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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諾貝爾文學獎給了日裔作家,但不是村上春樹

據諾貝爾獎官網消息,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5日下午1時,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榮獲該獎項。「萬年陪跑」村上春樹再次無緣該獎項。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於日本長崎,1960年隨家人移居英國,先後畢業於肯特大學和東安格利亞大學,並於1982年獲得英國國籍。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畫家》和《長日將盡》等。曾獲得1989年布克獎、大英帝國勳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等多個獎項,與魯西迪、奈保爾被稱為「英國文壇移民三雄」。

人生履歷

1954年11月8日

石黑一雄出生在日本長崎。

1960年

石黑一雄的父親石黑鎮男被供職的英國北海石油公司派往英國,父母帶著石黑一雄和姐姐富美子移居英國,居住在倫敦附近的小鎮吉爾福德。之後在薩里一所男子文理學校接受教育。

1973年

石黑一雄從高中畢業,隨後出外遊歷了一年,搭便車觀覽紐約,還做過巴爾莫勒爾的Queen Mother樂隊的打擊樂手。

1974年

石黑一雄開始在英國肯特大學學習英語和哲學。

1978年

大學畢業後,石黑一雄做了幾年社會工作者,然後開始在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學習創意寫作研究生課程,在這裡,石黑一雄結識了給了他很多啟發的導師、英國最具獨創性的女性主義小說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82年

石黑一雄獲得英國國籍。

1983年

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說《群山淡景》出版,講述在英格蘭生活的日本寡婦悅子的故事,故事影射了日本長崎的災難和戰後恢復。同年,石黑一雄獲得溫尼弗雷德·霍爾比紀念獎,並被英國文學雜誌《格蘭塔》(Granta)評選為英國最優秀的20名青年作家之一。

1986年

《浮世畫家》出版,這部小說通過一位日本畫家回憶自己從軍的經歷,探討了日本國民對二戰的態度。同年獲得惠特布萊德獎,並第一次獲得布克獎提名。

1989年

石黑一雄以《長日將盡》(《長日留痕》)獲得了在英語文學裡享有盛譽的「布克獎」。

1995年

石黑一雄出版《無可慰藉》,追隨一位知名鋼琴家在歐洲小鎮進行演出的詭譎經歷。同年獲得契爾特納姆文學藝術獎以及大英帝國勳章。

1998年

石黑一雄獲得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

2000年

石黑一雄出版《我輩孤雛》(《上海孤兒》),講述一名英國偵探調查在上海度過的童年發生的一場疑案。獲得布克獎提名。

2005年

石黑一雄出版了《別讓我走》,又跳到了1990年代的英國,聚焦一個培養克隆人的教育機構里少男少女追尋身世之謎的故事。再次獲得布克獎提名。

2009年

石黑一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小夜曲》,其中的五個故事都以音樂勾連。

2015年

石黑一雄出版了長篇小說《被掩埋的巨人》。

石黑一雄年輕時

1954年,石黑一雄出生於日本長崎的一個軍官家庭。五歲多時,因為父親的工作關係,全家遷往了英格蘭南部小城。離開時,小石甚至還帶著日語教材,年幼的他並沒有意識到這次遠行的影響。

來到了英國後,他過上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比如成為一個英國男童。學不會英國人民教的數學,他便將大多數的時間都投入了間諜小說的創作里。憑藉著超越小學生的胡逼能力,他成功考入了一所名叫男孩文法的學校,一所專為搞砸中產階級小孩成績所準備的中學。

在這所中學,他接觸了大量當時西方社會的文化。聽歌要聽萊昂納多科恩或鮑勃迪倫的,看書要看凱魯亞克的。中學一畢業跑去美國流浪了一年,期間還當了一陣子樂隊鼓手。活脫脫一副嬉皮士的模樣。那是1973年,舊金山的嬉皮士們上街燒了一棺材的大麻餅乾,高喊:「嬉皮士死了!」

The death of Hippies

1974年,從路上回來的石黑一雄進入了肯特大學,主修英語和哲學。大學時期,對文學並不熱衷的他經常翹課跑去諾丁山逛。在那裡,他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社工。他加入了一家做居民安置工作的慈善機構,他不僅在社工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還在社工同事里找到了老婆。他就這樣干社工干到了大學畢業,面臨畢業壓力,他突發奇想的寫了個廣播劇投給了文學評論家和小說家馬爾科姆,以此作為申請,上了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創意寫作碩士課程。

