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剩有文章供笑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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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90年7月3日生於湖南長沙,1969年10月7日卒於廣州,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他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中國一代學者的人格理想。

他並非廣東人,但1949年定居嶺南後,在廣東寫就了自己最為傳奇的一頁。其晚年窮十年之功完成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別傳》,被視為其一生學術範式的總結。

2009年11月12日,中山大學85周年校慶日。當天上午,中山大學的學術精神聖地———陳寅恪故居修繕後開放。一樓大廳入門正對處,陳寅恪先生手拄拐杖的半身塑像,「打量」著這座小紅樓的參觀者。這天也是廣州亞運倒計時一周年的日子,新聞中寫道:當晚盛大的慶典儀式上,365個兒童手持「星星」,木棉紅花綢帶凌空而降,木棉花瓣漫天飄舞。

即使被譽為中國「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教授中的教授」、「活字典、活辭書」,陳寅恪在世時也幾乎沒有俗世的名聲。因為他從來不寫通論性的文章(《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不能算正式論文)。比起梁啟超、胡適、魯迅這些家喻戶曉的名字,他只是地道的學院式人物。

陳寅恪大概想不到,他身後會因為1995年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成為焦點人物；那些掌故軼聞、啼血經歷,成為人們附庸風雅的談資；似乎誰不說陳寅恪,誰就是淺薄無知。

15年過去,這股「陳寅恪熱」似乎降到了常溫。學術界對陳寅恪的研究,更多地轉向其安身立命的學術思想和全景式的生活,而不是聚焦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個象徵性的符號。這個月,年近百歲的陳門弟子卞僧慧先生編撰的《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書,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而陳寅恪女兒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合撰的《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篔》,則剛剛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學術史上的陳寅恪應當和思想史上的陳寅恪同時得到強調,不要只記得那個有獨立人格的陳寅恪。

陳寅恪「外傳」

論愛情最偉大愛情如《牡丹亭》

陳寅恪把愛情分為幾個不同的層次:最偉大最純潔的愛情應當是完全出於理想,「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第二個層次的愛情是若真心愛上某人,即便不能結合,也忠貞不渝,矢志不變。例如賈寶玉與林黛玉以及古代那些未嫁的貞女等。第三個層次是「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而第四個層次,才是人們平常最多見也最為推崇給常人的,即終身為夫婦而終身無外遇者。

———摘自《寂寞陳寅恪》

談金錢「弟好利而不好名」

《書信集》中,陳寅恪先生自稱「無錢不要」,這自然是戲言。「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卻是毫無矯情的實在話……《書信集》里屢次提到「弟好利而不好名」,「弟雖為好利」等等,這些話與陳寅恪先生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密切相關的。《雨僧日記》1919年9月8日記載:「陳君又謂『……我儕雖事學問,而絕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饑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以外,另求謀生之地。經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員等,絕不能用我所學,只能隨人敷衍,自儕於高等流氓,誤己誤人,問心不安。至若弄權竊柄,斂財稱兵,或妄倡邪說,徒言破壞……卒至顛危宗室,貽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為矣。』」

也就是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要有一定的物質基礎的,並不是嘴上喊喊、手上揮揮的標語口號。

———摘自錢文忠《書信里的陳寅恪》

對對子「孫行者」對「胡適之」

陳寅恪曾經送學生們一副對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因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學生們就成了「再傳弟子」；王國維曾是帝師,學生們不就和皇帝成了同學?

當然,陳寅恪最有名的對聯故事,還是「孫行者」那一宗。1932年,清華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試題中有對對子小題:「孫行者」,求對句。試畢,高中者僅一人,所對為「胡適之」。

「陳先生的學問,似乎深不可測,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比起魯迅那撇標誌性的隸書「一」字鬍子、「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的頭髮,陳寅恪的形象並不讓人感覺印象深刻。

1926年7月7日,36歲的「單身漢」陳寅恪抵達北京。8月25日開學前,他到達清華園,和吳宓一起住進了清華園工字廳的西客廳,從此開啟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傳奇。

傳奇從他來到清華園之前就已經開始了。1926年,梁啟超推薦(一說是吳宓推薦)陳寅恪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時,清華校長曹雲祥問梁:「他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雲祥又問:「他都有些什麼著作?」梁答:「也沒有什麼著作。」曹聽罷搖頭表示為難。梁啟超有點生氣地說:「我梁某人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寅恪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

