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出好作品的兩個絕妙方法
by 帕烏斯托夫斯基
從小我就希望,只要一個人所能見識所能體驗的,我都能見識見識,體驗體驗。這個希望當然沒有實現。而且相反,我覺得我一生見的事情並不多,而且歲月也過得太快。
不過,這只是在沒有開始回憶的時候,才使人有這樣的感覺。回憶勾起了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待這些往事接連不斷地浮現出來,你才明白,原來生活比想像的要豐富得多。
在略述自己的小傳之前,我想先談談自己的一個願望。這個願望在我成年的時候就產生了,後來一年比一年更加強烈起來。那就是希望我的心情在任何時候都盡量能夠接近少年時代所特有的那種朝氣勃勃的思想和感情。
我並不想返老還童,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我還是想用自己青春的朝氣來檢查現在每一天的生活。
青春,對我來說,就是我現在思想行動的鑒定者。
常言說,隨著年齡的增長,經驗也就豐富起來了。經驗顯然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它能不讓你經年累月所積累下的寶貴的東西黯然失色而至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於一八九二年生於莫斯科石榴巷一個鐵道統計員的家裡。我父親,儘管職業要求他對一切要頭腦清醒,他卻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幻想家。他受不了任何勞累和操心的事。因此,他在親友中是個出了名的輕浮而懦弱的人,是個空想家,用我祖母的話來說,是個「沒有資格結婚生孩子」的人。
顯然,父親有了這種性格是不能在一個地方久居的。離開莫斯科以後,他先後在普斯可夫、維爾那工作,後來在基輔西南鐵路上呆的時間還算比較長。
我父親的先輩是查波羅日哥薩克,瑟契被打敗後,這些哥薩克就遷到羅斯河畔白采爾科夫附近。
我祖父母以前就住在那兒。祖父在尼古拉一世的時候當過兵,祖母是土耳其人。祖父是個藍眼睛的溫和的老頭。他總是用嘶啞的男高音唱著古老的抒情的曲子和哥薩克小調,講一些「以往生活里有過的」、難以令人置信、但有時卻異常動聽的故事給我們聽。
我母親是一個製糖廠職員的女兒,很專斷、冷峻。她一生「固執己見」,特別是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
母親是故意裝出嚴厲的樣子來的。她深信只有對孩子們嚴厲,才能把他們培養成「有出息的」人。
我家裡人口很多,生活豐富多彩,大家都喜歡搞搞藝術。家裡常常唱歌、彈琴,都醉心於戲劇。至今去劇院對我來說還像過節一樣。
我曾在基輔古典中學上學。畢業時很順利,因為擔任所謂「人文學」課程——俄羅斯文學、歷史、心理學——的教師都很好。其餘的教員幾乎不是官僚就是瘋子。「納烏霍多諾塞」、「希朋卡」、「打油的」、「彼切涅克」,甚至他們這些綽號就能說明這一點。不過我們懂得、而且喜歡文學,花在看書上的時間當然也就比預備功課的時間多。
有幾位和我一起學習過的青年,後來都成了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圖爾賓一家的日子」一劇作者)、戲劇家波利斯?羅曼肖夫、導演別爾生涅夫、作曲家亞多生斯基、演員庫沙和歌唱家維爾金斯基都在這裡學習過。
基輔的春天,烏克蘭明媚柔和的春天,是盡情遐想、悠然神往、徹夜不眠的美妙時刻。含著露水的紫丁香葉、基輔花園嫩綠色的樹木花草、白楊樹和蠟燭似的玫瑰色的老栗樹的芬芳,這一切都蘊藏著青春的氣息。
這樣的春天,不跟中學裡留著大辮子的姑娘談戀愛,不寫詩是不可能的。我也盡情地作詩了,每天寫兩三首。
這些詩都很華麗,但是當然不是好詩。不過這些詩培養我熱愛俄羅斯語言,熱愛俄羅斯語言的韻律。
當時國內的政治生活,我們也多少知道一些。一九零五年的革命、罷工、大學生的學潮、遊行示威、基輔工兵營的起義、「波將金」艦事件、海軍上尉什米特事件、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的被刺,這一切我們都親眼看到了。
