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福報和罪愆可以相互抵消嗎？

我們常說抬頭三尺有神明，這個比法律還重要。法律是什麼？是我們只要想辦法不讓你抓大就行，這是我們應付法律的最好方法。

在西方，比如美國，如果政府要立相關法律，民眾會抗爭，不讓法律通過。可一旦新的法律成立，人們會服從，這是他們的民族性，所以法律在美國實施起來非常簡單。中國人卻不是這樣，國家想要頒布相關法律，民眾是不會去抗爭的。大家想的是，只要不讓執法者抓到自己違法就行。至於要立什麼法，民眾並不會特別在意。

比如闖紅燈。警察要罰款，西方人會認罰。中國人卻不是這樣，中國人卻不是這樣，中國人闖紅燈被抓住不會輕易認罰，會怪警察：「你要抓我、罰我都可以，但是你得公開站在那裡抓我，你躲起來幹什麼？我就是因為沒有看到你，看到你我會闖紅燈嗎？」中國人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你敢把我怎麼樣？會不會變？不會變。

民族性沒有好壞之分，文化的基因是不會變的。為什麼不會變？如果變的話，全世界就成了一個樣子，也就沒有了所謂的陰陽，沒有了互動，那樣的話，人類最終也將消失。

可以這樣說，壞人是維持人類平衡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一點老子講得很清楚。沒有壞人，怎麼會知道誰是好人？如果每個人都相似，好壞就無法區分。這個觀點，老子講的很深刻。每個人都應該好好審視自己，我們每天都在兩個空間里徘徊，一個叫出神，一個叫恍神。大家都知道，人一出生就面臨著「回家」的命運，這是誰都逃不掉的。

人的一生不管過得如何，最後目的都是——安全會老家，再準確一點講，就是求得好死。所以，中國人罵得最難聽的話，就是「你不得好死」，這是對一個人最狠的詛咒。

歷史告訴我們，不論你有多少財富，多大權勢，只要你在最後一刻不得好死，一切也就只是過眼雲煙而已。同樣是「回家」，有的人順順利利、心安理得；有的人則不然。曾國藩就是這樣，曾國藩在庭院里散步，兒子陪在身邊，突然他感覺腳麻，就對兒子說：「扶我進去坐坐」。曾國藩進去坐了不久就去世了，心安理得，毫無愧疚。

知易難行，為什麼難？因為老子不讓我們知道自己到底什麼時候會死去，只知道自己遲早會「回去」。所以，我們要時刻最好死的準備，不能亂來。有的人做了很多壞事，最後想趁著自己還有幾年的時間，趕快做點好事。我想說的是，世上沒有將功折罪這回事。白點就是白點，黑點就是黑點，它們既不能被塗改，也不會被抵消，功與過不能相抵。

是非功過不能相抵，你做錯了，就要乖乖地受罰，心安理得的受罰，這是逃不掉的。當然，你的好也絕不會漏掉，神仙是很公正的，一視同仁。

白點不在乎你的財富有多少，3000元是一個白點，10元也是一個白點，不以財富的多少為衡量標準。一個善念就是一個白點，一個惡念就是一個黑點，這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道理。

我們平時常覺得老實人很愛吃虧，因為老實人經常受聰明人的氣，上聰明人的當。實際上，這是一種錯誤的想法。老子一直強調「反者道之動」，任何事情我們都要反過來想一想。

老子在《道德經》第五章里講：「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什麼是芻狗？芻狗就是用草編扎的祭品，在古代，人們祭拜天地、祖先的時候，會用到祭品。這個祭品很重要，不能亂動，可是祭拜結束，祭品就被隨意丟掉了。這兩句是天人之間的對話，是人對天地的一些感慨。其實，大仁就像不仁，不仁才是大仁。我們講到的仁都是小仁小義，格局都很小。

更進一步講，凡是嘴上說憑良心的，多半都是做壞事的，這種東西是不能說出來的，一說出來就表示你的心裡有異樣。天地無心，萬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不仁所以大仁，不義所以大義。如果能夠一視同仁，你就不可以愛上任何一個人，一旦你愛上任何一個人，你就不會愛上所有人，這是社會的必然現象。因此，不要相信「我愛你」這三個字，剛開始聽會特別感動，以為那是真愛，後來才知道，原來都是假的，會變的。這根「名可名，非常名」是相同的意思。

天地不是不仁。人們常說天長地久，意思是說，時間好像永遠用不完，空間好像無限大。天就是時間，永遠用不完；地就是空間，總是無限大。時間、空間無窮無盡。《道德經》第七章里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自生則與萬物相爭，不自生則萬物歸，這就是道。

請點擊此處輸入圖片描述一個要做大事的人，就要像天、像道一樣具有廣大的心量。如果什麼事都自己做，那就不會長久，就累死了。我捨得讓別人做，大家都去做，我就沒事做，故能長生。因為不自生，自己不勞累，所以能長生。長生不是長生不老，長生是生生不息，世世傳承。

（文章由道山不老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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