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研究科學，中國人研究諾獎

2017年諾貝爾獎正於這幾天陸續揭曉。今天發的是2012年的一篇舊文，當時距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還有三年。2015年，中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中國人對諾貝爾獎的渴望，讓研究諾貝爾獎成為一門學問。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 圖/中新網

本文首發於2012年第38期《中國新聞周刊》

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正在開車的徐飛手握方向盤，目光直視前方，用平淡的語氣說：「諾貝爾獎里最有含金量的還是科學獎。我現在絲毫不懷疑，中國科學家隨時都有可能獲諾獎，並且很可能不止一位。」身為中國科技大學科技哲學部主任，徐飛長期研究科技史與中國科技制度，從中國科學發展目前的總體水平來看，無論中國科學家獲還是不獲諾獎，他都不會吃驚。

然而，科學界卻未必都有徐飛這般的淡定。早在2000年，楊振寧就提出「中國科學家將在20年內獲諾獎」的斷言，由於這一預測遲遲未能實現，莫言的獲獎，也讓中國科學界略顯尷尬。英國諾丁漢大學副教授曹聰說，「在實用主義的氛圍里，中國科技界可能會面臨這樣的質疑：文學創作沒有花費國家太多資助，但得了獎；而相比之下，國家長期投入大量研發經費的科技領域，卻至今在諾獎上未有斬獲。」

美國科學社會學家朱克曼曾說，「諾貝爾不可能預見到他所設置的科學獎會成為科學家獲得傑出成就的最高象徵。」作為朱克曼的學生，曹聰認為，「近20年來，中國在科技領域啟動了各種計劃、工程、基金，這些項目雖然不會直接聲稱以諾獎為目標，但是很明顯，它們都包含了這樣一個潛在的意圖。」

「衝擊諾貝爾獎此其時也」

在對諾貝爾獎的研究中，有一項根據統計數字得出的結論：一個國家一般在立國30年左右便會誕生一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例如，前蘇聯1917年立國，39年後獲得了第一個諾獎；達到這一目標，捷克斯洛伐克用了41年；波蘭用了46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花了29年和30年。新中國已建國60多年，但至今仍沒有中國籍的科學家摘取諾貝爾獎。諾獎幾乎就像一塊心病，以至於諾貝爾獎的頒布期，也成了中國科學界一年一度的陣痛。

1997年和1998年，美籍華裔科學家朱棣文、崔琦接連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對中國造成一波較大的震動。有記錄可查、最早公開提出「向諾貝爾進軍」的言論，出自1998年8月4日的《科技日報》。這家國家科技部的官方報紙邀請多位院士撰文，刊出一組文章，大標題為《衝擊諾貝爾獎此其時也》。時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主任的張存浩院士在文中說，中國現在就應明確提出在21世紀初葉奪取諾貝爾獎的奮鬥目標。

2000年，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路甬祥院士向媒體宣稱，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國科學家有望到2010年至2030年左右在數學、納米科學、量子物理、生命科學等領域取得諾貝爾獎級的科學成就。2002年6月，中科院又發布消息稱，為力爭在2025年之前做出國際一流的研究工作，將把基礎研究的目標瞄準諾貝爾獎。

在這些「助威」聲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是在2000年的中國科協學術年會上，路甬祥以一篇7000字的學術文章來昭示中國最高學術機構對諾貝爾獎的重視。在這篇題為《啟示與規律——從諾貝爾自然科學獎與20世紀重大科學成就看科技原始創新的規律》的報告里，他全面總結了近100年來諾貝爾科學獎的情況，剖析了21個經典獲獎案例，總結出科技原始創新的11條規律。

中國科學界領導人物對諾獎的「苦戀」並不僅僅停留在喊口號上。其實，在他們發表公開言論之前，就已展開了行動。根據曹聰的研究，實際的努力從1994年開始。這一年，自然科學基金委設立「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每年遴選約百位45歲以下的科學家，讓他們從事自己感興趣的科研；中科院開展了當時資助力度最大的「百人計劃」，用以吸引那些海外優秀科學家歸來報效祖國。由於諾貝爾獎主要面向基礎研究，1997年，科技部啟動「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與發展規劃」（即「973」計劃），宣布在5年時間內用25億元支持50個左右的課題。1998年末，中科院又啟動了「知識創新工程」，教育部則開始推行「長江學者計劃」。