自此之後,在清華園擔任「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的日子,可能是陳寅恪生命中最歡愉的時段。他在這裡遇到了陪伴一生的妻子,遇到了愛戴他的學生,遇到了尊崇他的同道。早上,學生們會看見這個「相貌稀奇古怪的純粹國貨式的老先生」,「裡面穿著皮袍,外面罩以藍布大褂青布馬褂,頭上戴著一頂兩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著棉褲,足下蹬著棉鞋,右手抱著一個藍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地去上課。風雨無阻來聽課的人群里,既有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也有朱自清、馮友蘭、吳宓,以及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的時候,人們總會看見馮友蘭十分恭敬地跟著陳寅恪從教員休息室里出來,邊走邊聽他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對陳先生深鞠一躬,然後分開。講課講到入神處,陳寅恪往往閉目而談,如入禪境,直至下課鈴響,也不介意。為了他那著名的「四不講」(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我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學生們當然樂得讓他「拖堂」。

我們沒有辦法領略陳寅恪講課的神采,只能從聽過他課的「學生」的回憶里去想像。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回憶,1935年秋,他在燕京大學讀研究院時,到清華偷聽先生的晉南北朝史課。他當時的感受是：

「第一堂課講石勒……旁徵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一異彩,深深為之所吸引……別位先生的學問固然很大,但自己將來長期努力積累,似乎並不是辦不到；而陳先生的學問,似乎深不可測,高不可攀,不可企及。」

姜亮夫先生也曾這樣回憶:「陳寅恪先生廣博深邃的學問使我一輩子也摸探不著他的底……聽寅恪先生講課,我不由自愧外國文學得太差。」

「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有關陳寅恪的掌故軼聞廣為流傳,如背著《皇清經解》留學列國16年,進過東西方多所著名大學,求教於世界第一流大學者,但學完即走,沒有一個學位；能背誦「十三經」；與吳宓、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通二十幾國外語(一說十幾種)。這些臉譜就像放大鏡,將陳寅恪放大成大象一樣的存在,也讓人們只能盲人摸象。

季羨林的回憶里,陳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好好先生,對人寬容,又樂於助人。有一次,清華一碩士生考試,吳宓為一個微小問題否決了這位學生的及格,陳寅恪覺得不公,為這個學生據理力爭。

對待親人、朋友和學生,陳寅恪是這樣和藹可親、古道熱腸,以至於那些有關他「不好接觸脾氣大」的傳聞在對比之下尤為突兀。周揚好不容易借陳序經的面子見上一次,卻聊得很不投機；1962年春天,康生來訪,他以生病為由拒見,中山大學辦公室人員苦口婆心地動員,他不見就是不見。

類似這樣拒見北來要員的事,陳寅恪不止做過這一次。雖然這多少招致對其不利的後果,但他不為所動；1964年元旦,他在詩中寫道:「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最「駭人聽聞」的是這一次。1953年12月1日上午,陳寅恪在自己家裡和曾經的學生汪篯有一次長談。是年,中共中央歷史研究委員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設立三個歷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擬請陳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長,汪篯奉命南下邀請老師就任。汪篯按照老師的要求,記錄下了這次談話。這就是後來那篇著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覆》。1995年,《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首次披露了這篇記錄。

文中重申他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觀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並據此開出就任的條件:「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這還只是第一條。第二條是要毛澤東或劉少奇給他開證明,「以作擋箭牌」,並且「最高當局也應該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

當時中大教授冼玉清、陳寅恪助手黃萱在場,都勸他不要這樣提,陳說:「我對共產黨不必說假話。」

易中天說,這實際上是要全國學術界都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以草間布衣一介書生,而公然要求「最高當局」也聽他的話從他之說,此等「狂妄」,可謂空前絕後膽大包天。

「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

他並不是一個乖僻之人,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只是堅持原則。這個原則,就是那句十字箴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它無關政治立場,因為他所交往者中,既有傅斯年、胡適這些國民黨,也有杜國庠、馮乃超這些共產黨；也無關學術對錯,他說過,「學說有錯誤是可以商量的,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

他看重的是道德、人品、氣節。他願意交往或敬重者,都是人品極好、極有氣節的人,都不失其讀書人的本色,有的甚至還有些怪脾氣。諸如俞大維、吳宓、傅斯年、蔣天樞、陳序經、劉節、黃萱、冼玉清、姜立夫等,或光明磊落,或嫉惡如仇,或剛直不阿,或誠樸篤實,或遺世獨立,他們同氣相求,才能相聚。而那些他曾經交往、後來卻決絕的人,則多有「變節」之舉。