大學時代

在這個課程里,石黑一雄開始審視自己的寫作生涯。此前,作為凱魯亞克的小粉絲,他只會寫一些旅行感想自傳之類的東西。現在,他開始了新的寫作模式。1981年,費伯出版社推薦了石黑一雄的三部短篇小說,其中就有著名的《家庭晚餐》(或譯《團圓飯》)。這篇小說講述了日本人怪異的飲食習慣和自殺之間的聯繫,讓看多了英國階級制度和通姦小故事的出版人大開眼界。

1982年,石黑一雄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群山淡景》得以出版。該小說一出版,便被視為當年最優秀的小說。石黑一雄憑藉兒時記憶和想像描繪出的長崎被評論家視為克制寫作的典範,雖然這很可能只是因為他記不清了。無論如何,英日混合的身份和獨特的寫作才華讓他成功晉陞為英國最優秀的年輕作家之一。這一年,他終於辭去了社工工作,開始專門寫作。1986年,他寫出了《浮世繪藝術家》,此書一如既往的在描繪日本戰爭前後的變化。此小說強化了石黑一雄的聲譽,但評論家卻慢慢開始不滿足了。

《群山淡景》

《浮世繪藝術家》

為了回應這種評論界的聲音,石黑一雄埋頭三年寫出了《長日留痕》。在這部小說中,所有的故事都發生在英國村裡的老貴族家中,描繪了一個為維護管家尊嚴而壓抑感情、否定自我的悲劇中年男人,用的是純粹英國式的語言。這部電影生動詮釋了大愛無痕,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細膩感情。這樣原汁原味的英國鄉村故事讓一向挑剔的評論家們也都無話可說了。該小說出版後,叫好又叫座,先拿下布克獎,又破百萬銷量,還被改成了電影。

《長日留痕》改變電影或譯《告別有情天》

此後石黑一雄不斷挑戰自己。他先將眼光放到了超現實領域,寫了本《無法安慰的人》,結果讀者真的都成了無法安慰的人。石黑一雄自己也很受傷,歇了幾年又寫了本以上海為創作背景的《上海孤兒》,結果也沒有得到特別好的反響。對自己不甚滿意的石黑一雄乾脆寫起了科幻小說——《別讓我走》。這部小說終於get到了讀者的G點,拿下全世界文學獎金最高的「布克小說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後又在2005年被拍成了電影。一個令人動容的克隆人愛情故事,絕非大劉的筆調能夠雕琢的。

《別讓我走》小說封面和海報

每一個克隆人生活的意義,就是把自己的器官一個一個捐出去直到死去為止。

博彩網站全沒猜中

每一年,英國博彩網站「立博」Ladbrokes都會發布諾獎得主下注賠率排行榜,而這份榜單也常常是最後真正得主的一個風向標。今年在榜單上,位於前三名的作家分別有肯亞作家提安哥,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大家一直心疼的「陪跑王」——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又上榜了,而且是排在第二位。

排在榜首的,來自非洲的肯亞作家提安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後來成長為現代非洲文學的代表性作家,有人把他稱為非洲的托爾斯泰,形容他為「從未放鬆對社會的尖銳批判。他的代表作品有《孩子,你別哭》《一粒麥種》《血染的花瓣》《十字架上的魔鬼》等。值得一提是,1977年,提安哥曾因抗議當局對英語的強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拘禁超過一年,獲釋後與家人過著流亡的生活,直到肯亞阿拉普·莫伊當局下台才終於得以安全回國。不過,由於政治和健康的原因,近年來他一直旅居美國。

恩古吉?瓦?提安哥

自1901年以來,諾貝爾文學獎已經頒發給了百餘位優秀作家,褒獎他們「創作出富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不過,百餘年曆程中,諾獎也難免遇到不少「意外」和「遺憾」。一起來回顧那些年的瞬間:

意外

不想得文學獎的歌手不是好詩人?

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美國民謠藝術家鮑勃 迪倫。評委將他比作像荷馬一樣的「最偉大的在世詩人」,認為他「在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中創造了新的詩意表達」。他的歌曲甚至被評委讚美為「獻給耳朵的詩篇」。

佩戴「桂冠」的人從作家突然變成了歌手,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這一決定確實令人意外。有評論稱,評獎委員會的決定只是為了「取悅群眾」。蘇格蘭小說家韋爾什則表示:「我是迪倫的粉絲,但音樂與文學截然不同,我感到憤怒。」

儘管面對爭議,但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達尼烏斯表態稱,文學獎委員會成員對把獎項頒發給迪倫的看法「極度一致」。「迪倫享有偶像地位。他對當代音樂的影響深遠。」