1999年10月，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宜瑜在接受來自他故鄉的《福建日報》專訪時就表示，「知識創新工程」與「百人計劃」皆是「中國為在下一個世紀在中國的土地上摘取諾貝爾獎」所作的準備。

當下，中國科學界乃至全社會對諾獎渴求情緒的升溫，與中國持續上升的國力也不無關係。1990年，中國的GDP總量開始進入世界前10名。在百人計劃開始的1995年前後，這一數字上升至第7名。

曹聰認為，增加科研經費、吸引人才，這兩項做法本身並無不妥，從現在來看，也對中國科技的發展起到了作用。但中國的科技投入，只注重了硬體方面，卻對科學精神、科學制度等軟環境的營造，「根本就沒有投入」。針對中國科學界進軍諾貝爾的種種努力，諾獎得主、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曾說，「獲獎不是目的，做科學工作才是目的」。

「能不能成為一門諾貝爾學？」

華中科技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楊建鄴在大學裡講授物理學，但在課堂上他講得最多的卻是諾貝爾獎。1984年，楊建鄴就寫了他的第一本有關諾獎的書《火星來客？——諾貝爾獎與猶太人》；2001年，他主編的《20世紀諾貝爾獲獎者辭典》一書出版。這本書總結了諾貝爾獎的各種數據，對獲獎者進行了百科全書式的介紹。

在科學界對諾獎發起衝擊時，像楊建鄴這樣來自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對諾獎的研究也開始形成一種潮流。2001年，為紀念諾獎設立100周年，復旦大學聯合上海市科協與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這是中國學界在諾獎研究領域的一次大事件。

伴隨著衝擊諾貝爾獎的持久熱情，中國的諾獎研究也不斷升溫，各種研究成果也可謂五花八門。比如《諾貝爾獎得主出生月份的統計分析》一文的結論就是：無論哪個月份出生的科學家都有同樣的可能得諾獎。2011年，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汪前進對這些研究做了一次總結，結果發現：雖然自1979年以來，國內有關諾貝爾科學獎的研究文章已有近6000篇，書籍也有數以百冊，但真正具有學術意義的文章加專著也不過100來份，可見國內諾獎研究的水分很大。

楊建鄴在研究諾獎的過程中發現，國內對諾獎的研究非常零散，相比之下，國外的研究就很有體系，光是研究猶太人獲獎者的英文書籍就有50多本。由此他提出，「在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人、一本書都可以成為一門什麼『學』，如『紅學』、『錢學』等等，那麼700位獲獎者的思想、經歷和他們的著作、社會環境……等等這一整體，不能成為一門『諾貝爾學』？」

徐飛表示，如果真有「諾學」這門學問，朱克曼當屬這個領域的鼻祖。1977年，朱克曼寫的《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一書，是世界上第一本從學術角度對諾獎及其得主進行研究的著作。朱克曼是科學社會學奠基人之一默頓的學生（同時也是他的妻子）。這本書正是在她師從默頓期間所作的博士畢業論文基礎上加工而成的。

朱克曼指出，按照科學界分層的概念，諾獎得主就等於科學界的超級精英，往下是美國科學院院士構成的科學精英，而那些擁有博士學位、正在從事科學研究的人群則構成金字塔的最底層——科學工作者。朱克曼訪問了當時美國的56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的41位，在默頓的理論框架下，對他們的出身背景、師承關係、研究工作、獲獎之後等多方位進行了分析，最終得出結論：諾貝爾獎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其影響遍及科學的整個社會體系。

早在1979年，商務印書館就將朱克曼的這本書引進到中國。但那時，獲得諾貝爾獎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不敢想像的，因此該書在當時並未引起學界的注意。不過，汪前進指出，時至今日，國內已有的諾獎研究者的研究取向或理論框架，皆遵循朱克曼的研究框架與取向進行。曹聰依照老師朱克曼的路數，訪問了中國79名中科院院士，編寫了《中國的科學界精英》一書，但這本英文專著並沒有被引進到國內出版。

