺兩個方面寫出詩人的感受（謝枋得：《千家詩全鑒》，中國紡織出版社, 2015，第124頁）；由於傳統詩歌寫實性的凸顯，它被分析為一幅白描手法繪出來的鬧春圖（謝枋得、王相等選編、王岩峻等注析《千家詩》，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第3頁；馬清福：《千家詩》,春風文藝出版社，1995，第4頁；劉克莊選編、李牧華註解《千家詩》，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第104頁）。
然而一細究文字，問題來了。從地理位置上看，泗水位於今山東省中部，源於泗水縣東部陪尾山下，由趵突、響水、洗缽、紅石四大泉匯流而成，與運河相通，因四源並發而名。出縣境後吸納了西沂水、險水、汴水等，成為淮河下游最大支流。歷史上常把泗河與淮河並稱為「淮泗」。朱熹生活的時代，泗水流域為金人佔據，朱熹沒有出使過金朝，如何能夠在泗水游賞呢？如此看來，這首看似簡單的寫景詩絕非泗水春日景象的寫照（繆鉞：《宋詩鑒賞辭典》修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第1198頁；李宗為：《千家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14頁）。
分析之後發現，這竟然是一首抒寫內心感受抒寫心象的作品，一首哲理詩而非寫景詩。朱熹用了泗水典故，傳達作為一個理學家學習孔孟思想的感受。因為孔子曾經在洙水、泗水聚徒講學，所以後世用作孔子與儒家的典故。比如魏晉時期阮侃在《答嵇康詩》（其一）中寫道：「唐虞曠千載，三代不我並。洙泗久已往，微言誰為聽。曾參易簀斃，仲由結其纓。」從來沒有到過泗水的朱熹用看似寫實其實是虛筆的手法，在小詩中通篇用比體，隱喻的手法，用探尋春天以及對春天的勃勃生機的感受來講明一個道理：只要進了孔聖之門，懂得了儒家真諦，就能領略到無邊生機。朱熹哲學思想的表達含蓄，果然瞞過了不少人，比如編選七言《千家詩》的王相，說它是「尋芳游春踏翠之意」（謝枋得、王相：《繪圖千家詩注》，清刻本，齊魯書社影印本，1993，第2頁），但是依然為不少人領會。明朝關學領袖馮從吾給弟子講這首詩時說：「既識得東風面，則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非誨，安往得倦。」（馮從吾：《少墟集》卷二「語錄」，《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拿這首詩作為激勵向學上進的教材，講解的側重點就不是自然風光的欣賞與春天的讚頌，而是一種進取精神與為學境界。
正是看到了詩中的別有用意，深刻領會其中的哲理蘊含，有人對於詩中出現的景象提出截然不同的見解。這首純粹的說理詩，寫的是春日，卻沒有春日景象的渲染與描寫，出現卻是「泗水」「東風」「春」等意象，對於春的讚歎也止於「無邊光景」「新」「萬紫千紅」等幾個並無新意、並不代表春天麗日特色的詞語（魏晉：《未覺詩情與道妨——朱熹〈春日〉解析》，《名作欣賞》1998年3期）。如此看來，朱熹只是用比喻的手法、詩歌的形式，表達了朱熹徹悟聖人之道的欣喜。因為哲理意味的彰顯而忽略詩中景象的呈現的傾向，顯然在詩歌解讀與文體感知上走偏了。既然詩中有幾個意象，難道不能讓人生髮聯想與想像嗎？在讚美春天的詞語中，「東風」「新」「無邊光景」「萬紫千紅」，雖然是最常見詞語，可是組合在一起，卻最能顯示春天的生機與活力。單從詩中呈現的景象來說，前兩句概括性極強的語句，突出了春的生意盎然，「無邊光景」從地域上說明廣袤無邊的大地氣象一新，而這種新的景物呈現是瞬間產生的，「一時」的連綴，表明時間的迅捷，從力度上突現了春的生機。如果說第二句概括性強的話，那麼三四句繁花盛開萬紫千紅景象，則顯得具體可感，景象萬千。而其實質，這種萬紫千紅景象是「一時新」的具體體現。朱熹用比喻的手法，寫出自然萬物一遇到「東風」即春風，便呈現出勃勃生機與無限活力。春天化育萬物，是一種不經意的自然過程，雖然它的能量與結果讓人驚嘆不已。所以詩人朱熹用了一個「等閑」，舉重若輕地表達了對於春天的無限讚美與敬意。
這不僅讓人想起六朝大詩人謝靈運長詩《登池上樓》中寫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與謝靈運的詩歌相比較，謝詩「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的意思，朱熹用了「等閑識得東風面」寫出景象變化之因。杜甫《春夜喜雨》中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句，描寫春雨滋潤萬物，默無聲息，從動作發出者角度。此處，朱熹是從萬物感受春天激蕩的接受者角度著筆。在謝靈運、杜甫、朱熹那裡，春被人格化為一種形象，它催發了春天的景象。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於詩意的民族。先民們把四季節令的感知幻化為有生命活力的神，掌管春天的是句芒，或名句龍，是神話中的木神，主管樹木的發芽生長。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心目中漸漸淡化了木神的觀念，但是直至今天，潛意識中季節是一種生命體。最典型的是朱自清的名篇《春》，文章中春天的腳步讓人期盼，洗耳恭聽。「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謝榛：《四溟詩話》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第69頁），中國詩歌藝術講究的是生動形象，情景交融，朱熹《春日》的感染力與蘊含，正是依託於詩中意境的營就。詩人通過春的力量與生機，表達了自己的哲學思索與人生感悟。認為詩歌體現了悟道的喜悅自然不錯，可是提出這是最切近詩歌原意的解釋，否認是治學之道的詩作卻是讓人難以置信的。