那些「駭人聽聞」和「如沐春風」的兩極影像,從兩個方面將陳寅恪變成學界不可企及的神、人間完美人格的化身。這其中有多少能得陳寅恪一句「知我」的評價,有多少又是借他人之酒澆自己的塊壘,纏繞不清。

如果可以讓陳寅恪自由選擇,也許他不只想做一個尋章摘句的學人。在1919年便與陳寅恪於哈佛相識的吳宓心目中,陳寅恪除了學富五車,還是一個「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的卧龍式人物。他不可能忘記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的家國遺恨,也很難擺脫「修齊治平」的政治情結。葛兆光說,陳寅恪似乎覺得自己有一肚子經綸,只是無人領會,彷彿他一輩子並沒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當成他的終極理想,而只是當了一種無可奈何的餘事。從他今存第一首詩即青年時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從他晚年盲目後所作《答王嘯蘇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里,我們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時時縈繞的另一種情結。他總覺得他對於政局有著他人不及的睿智見解。《陳寅恪詩集》中,兩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隱隱地流露出卧龍式的自負———「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即便不如此,至少他不會選擇「身與心仇」。因為家國之變,身世之痛,性格之因,閉門著書成為他對人生的最後一點希望,可是,1945年他卻因視網膜脫落而失明,1962年又在浴室滑倒骨折。這一年是虎年,也是陳的「本命年」。

他能選擇的空間已經很小,但他還是把自己逼進更窄的角落———絕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境遇時好時壞,即使在1966年他的特別護理被撤除,助手被趕走,工資停發,存款凍結,財物盡失,大字報把他居住的東南區一號樓完全覆蓋,有如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即使「革命者」知其目不明而耳聰,便「聰明」地將高音喇叭對準其屋,在他耳邊轟鳴,他1967年4月2日讓夫人唐篔所代寫之「聲明」還是堅持說:「我平生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革命者」批判說:「他要至死不變,就讓他帶著花崗岩腦袋見上帝去吧。」

老年陳寅恪的照片,像是在倔強地咬緊牙關。這個多病與衰弱的老頭,不求全,不求變,也不求死,直到身體衰竭而後已。真不明白他哪裡來的力量,就像很難想像一個人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在20多歲時,就能自信遍訪名師,遍求學問,而棄學位如敝屣。

「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

1961年,陳寅恪多年知交吳宓特地自重慶來到廣州。看著這位鬢髮蒼蒼的老友,陳寅恪在《贈吳雨僧》詩中預言了兩人將從此永隔:「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1964年5月,陳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蔣天樞南下謁見老師,陳向他托以「後事」,寫下《贈蔣秉南序》一文。在這篇帶有「遺囑」性質的短文里,他悲嘆自己「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只是他少時自期的理想,歷史對他的冀望,原不只是如此,而是「追蹤前賢……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於後生」。如今,這一理想已「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他只能悲嘆。

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那部耗費十年心力的巨著《柳如是別傳》(《錢柳因緣詩箋證》)就要完成。稿竟之時,陳寅恪除了「刺刺不休,沾沾自喜」,也哀傷地想到項蓮生「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話。5年之後,他的「有涯之生」走到了盡頭。1969年春節過完,他被趕出東南區一號樓,在中山大學西南區50號一處非常潮濕的平房中(陳寅恪女兒陳流求告訴記者:「父母極怕潮濕」),迎來生命的終結。

1973年6月的一天,吳宓身負罪名,謫居在重慶市郊的一間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夢到了已12年不見的陳寅恪。在夢中,陳向他誦釋自己的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支雁」,吳宓百思不解其義,從夢中驚起。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寫信給中山大學的革命委員會,探問「在國內及國際久負盛名之學者陳寅恪教授」的近況,結果泥牛入海。他不知道,他許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的老友,已經在1969年10月7日凌晨5時去世。

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流淚。他沒有遺囑。45天之後,唐篔隨之而去。

可能沒人想起,71年前的幾乎同一天(1898年10月6日),慈禧懲處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上諭發出:「……陳寶箴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伊子吏部主事陳三立,招引姦邪,著一併革職。」

陳寅恪去世時,距他1958年出版《元白詩箋證稿》11年。他在書中寫著：

「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陳玉東，華聲晨報記者，喜歡繪畫愉悅身心，愛閱讀近代文化史，喜歡喝茶曬太陽看星星品味大千世界，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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