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晚年，如何評價痛罵自己的魯迅？

圖： 今年是魯迅去世80周年

文 | 諶旭彬

「要胡適，還是要魯迅」，是當下極常見的爭論

自八十年代以來，「要胡適，還是要魯迅」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爭議不休的話題。如1998年，《讀書》雜誌組織召開《人間魯迅》再版研討會，謝泳在會上提出了一個極尖銳的問題：「為什麼魯迅後來被……利用呢，為什麼他們不利用胡適呢？」2000年，李慎之撰文《回歸五四學些民主》，又稱：「魯迅還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夠比較全面地表達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寧還是胡適。」①……這些意見，都曾引發激烈的爭論。近年來，這樣的爭論，在民間輿論場，也已成常見之事。

魯迅生前對胡適頗多痛罵與嘲諷，二人確實不是同路人

確實，無論是思想還是立場，魯、胡二人的對立，在魯迅生前已頗明顯。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胡適則呼籲「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里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里去」。魯迅遂嘲諷胡適「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1927年，胡適欲北上，顧頡剛給他寫信，極力勸阻，理由是「這幾年，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孫）伏園、川島（章廷謙）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矣，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顧氏之言雖不免誇張，卻也可見魯迅對胡適的惡感已非一日。②

1929年，胡適曾公開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關係已難挽回。1933年因反對帶有共產國際背景的「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統統弄成政治問題，以至於牛蘭夫婦這樣的共產國際間諜亦在同盟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的名單之中，胡適再次被魯迅痛罵成顛倒黑白、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 ③同年，魯迅還曾嘲笑「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緣由是胡適在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在接受記者採訪之前，胡適剛剛在《獨立評論》上刊文《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告誡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日本的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真應該醒醒了。」④《獨立評論》魯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諷，似已脫離就事論事的原則，而摻雜著對胡適的個人成見在其中了。

圖：胡適等人1930年代創辦的刊物《獨立評論》

在三十年代，胡適也已不再將魯迅視為思想上、政見上的同路人

對於魯迅的攻擊，胡適鮮有回應。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1月，蘇雪林致信胡適，痛斥「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胡適在回信中為魯迅辯護：「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辯誣，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之作。⑤

當然，胡適也未將魯迅視為自己的同路人。蘇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視胡適為右派，指責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麼『民族戰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迹，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主張「取締魯迅宗教宣傳」。⑥對於蘇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適雖不贊同（「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卻也表示「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顯見在左、右立場上，胡適自認為與魯迅對立。

但到1956年，胡適卻又突然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適卻忽而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據學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⑧周策縱的這段回憶，近年來已成為諸多魯迅研究者在評價魯迅時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學者據此認定，魯迅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林曼叔）。「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本文不欲展開討論。但魯迅當年在《論「第三種人」》中嘲諷胡秋原時，是絲毫見不到「自由主義」氣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不應局限於階級和政黨，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允許革命文學自由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自由存在。魯迅的意見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種人也罷，「一定超不出階級」，其作品「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階級鬥爭」的價值觀，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鴻溝，恐非胡適一句「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可以填平。

其實，胡適也非是真的認為魯迅在思想上與自己同調，是個「自由主義者」。1959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胡適對陳獨秀和魯迅的思想左轉，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憶：「陳獨秀若不脫離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離北京，他後來的思想可能不會……，而中國思想與政治的演變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魯迅也是如此。他若不離開北京，可能不會演變到後來那樣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給胡風的信，很感覺他晚年很痛苦，但已無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據此信可知，胡適晚年對自己和魯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異，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重心實是落在了「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這幾個字上。同年4月1日，胡適致雷震函可資佐證。胡適說：「你們在台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魯迅對胡風傾訴自己被左聯掌舵人、地下黨周揚各種擺布「有苦說不出」）簡言之，胡適看重的主要是魯迅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圖：蔣介石1958年4月10日於台北南港與新任「中研院長」胡適合影

畢生致力於「開窗」的胡適，理當懷念畢生致力於「拆掉屋頂」的魯迅

胡適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年的魯迅，似非偶然。在大陸，自1954年底開始，全國範圍內掀起「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至給雷震寫信談魯迅「也會斫頭」時止（1956年4月1日），據胡適自己統計，大陸批判他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共出了三冊，《胡適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輯。這十大冊，已不止二百五十萬字了」。（11）

在台灣，1956年的輿論環境也對胡適（本人在美國）很不利。該年10月，《自由中國》出版給蔣介石的祝壽專刊，胡適借祝壽的名義，勸蔣介石「要能夠自己絕對節制自己」「守法守憲」，約束自己的權力，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結果引火燒身。蔣經國化名「周國光」，撰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將胡適定性為「思想上的敵人」，以「特種指示」名義秘密印發至基層單位，以「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批判胡適。這場批判持續了大半年，也是胡適決心從美國返回台灣的一個重要原因。（12）

胡適在1956年對魯迅的懷念，其實可以用魯迅1927年的一段演講來解釋。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還說，胡適當年提倡「文學革命」，好比開窗，反對聲浪是很高的；但錢玄同冒出來主張廢掉漢字，好比拆掉屋頂，胡適的「文學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話文隨後也漸漸流行了起來。（13）胡適畢生致力於從體制內「開窗」，進退維谷之時，理當懷念畢生致力於「拆掉屋頂」的魯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革命是改良的驅動力，魯迅也確實是胡適的同路人。

圖：1959年，南港。該年，胡適寫成《容忍與自由》，刊出後並作同題演講，寄望於在體制內為自由開出一扇「容忍」之窗

注釋

①古大勇，《一個學術命題的「前世今生」——大陸與港台學者對「魯迅與自由主義」命題的言說》，《上海魯迅研究 二零一三年 夏》，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3。②③諶旭彬，《魯迅當年，如何痛罵胡適？》，短史記第519期。④胡適，《日本人應該醒醒了！》，原載1933年3月19日《獨立評論》第42號。⑤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⑥⑦胡適、蘇雪林，《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通信）》，收錄於《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 2 1936-1939》，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P689-693。⑧1999年7月31日，旅美學者周策縱為祝賀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召開，曾作詩云：「『錚錚如鐵自由身，魯迅終為我輩人。』四十三年前告我，一言萬世定新猶。」詩後附言道：「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見：林曼叔，《文學歲月》，文學評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P159-160。⑨魯迅，《論「第三種人」》，原載於1932年11月1日《現代》第二卷第一期。⑩胡適，《致吳相湘》，1959年3月4日。（11）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12）1957年7月26日，胡適致信趙元任，胡適如此解釋自己返回台灣：「這大半年來所謂圍剿《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圍剿的一個人就是我。所以我當初決定要回去，實在是為此。(至少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個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個責任，可能留在國內比留在國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國內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13）魯迅，《無聲的中國》，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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