事實上,這不是諾貝爾文學獎第一次出現「意外」。1953年,另一個文壇「圈外人」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就曾經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由於他在描述歷史與傳記方面的造詣,同時由於他那捍衛崇高的人的價值的光輝演說」。

丘吉爾

此外,諾貝爾獎原則上不能頒給已去世的人,不過文學獎中卻曾出現過一次例外: 1931年,該獎追授給了去世的瑞典作家埃里克·阿克塞爾·卡爾費爾德。這名瑞典詩人生前曾是頒獎方瑞典學院的成員,多次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在去世當年終獲該獎。

遺憾

文學史上閃耀的諾獎「遺珠」

每年到諾貝爾文學獎頒獎之時,都無法避免有關諾獎「遺珠」的討論。從托爾斯泰、易卜生、哈代、契訶夫、卡夫卡、高爾基、左拉、喬伊斯等文壇名家,到仍活躍在賠率榜上的多位當代著名作家。

在這些「遺珠」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村上春樹了。29歲以《且聽風吟》聲名鵲起,幾年後《挪威的森林》風靡全球,多年來,村上春樹在諾貝爾文學獎各大賠率榜上,都無一例外地處於前列位置。然而,他卻一次又一次地與諾獎失之交臂。

村上春樹

上世紀末,米蘭·昆德拉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作品為世人所熟知,在許多國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熱」。昆德拉曾多次獲得國際文學獎,並多次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但直到目前,也尚未被授予這一光環。

米蘭·昆德拉

另一位公認的諾獎「遺珠」是以色列作家奧茲。他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奧茲發表了多部小說,被翻譯成50多種文字,曾獲包括德國「歌德文化獎」、西語世界最有影響的「阿斯圖里亞斯親王獎」、弗蘭茲 卡夫卡獎等多個獎項。

此外,被譽為「文學活神話」的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中國詩人北島同樣常常被看作獲得諾獎的熱門人選,不過,由於201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剛剛頒給了美國人,中國作家莫言也在5年之前獲得了諾獎,他們的「遺珠」歷程可能仍將持續下去。

但「文學獎做得再好,不如文學好」,他們的作品依然流芳後世,風姿不減。

石黑一雄:鮑勃·迪倫讓我接觸超現實主義

不像其它日本人,石黑一雄有著純正好聽的英倫腔調(但他忍不住自嘲自己的日語爛到「嚇人」)。他曾經接受《巴黎評論》的採訪。在訪談中,他訴說了他的生活細節、他的人生經歷、他的自我反思與生活吁嘆。

記者:(石黑一雄)你小時候就喜愛閱讀嗎?

石黑一雄:在我剛離開日本時,一個名為「月光假面」的超級英雄非常出名。我常常站在書店,試著記下少年漫畫上每一個關於他冒險的圖像,接著我就回家畫我自己的。我讓我母親把畫紙都釘起來,使得它們看起來有點書的樣子。當我兒時在吉爾福德,我只讀過英文的《看和學》(Look and Learn)漫畫,它是英國兒童的教育用書,相當無聊的文章,我一點也提不起興趣。我喜歡有一個現在也可能存在著的,日語版的《看和學》,內容充實,材料豐富,對我來說也有趣的多。通過這些書我了解到流行的人物形象,再比如,一個日本版的詹姆斯·邦德,一個蠻有意思的漫畫人物——雖然名字一樣,但和伊恩·弗萊明或是肖恩·康納利的「邦德」幾乎不同。英國中產階級將邦德視為現代社會之惡:糟糕的電影和下流的語言、沒有任何道德感的主角、火辣的比基尼女孩、腐蝕文化。而這些出現在日本的合法化教育語境中,讓我看到了十分不同的文化態度。

記:你在學校有過任何寫作嗎?

石:有的。我去的州立小學正在實驗一種現代化的教學方法,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學校得意於它沒有絕對的「課程」概念。你可以去清理手動計算器,製作奶牛陶器,或是創作故事。最後這個廣受喜愛,因為可以與他人交流;你寫一點兒,然後交換大聲朗讀彼此的作品。當時,我創作了一個角色叫做「西尼爾先生」(Mr.Senior),與我朋友的童子軍領隊同名——我覺得它特別合適一個間諜。我閱讀夏洛克·福爾摩斯並受到極大的影響;我還模仿了一部維多利亞偵探小說的敘事結構。為使我們的作品跟書店櫥窗中的出版物極其相近,我們在封面上穿孔並在封底摘錄報紙評論。

記:這種經歷是否影響了你成為一個作家?

