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學02
格物窮理
自從《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中庸》並列開來成為四書以後，對《大學》的解釋就成了理學家闡釋自己思想的重要方式。從二程開始，就比較注重「格物致知」的理解。朱熹大力強調並發展了程頤關於格物的思想，使得格物論成了朱子學體系的重要理論特徵。
他認為「格，至也。物，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而至極也。」朱熹所理解的「格物」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即物」，就是接觸事物；第二是「窮理」，即研究物理；第三是「至極」，朱熹用以訓格的「至」即指「極至」。朱熹認為格物的基本意義是要窮理，但窮理要到具體事物上去窮，窮理又必須窮至其極。
朱熹在孤立地訓解「致知」二字時說：「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吾不盡也。」也就是在主體方面努力擴充對事物的知識，讓其「無所不盡」。在朱熹看來，格物是研究物理，側重在事物上；而致知，則是在格物的同時，主體在知識方面的擴充。也就是說，致知是格物的目的和結果。致知只是就認識實踐在主體方面獲得的知識成果而言，沒有即物窮理，主體自身是無法擴充知識的。
朱熹認為，理普遍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事物大小精粗莫不有理，因為格物的對象是極為廣泛的，他說：「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可見，格物的對象極為廣泛，上至宇宙本體，下至一草一木，其中的「理」都必須加以研究，這種對象的廣泛性也就決定了格物途徑的多樣性，其中主要是閱讀書籍、接觸事物和道德實踐。
格物的目的最終要達到對事物的「所以然」和「所當然」的了解。「所以然」主要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質和規律，「所當然」主要指社會的倫理原則和規範。
所以，朱熹主張的格物窮理，就其終極目的和出發點而言，在於明善，而就格物窮理的中間過程所括的範圍來說，又包含著認識事物的規律與本質，積極肯定見聞之知作為充廣知識的必要途徑，表現出明顯的知識取向。
在朱熹為《大學》所作的注釋中，他認為《大學》的「經文」和傳文是可以對應的，但是傳文缺失了原有對「格物」、「致知」的解釋，於是他就根據二程的格物論在他的《大學章句》中作了一個補傳，其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在朱熹看來，知是屬於主體的，理是屬於客體的，窮理就是要對外物之理進行考察，這個過程也就是主體的知識擴充的過程。通過對「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逐漸積累過程，就會產生一個飛躍，上升到對事物普遍原理的認識，這就是「豁然貫通」的境界。
總的來說，朱熹的格物窮理思想，儘管側重於身心性情的修養省察，但他也很注重對外界事物的考察。他雖然承認人具有天賦的道德法則，但是認為只有通過對具體事物的認識，這些道德法則在心中才能慢慢彰顯出來。朱熹的這種思想不同於陸王心學心即理的系統。
知先行後
儒家講知行，並不是側重在認識論上，而是偏重於道德實踐。不過，由於他們的討論經常引用生活中的例子，因而又包含認識論的成分。朱熹認為「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廢」，所以他強調人們不能僅僅從事格物致知的工夫，與此同時，還要進行力行。因為我們僅僅知道了道德的法則，有了道德知識，並不能夠使我們成為聖賢，只有真正付諸實踐，體之於身，才能夠被稱為真正意義上的道德。但是，他這樣說，並不是要人花很長時間，先去進行致知的工夫，達到致知以後，才去進行「行」的工夫。在具體實踐中，知行是互發的，所以朱熹強調知行並進，他舉例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他還經常把知行比喻成鳥的雙翼、車的兩輪，可見他認為二者是相互需要、相互補充的。
但是，如果從時間的先後來說，朱熹認為應當是知在前，行在後。他說：「論先後，當以致知為先。」也就是說，在一個道德行為中，我們只有先了解到什麼是道德以及道德的當然之則以後，我們才能夠按照此當然之則去行動。否則，人們的道德實踐就是缺乏理論指導的盲目行為。
朱熹也從輕重角度來比較知行。在這種情況下，他認為「論輕重，當以行為重」，也就是說，朱熹還是比較強調道德的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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