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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石黑一雄獲諾貝爾文學獎,文學標準孰是孰非?

文/ 黃 帥

據北京時間7點公布的最新消息, 石黑一雄獲得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有何預兆?

雖然2012年莫言獲得諾獎後,國人的「心結」了卻,但每年諾獎得主的預測仍是十月知識界和輿論場熱議的話題。

儘管大多數預測不靠譜,但仍有一些不常被察覺的信號。

其一,距離諾獎揭曉時間越近,賠率越高的作家越有可能獲獎。截至今日零時,2賠率榜上的前三位作家分別是:肯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當然,賠率排名只是一個參考,只能說明獲獎可能性和賠率呈正相關,而且越臨近揭曉時間,這個排名越有科學性。

其二,獲獎作家相關的文化和傳媒機構可能會被提前「暗示」。比如,在2012年莫言獲獎之前的幾個小時,有新聞爆出中央電視台獲准在瑞典採訪,這是非常罕見的。此消息一出,一些人就意識到獲獎者可能是莫言,還有媒體稱,「央視首次受邀採訪諾貝爾文學獎,而全球獲准採訪的僅有三家電視台。這難道是莫言獲獎的信號?」後來揭曉的答案也驗證了這點。

其三,作品類型、獲獎者的國籍「連續相斥」的原則。這個道理很簡單,一個國家很難連續兩年獲獎,尤其在亞洲、非洲、大洋洲,連續幾年內出現兩名諾獎得主,都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所以,莫言獲獎後的幾年內,中國作家乃至其他亞洲國家作家獲獎的可能性都很小。

儘管村上春樹和阿多尼斯的呼聲很高,但因為有莫言或將在前,可能會受一些「影響」。當然,這個現象也是不絕對的,很大程度上,如果傳統弱勢的文化區域的作家連續獲獎,也會被看作這一地區文學水平提升的結果。

同理,如果一個大洲的作家長期無人獲獎,就會讓外界認為「輪也該輪到它」的想法。早在莫言獲獎前,至少是進入新世紀後,文學界就普遍認為中國作家獲得諾獎是遲早的事。何況,文學本身也不是獨立存在的,在文化場域里,它受資本和政治邏輯的影響,始終是存在的。

諾獎自然有其文學標準,但和中國的茅盾文學獎一樣,需要從文化場域(政治/資本/文化)角力的角度看,才能看的更透徹。

中國長篇小說最高獎「茅盾文學獎」有何標準?

一般來說,能夠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要滿足以下三個標準:

其一,在體裁上必須是長篇小說。縱觀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八十年代的經典文本多集中於中短篇小說,這就給一些我們今天看起來不那麼出色的小說以機會獲得茅獎,而阿城《棋王》、張承志《北方的河》、王安憶《小鮑庄》等極好的中短篇小說就沒有參選的資格。直到九十年代,長篇小說才出現了大量的經典文本,如賈平凹《廢都》、陳忠實《白鹿原》等。其二,應帶有現實主義的史詩情結。

「小說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秘史」,這是巴爾扎克的名言,也是陳忠實創作《白鹿原》時的基本姿態,事實上,獲得茅獎的作品大多帶有這個特徵。其三,應有民族書寫的特質,甚至強烈的地域性特徵。比如阿來《塵埃落定》,這關乎「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

另外,茅盾文學獎的評價體系,大致也有三個要素:

其一,是文學性因素,也就是從純粹的審美的角度看,這部小說應當有很高的藝術水準。然而,在一個國家級別的獎項設置上,「純文學」本身也是個被偽裝過的概念。

其二,就是要符合文學史的原則。文學史的生成,本質上是文化與權力合謀的產物,茅盾文學獎的設置本身,也是對當代文學進行初步經典化的行為。

其三,應符合所謂「主旋律」的標準。所以,余華、閻連科的落選、不參選也是意料之中的。如果說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價值標準的產物,那麼茅盾文學獎的設立本身,就是在這樣一種比對的結構里產生的。

當然,這也不意味著諾獎和茅獎完全對立,就像莫言的《蛙》在2011年獲得茅盾文學獎後,整整一年後,便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些時候,也可以把獲得茅獎看成衝擊諾獎前的一個預選,儘管這個文學國家隊的成員流動性不小,正如高行健後來跑到法國後照樣在2000年拿了諾貝爾文學獎。

福柯早有言:「文學的規範化與民族國家的創立息息相關」。自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當代文學在官方的敘述中,就沒法脫離這個《講話》的話語範式。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對宏大史詩的追求與所謂「人民性」的立場,成了想要獲得茅獎的作家必須正面強攻的文學命題。因為在這個語境下,評選茅盾文學獎從來不單單是一個文化事件,而是一個文化政治學意義上的實踐,它關乎官方對文學話語的調控、對民間輿論的了解與對國家文學形態未來走向的把握。

試圖以編製的手法囊括作家隊伍原本是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而在市場經濟時代里,它成了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甚至經濟場域間的角力,甚至,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權衡之後的妥協,這是一種不同地域、知識層次間文化權力的碰撞。但是,這本身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它不可避免,甚至,也沒必要避免。文學史的本來面目就是如此,只是在當代語境里,這種現象得以放大,其本質上不過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個表現出來的側面而已。

通過茅盾文學獎這個「認識裝置」,文學背後的政治規訓才得以顯現,只是描述表象並無助於我們對它作出深入思考,從文學制度和時代的關係來看,茅盾文學獎的面孔才更加清晰。透過各家紛紜的爭辯,「文本成立——讀者接受——意識形態評價——歷史化與經典化」這樣一個思路就浮出水面了。

看當代的文學與文化問題,或許思維不能只局限在對現象的價值判斷上,而是把文本和現象看成一種時代問題的癥候,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獲獎作品都是極有價值的。重要的不是它們是什麼,怎麼樣,而是它們何以如此。觀察茅盾文學獎的要點,在於這些作品如何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發生了聯繫,以及文本是如何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如果說文學的本質是人學,那麼文學史的本質就是思想史,是一代人的心靈史。將茅盾文學獎看成一個時代的紀念碑,進而對其進行深度思考,這或許也是我們解讀這個時代的一個方法吧。

至於諾獎,理想主義與時代價值是其核心價值。但在不同的時代、不同時期的具體標準不同。但應看到,很多世界認可的著名作家都與獎項擦身而過。既然文學標準無法統一,對這個獎項的爭議也許始終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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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90後作者的評論集,描述日常生活,並作出評論,不單是個人文集,更重要的是描述90後的一批年輕人怎樣思考人生,看待世界,不僅是對個人的成長總結,也是對90後成長的反映。

作者簡介

黃帥,又名黃西蒙,1990年生人,評論作者。文學碩士,山東濟南人。現為中國青年報社評論部編輯、評論員。曾在《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山東文學》等刊物發表文字50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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