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石黑一雄獲諾貝爾文學獎，諾獎已經光環不再了嗎

諾獎——首先聲明，特指文學獎——如今對世界最直接的貢獻大概一是博彩業，雖然比起那些大彩票，諾獎的獎金池有點寒磣，但至少在人文藝術進軍投機領域是一枝獨秀；另外一點貢獻大概就是增進網站流量，對於各大門戶（不僅僅是中國）奄奄一息的文化頻道來說，如果沒有什麼突發事件，大概也就是這一次流量走高了。一年之計在於諾獎。

不過今年有點不厚道，10月5號就宣布了，我的很多媒體朋友不得不中斷長假，提前回崗等候消息。大概是看在有諾獎的份上，沒文化的門戶掌門人們也不好意思將文化頻道一刀切除，反正還有諾獎報道呢，這就好比娛樂節目要是實在沒什麼可以吐槽的，還有一年一次的央視春晚嘛，嗯，說起來，諾獎現在的存在和春晚還真有點像，都是有歷史的傳統節目，也都能讓一些半死不活的面孔紅那麼幾天，更能滿足吃瓜群眾的指點江山然後蒙頭大睡的生物鐘習慣。

這也不全部是玩笑話，不知道從那一年開始，諾貝爾文學獎就變成這麼一個尷尬的存在，是從2008年的勒克萊齊奧，這哥們現在幾乎變成中國作家了；還是2014年的莫迪亞諾，估計即使到今天，也就不多的資深文青讀過這位作家的作品；還是2015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這位阿奶奶，獲了諾獎後被中國媒體扣了一頂「非虛構」的帽子，始終有點邊緣化的感覺。當然對中國人來說是2013年莫言的獲獎，當時的反應二元分化，一是舉國歡慶，我們終於獲諾獎了！第二是大跌眼鏡，隔壁老莫也獲諾獎了。毋庸置疑，自此之後，諾獎在國人心目中的神聖性有點打折了。

說起來這倒是折射出了一個本質性的問題。相對於諾獎的其它獎項，文學獎和和平獎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物理化學醫學雖然也有爭議，但作為一個行業的標準，它還始終維持在一個頂級的高度。和平獎因為直接與政治掛鉤，倒也不用管它。最弔詭的是文學獎，它標榜的是一個普世的通約的標準，但其載體和內容如語言、審美、思想等等又是最獨特最難規約屬於人類意識形態最複雜的層面。因此，確實不是瑞典文學院的那幾個老評委不努力，而是這個東西確實沒有量化標準啊，你說村上春樹是被低估的偉大作家，我說他不過是一個通俗的暢銷書作者而已，那好，陪跑！你說米蘭昆德拉既有抵抗又有智慧，還是文體家，我說他為了抵抗而抵抗，媚俗，那好，陪跑！鮑勃迪倫是個流行歌手，對，是個歌手沒錯，但他豐富啊，他的歌詞是一代人的證詞啊，誰說歌詞就不是詩歌，誰說歌手就不是作家，那好，給他了！

更深入一點來看，文學獎作為觀念爭鋒的飛地，其實也一直有它隱秘的敘事規則。在這一點上，僅僅用新批評意義上的「純粹的文學」並不能解釋它。在我看來，諾獎文學獎之所以在過去的那些歲月獲得了超出其預設的尊重，正是因為其暗合了這些隱秘的規則。這些規則包括且不限於以下幾點：

第一，命運感。比如帕斯捷爾納克，在一個不自由的語境中自由書寫，獲獎但無法領獎，而且被迫發表聲明反對這個獎項。

第二，戲劇性。比如薩特，以一個反西方的左派作家身份獲獎，同時主動拒絕體制對其的褒獎；

第三，神秘性。這一點對於非西方的世界尤其重要，作為一種儀式化的存在，他生產了一種「文化可以解釋一切」的文化幻覺。比如馬爾克斯，他的《百年孤獨》就被編織進了這樣一個幻覺里。

沒有命運感，沒有戲劇性，連神秘性都被博彩的投機給破壞了，也難怪文學獎如今光暈不在。所以不是作家作品越來越不偉大了，而是我們的時代越來越無趣乏味了。但是既然獎金還有，寫作的人也不見減少，那就硬著頭皮繼續評，好與不好，都是這一盤菜，愛吃不吃。

比如今年剛剛公布的石黑一雄，估計很多人看了以後真的是眼前一黑。

至少在中國的閱讀語境中，他比村上春樹、阿特伍德要陌生得多，即使和本來就很陌生的高銀、提安哥相比，也屬於少數派。我在多年前讀過他的《長日留痕》，對其綿密的敘述方式有深刻的印象，但同時也對其過於碎屑而心生不滿。估計大部分的讀者對這位作家都很陌生，但沒有關係，馬上就會有很多解讀出來幫我們閱讀他。

我自己的理解是，這一次瑞典的老評委們估計有點政治正確的企圖在裡面，畢竟，在移民成為西方的政治夢魘的歷史時刻，石黑一雄這樣一位移民作家以通用語的「國際寫作」值得表彰。

最後再補充一點，在我看來，英語世界至少有兩位作家更值得獲獎，伊格爾頓和布魯姆，漢語寫作至少有三位作家有此資格，至於理由嘛，且聽下回分解。

（編輯註：猜不中今年諾獎得主的讀者，可以猜一下楊慶祥先生在這裡提到的三位漢語寫作者是誰，全部猜中者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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