石:它的確很有意思,還讓我意識到寫故事是件輕鬆事,並且這種想法一直跟隨著我。我從未被「編造故事」的想法唬住,因為當你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人人都會覺得寫作並沒有那麼難。

記:你在偵探故事之後,什麼又令你著迷呢?

石:搖滾樂。在夏洛克·福爾摩斯後,我直到二十多歲才又開始閱讀。但我從五歲就一直彈鋼琴,十五歲的時候也摸過吉他,接著我開始聽流行唱片——超級棒的那些,那時我才十一歲。我第一張真心喜歡的唱片是湯姆·瓊斯(Tom Jones)那張唱著「故鄉綠色的,綠色的青草地」(「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瓊斯是個威爾士人,但這首歌唱的是牛仔生活。我有一個小型的索尼台盤式錄音機,我的父親從日本買給我的,我會直接從廣播上錄歌,就像是現在的下載音樂,我會竭盡全力辨別每一個單詞從嘈雜的嗡嗡聲中。然後我十三歲了,我買了一張剛發行的《約翰·韋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那是我第一張迪倫的唱片。

記:為什麼喜歡它呢?

石:(歌中的)文字。鮑勃·迪倫(Bob Dylan)是個傑出的作曲家,我一聽就知道。有兩件事我至今都引以為豪,一是辨別一段好歌詞,一是辨別一部好的牛仔片。迪倫的歌詞,我覺得是我第一次接觸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或是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文本。然後我發現了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的歌詞很講究文學技巧,同時他還出版了兩部小說和幾部詩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到處是聖人和瑪利亞。他像是一個法國歌唱者,我認同音樂家常常是相當自負的:自己寫歌,自己譜曲,自己編排。我覺得這一切都誘惑著我,催使著我開始寫歌。

Bob Dylan (born in 1941)

Leonard Cohen (1934-2016)

記:你的第一首歌是什麼?

石:它有點像萊昂納德·科恩(的歌),我記得開頭是「你是否永不再睜開雙眼,在我們生活和嬉鬧的海岸」(「Will your eyes never reopen, on the shore where we once lived and played」)。

記:這是一個愛情歌?

石:迪倫和科恩音樂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你不會知道它是唱什麼的。你拚命著去表達自己,但你總是遇到你無法完全理解但必須假裝明白的事情。在一個人年輕的大部分時間裡,你羞於承認,但生活就是這個樣。他們的歌詞中都莫名地包含了這一點。

記:回過頭看看你的第一部出版作品《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嗎?

石:我很喜歡它,但我仍覺得它令人困擾。結尾幾乎就是個謎,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卻沒看到任何有藝術價值的收穫。它可以說是缺乏經驗,錯誤判讀了顯而易見和微妙無比的東西。即使當時,結尾也令我不甚滿意。

記:那是什麼激發了你的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關於一個和平年代被戰時軍國主義困擾的畫家的故事呢?

石:《遠山淡影》中有一個支線情節,講述了一位老教師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構建的價值觀。我告訴自己,我將會寫一整部小說來描述一個人的這種狀態。因此,便有了本書的寫作;再後來,還有了《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的出版。我看著《浮世畫家》在思考,這個關於荒蕪人生的主題揭示,在個人職業已經淋漓盡致,但卻沒有涉及個人生活。當你年輕的時候,你在意的都是你的事業,最終你會意識到這之後人生的一部分耳。這便是我的感受。我還想把這一切再寫一次:你是如何荒蕪了你的擇業能力,是如何荒蕪了你的個人生活。

記:你為何決定日本不再是一個適合故事的設定背景?

石:在我開始(寫作)《長日留痕》時,我發現我想要寫作的本質是一種運動。

記:在那本書中以及許多你的小說中,主人公似乎都在一瞬間失去了他們的愛情。

石:我不認為是否是一瞬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錯別了很長的距離。他們可能回過頭然後發現,在某一時刻,一切可能完全不同。他們的思考吸引著我們:天啊,這就是盤根錯節的命運。但實際上,不只是愛情,他們錯過了還有生活中更為重要的東西。

記:你為什麼讓你(筆下的)人物們,「前赴後繼」地這樣做呢?

石:沒有對我個人進行精神分析,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一個作家告訴你為什麼他一定要重複一個主題,你最好永遠不要相信他(她)。

記:《長日留痕》榮獲布克獎後,你有沒有因這一成功而發生改變?