然而問題似乎並不那麼簡單。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有許多叫作泗水的地方，如湖北咸寧、廣東高州、廣西凌雲、河南南陽，尤其是朱熹祖籍江西婺源，也有條河流叫做泗水。生於福建的朱熹雖然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福建，但一生中曾有三年時間逗留江西、浙江、湖南、安徽一帶，尤其是曾兩次返鄉祭祖掃墓。有學者認為，《春日》中的泗水就是婺源的河流。朱熹「素耽山水之趣」(《康塘三瑞堂記》），喜「耕山釣水」(《建陽雲谷書院記》)，兩次回到婺源，抽暇撥冗，他漫步泗水之濱，深情地欣賞一下家鄉的光景，不是情中之事嗎？作為詩人，把所見所思凝練成句，描畫一下家鄉的春日，不也是對故鄉的一種紀念嗎？（張順清：《對幾個與〈春日〉相關問題的辨析》，《現代語文》2009年第2期）
的確，朱熹一生兩次回祖籍祭祖掃墓（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第130、561頁），一次是紹興十九年（1149）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初二，中進士之後榮歸故里，是冬日；一次是淳熙三年（1176）四月二十日至六月上旬，四十六歲，夏日，還在家鄉建屏山書屋，作為祭祖紀念。兩次都不是所謂的「草木葳蕤、花團錦簇」的季節，與《春日》景象不符合。朱熹祭祖，無論是進士返鄉還是第二次作為一位文化名人，在當地無疑是一件大事，尤其是第二次，兩個多月時間內，他與故鄉學者、文人往來頻繁，不少人來問學討教，他為家鄉圖書館撰文，屏山書屋的建築也使故鄉人睹物思人。朱熹是儒學的集大成者，在中國乃至世界上尤其是東南亞影響深遠，如果是在家鄉寫的詩歌，或者是寫的是家鄉的景象，卻沒有留下時人唱和的篇章，讓人難以置信。尤其可疑的是，如果如詩歌描寫的內容與當地景觀有關，彰顯地域文化的地方文獻竟然沒有收入，這是不可思議的事。
除了《春日》之外，在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泗水」作為地名出還現在《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卷二十）、《決汝漢排淮泗》（卷五十二）、《偶讀謾記》（卷七十一）中，都是通常意義上淮泗的含義，與孔子、儒學有關，沒有祖籍婺源河流的印記。綜合上述，以為《春日》是寫婺源景象的詩篇難以說服人心。
其實，用虛構的景象入詩，傳達人生思索的手法，在朱熹詩中並不少見。如《觀書有感》第一首：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不看題目，僅從詩歌字面上看，似乎是寫景詩，實際上詩以半畝方塘做比喻，抒發讀書時茅塞頓開的喜悅，說明只有多讀書，根植深厚，才能境界開闊。第二首也是如此：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詩以泛舟做比喻，說明做事情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客觀條件到達了，就會事半功倍，一氣呵成；做學問也要厚積薄發，功到自然成。由於景象鮮明，人們不禁將題目改作《泛舟》，從而淡化蘊含的哲學意味，迎合自己紀實性閱讀經驗期待視野（如影響深遠的《千家詩》通行本將題目改作《泛舟》）。
《春日》寓哲思於景象，二者融合無間，讓人遐思萬千。於是出現了折衝二者之間的調和。這種看似折中的解讀方法是，首先確認這是一首描寫春遊的名篇，不僅形象地概括了春天明媚的景象，抒發了春遊時的愉快心情，借春遊闡發了只要敢於探索，就能認識自然，從而駕馭自然的真理。春遊的經驗，自然能夠聯想到讀書和做學問（譚秉剛編著《千家詩》，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第3~4頁）。其次，這是一首講解治學心得的詩，朱熹沒有去過泗水，然而詩歌以景語寫理，生動流麗，即使做游春詩解讀，亦頗可觀（谷一然：《千家詩評註》，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第3頁）。看似中和，卻是一種詩歌理解的錯誤。《春日》與《觀書有感》一樣，是哲理詩，而並非寫景詩。哲理詩並非只以道學氣息濃郁的面貌出現，還有另外一種，以具體鮮活而感人的形象讓人不知不覺中悟出寫作意圖，如春風化物、春雨滋潤，無聲無息，沁人心脾。
一首看似簡單詩歌的解讀，引發如此難以想像的分歧與爭議，實在是始料未及的事，而解讀詩歌涉及文體知識、篇章結構、文本互文性、地理、時政、寫作者思想觀念。古人說，「詩無達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一般意義上是說解讀的多樣性，即所謂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現代文學理論知識告訴我們，詩歌是詩人、世界、讀者之間的互動構建，一首詩歌只有在讀者那裡才能得到落實、呈現意義，因而讀者解讀的重要性受到空前重視，讀者製造了他在文本中看到的一切（斯坦利·費什：《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文楚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形式主義者強調文本意義，指出文學作品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在文本的內部解釋評論，排除作者生平、經歷、寫作意圖的考量，甚至有人以為文本的意義有待於讀者的誤讀而呈現（趙毅衡編《「新批評」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這些理論，為理解《春日》解讀中出現的情形提供了借鑒。然而，中國詩歌的創作理念是「詩言志」（《詩經序》），從創作論上強調詩人的情志傳達，在解讀上形成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孟子《孟子·萬章》）的文本、作者、世界相結合的綜合評論模式。按照傳統詩歌評論理論，儘管詩歌解讀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是依舊有一個正解，需要我們透過意義的叢林去尋覓。
選自《文史知識》2017年第10期
（統籌：啟正；編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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