徐飛認為，在對諾獎的研究上，朱克曼的這本書既可以說是開山之作，也可以說是終結之作。「因為從學術角度而言，諾獎值得研究的內容無非就是這幾大塊，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國家的學者們都已經把這些研究做得差不多了。但在中國，這些研究還非常零散，與國外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如果不改變觀念，

研究諾獎再多也沒有用。」

2004年10月，楊建鄴與北大教授林毅夫做客中央電視台《新聞會客廳》，呼籲科學界關注諾獎研究，分析諾獎「高產」地區的地理、人文、社會條件，研究中國最有可能在什麼時候、從哪個領域獲得諾獎。楊建鄴表示，這一部分應當成為「諾貝爾學」最重要的課題。

楊的想法反映了中國大部分諾獎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汪前進將中國的「諾學」研究分為五大類，其中第五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就是「探尋中國如何奪取諾獎」。他指出，這是中國學者進行所有諾獎研究的根本動力與基本出發點，其他的各類研究多是為這一疑問的解答提供素材或是尋找解釋體系的。

徐飛並不專門研究諾獎，但他的一項研究卻揭示了中國本土科學家至今未能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深層原因。

在一項研究中國院士制度的國家級軟科學課題中，徐飛發現，在新中國的前50年，由於種種原因，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齡一直在60歲上下，年齡老化，科技創造力不足。而在2001年～2010年的10年間，中科院的新增院士年齡持續下降，從2001年的60歲下降至2009年的54.1歲。與此同時，這10年來的76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卻持續上升，從2001年的57歲上升至2010年67.8歲。不僅如此，相比過去，諾獎得主做出獲獎成果的年齡段，也從過去的30歲～40歲上升至40歲～50歲。

對此，徐飛解釋說，諾獎得主兩項年齡指標增高的趨勢說明，當代科學研究活動的某些規律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職業科學家需要更長時間的訓練才能進入角色，做出成果；另一方面，社會對傑出科學成果的評價也越來越謹慎和嚴格。

兩者對比，這是一個好的變化，徐飛說，因為如果當選院士的科學家平均年齡已經大於或相當於諾獎得主獲獎時的年齡，那這樣一支科學研究的「國家隊」無疑是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更重要的是，「這也意味著中國那些四五十歲的院士們，理論上正處於黃金創造期」。於是，他問道：「被遴選院士之後，這些年輕的傑出科學家將以何種策略繼續其職業生涯？」

對於這一問題的答案，以1955年～2005年間當選的中科院院士與諾獎得主的任職情況相比較為例：諾獎得主在獲獎前後一直具有行政任職的只佔總數的約19％；而中科院院士的這一數字高達63％。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兼職情況更不容榮樂觀，據初步統計，在783名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個兼職，人均兼職7.2個。

曹聰說，「中國科學家沒有足夠的時間發起對諾貝爾獎的衝擊。傑出的中國科學家在數量上如此之少，以至於被任命為各類行政職務而傾向於偏離研究事業……當他們淹沒在各類行政事務的時候，科學研究水平下降的趨勢也就在所難免。」徐飛指出，除少數情況需要轉向行政管理崗位外，絕大多數傑出科學家應該充分利用有利的資源和條件，趁熱打鐵，繼續攀登世界科學高峰。

今年，清華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的新任校長相繼上任，兩人都不是院士。徐飛對此感到欣慰，他說，「以前，國內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凡是『985工程』大學的校長，都必須是院士。但實際上，大學校長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不應非要由院士來擔任。院士是科學家裡的精英分子，更應該讓他們留在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裡做研究。」

1930年代，默頓首次提出，「科學是一種體制化了的社會制度」。曹聰認為，時至今日，科學已經不僅是一種社會制度，更是一種文化和價值觀。但長久以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科學技術只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只是一種工具。中國人要徹底摒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科學觀，對科學採取一種整體性的態度。他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這一觀念，研究諾獎再多也沒有用。」

徐飛說，「中國今後出現一位甚至兩三位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也不能說明什麼，只有當中國諾獎級別的科學家們如群星閃耀般湧現時，我們才能說，中國已真正成為科技強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錢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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