石:當我出版《浮世畫家》的時候,我仍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作家。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出版六個月後,它先後提名布克獎,獲得惠特布雷德獎;就在這時,我決定買一台留聲機。突然之間,我幾乎不認識的人紛紛來邀請我們(和妻子)共進晚餐。你對你的生活幾乎失去了掌控。直到三年後我獲得布克獎時,我才學會了委婉地謝絕。

記:作家的公眾生活,比如說,圖書巡講和採訪等等,有沒有影響了你的寫作?

石:顯然,它在兩個方面影響著一個人的寫作。首先,就是它佔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另一點,你要花費很長時間經受富有見解之人的考問:為什麼你的作品中總有一隻三腳貓,或是解釋一下對鴿子派的痴迷…其實,許多東西是無意識進入你的創作之中,至少對這些東西的感性回應本來就是不可解的。有些作家就處理不好,變得敏感而又易怒。這確實對你的寫作會有影響,你坐下來寫,並且思考,然後開始變得更加刻意。

記:你寫作的時候,你會不會自覺想到一些譯者可能遇到的問題呢?

石:當你處於世界不同地域時,你尷尬地意識到有些文化概念根本沒法兒翻;有時你需要花四天時間對著丹麥人解釋一本書。我尤其不喜歡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參照詞,因為它們不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經不起時間的變遷。三十年後,它什麼都不是了。一個人的寫作不僅是給不同國家的人看,更是寫給不同的時代。

記:你有寫作計劃嗎?

石:我常常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寫作,我使自己盡量保持在下午四點前不受郵件或是電話的干擾。

記:你一般寫作會有幾稿?

石:我幾乎沒有超過三稿的時候;但必須說,有個別段落我真的是寫了一遍又一遍。

記:你如何回應困惑不解的評論家,比如說針對《無可慰藉》(The Unconsoled,1995)的那些?

石:晦澀難懂絕不是我的本意。我力圖保證小說的清晰,考慮到它是追溯著夢的邏輯。在夢中,一個角色可能被不同的人描述,我的這種寫法必定會導致或多或少的迷惑。但是,我一個字都不會改動;那是我當時寫作的感受,我認為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被問到最多的便是這一本,當我做書籍巡展時,我就知道要有好多晚上談論它,特別是在美國西海岸。學界對這本書的探討也遠遠要多於其它。

記:談到《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你是否和許多評論家一樣,覺得這部小說很晦暗?

石:實際上,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奮而又愉悅的作品。在過去,我常寫主人公的失敗,他們其實是對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這樣過日子」的書。《別讓我走》第一次使我關注一些人類的積極樂觀層面。好吧,他們可能有缺陷,會陷入人類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現的是三個本質上非常正派的人。當他們最終意識到年歲將盡,我希望他們不會只想著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財產,而是關心他人並且矯枉過失。因此,於我而言,這本小說是在展示人類的積極性,而非我們道德的薄弱面。

記:你實際上,是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絲」。

石:沒錯。我還是狄更斯、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威爾基·柯林斯的粉絲。我最早在大學閱讀的就是這些純正的十九世紀小說。

記:你為什麼喜歡呢?

石:在現實主義意義上,小說虛構的世界或多或少與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所相似;同時,你也可能迷失於其中。(我)對於敘事很有把握,因其使用了傳統的劇情、結構、人物的寫作方法。由於我兒時讀的不多,我需要一個厚實的土壤:夏洛特·勃朗特的《維萊特》(Villette, 1853)和《簡·愛》(Jane Eyre, 184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恢弘巨著;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1863-69);查爾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 1852-53);還有六部簡·奧斯汀小說中的五部。如果你閱讀過這些,你將會擁有一個非常紮實的根基。對了,我還喜歡柏拉圖。

記:為什麼?

石:在他大部分和蘇格拉底的對話中,一些自認為通曉一切的人經過,蘇格拉底便坐下來與之相駁。這看起來具有毀滅性,但其實什麼是善的本質是難以捉摸的。有時候,人之一生都靠著一個單純的信念過活,哪怕是不正確的。我早期的書講的就是這類自以為明白的人。因為現代沒有蘇格拉底,他們便成了自己的蘇格拉底。在柏拉圖對話錄中有一段,蘇格拉底說,理想主義者常常在兩三次打擊後就變得厭世。柏拉圖表示這其實就像是對善之意義的探索;當你碰壁時,不應感到破滅或是失望。你應該發現的是,縱使探索過程百般艱辛,你仍需初心不減,一往無前。

編輯 | 韓振

綜合 |企鵝圖書 村上春樹咖啡館

天津廣播新媒體編輯部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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