我們的家庭當時算是進步的、傾向自由的,經常談到人民,不過多半指的是農民。很少談到工人和無產階級。當時「無產階級」這幾個字總使我想起一些煙霧衝天的大工廠:普提洛夫工廠、奧布霍夫工廠、伊若爾斯某工廠。好像全俄羅斯工人階級都集中在彼得堡、都集中在這幾個大工廠里似的。
我上到六年級的時候,我們一家就分開了。從此以後我就得自己掙錢過活、交學費。我靠給人補習功課勉強度日。
在中學的最後一年,我寫了第一個短篇小說,刊在基輔文學雜誌「火光」上。根據我的記憶,那是一九一一年。
從那時起,決心成為作家的願望牢牢的控制了我,我開始將自己的一生服從於這個唯一的目標。
一九一二年中學畢業以後,我在基輔大學待了兩年,冬天和夏天給人補課,說得明確些,當家庭教師。
這以前我已經跑過相當多的地方了,因為我父親有鐵路上的免票。我到過波蘭的華沙、維爾那、別洛斯托克,到過克里米亞半島、高加索、布良斯克省的大森林、敖德薩、 波列謝和莫斯科。父親去世以後,母親搬到莫斯科和我哥哥住在一起,他是善尼亞夫斯基大學的學生。我一個人留在基輔。
一九一四年我轉到莫斯科大學,隨著也就遷到莫斯科去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我是家裡頂小的兒子,按當時兵役法規定,沒有被抽調入伍。
戰爭進行著,大學裡無聊的講課是聽不下去了。我躺在莫斯科冷清清的住所里,非常苦惱,我感到生活在我旁邊,離我很近,可是我了解的卻太少,我一心想出去,到生活里去。
當時我熱衷於莫斯科的小酒館。花五戈比就可以在那兒泡「兩壺茶」,在嘈雜的人聲中、啪嚓啪嚓的杯磬聲中、嗚啦嗚啦的「機器」——大風琴聲中混上一天。不知為什麼小酒館的「機器」不是奏「莫斯科的大火噼里啪啦燒呵」,就是奏「呵,為何今夜如此美妙」,老是一個調調兒。
小酒館裡彙集了形形色色的人。在那裡我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啊!脾氣古怪的馬車夫、莫斯科近郊的農民、普列斯和西蒙諾夫工人區的工人、托爾斯泰主義者、賣牛奶的女人、茨岡人、女裁縫、手藝匠、大學生、妓女、留著大鬍子的「後備兵」。沒有哪種方言土語是我沒有聽過的,我貪婪的記下每個一針見血的字眼。
當時我有一個決定已經成熟了,那就是暫時放棄了創作烏煙瘴氣的短篇小說,「到生活里去」,以便「熟悉生活,體驗生活,了解生活。」我深知,沒有生活經驗,寫作這條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我抓住頭一個機會擺脫了家庭的貧困生活,在莫斯科電車上當了司機。不過司機每當多久,就因為我撞壞了當時著名的布朗多夫牛奶廠的牛奶車,而被降級成售票員。
一九一四年秋末在莫斯科組織了幾列後方救護列車。我辭去電車上的工作,到其中一列列車上當擔架兵。
我們把傷員從莫斯科分送到大後方的各個城市去。這時我第一次知道了,並且整個心靈永遠地愛上了俄羅斯中部地區的低地,那裡有當時我覺得凄冷、但卻可愛的天空,有村鎮上乳白色的炊煙、滯緩的鐘聲、暴風雪、雪橇吱吱的響聲,有小樹林和雅羅斯拉夫里、尼日尼諾夫戈羅得、阿爾查馬斯、唐波夫、辛比爾斯克、薩馬拉這些骯髒的城市。
車上的擔架兵都是大學生,護士們是訓練班出來的女學生。我們相處很和睦,作了許多工作。
在救護列車上工作的時期,我從傷員們口裡聽來許多有趣的故事和不同內容的談話。只要把這些故事簡單記錄下來就是好幾部書。可是我沒有時間記。因此當我讀到費多爾琴科的傑作「戰爭中的人們」這部士兵們談話的真實記錄的時候,不免有些羨慕。
這本書在俄國曾轟動一時。這部作品之所以有力,不僅在於內容的真實,而且在於從它那裡(即從兵士們的談話里)已經可以聽到即將來臨的革命風暴所發出的遠遠的,但卻清晰的雷鳴。
一九一五年我們大學生擔架隊從後方列車上調到戰地去了。我們把傷員從離火線很近的波蘭、加里齊亞運到戈麥爾和基輔。
一九一五年秋,我從救護列車上轉到戰地救護隊里,隨著救護隊長途跋涉,從波蘭的盧布林一隻撤退到白俄羅斯的涅斯維日城。
在救護隊里,從一塊偶然撿到的、油污的報紙上得知,我的兩個哥哥於同一天,在不同的火線上犧牲了。除了我那個害著病的、半瞎的姐姐之外,母親就剩下我這麼一個唯一的孩子了。
我回到母親那裡,可是我在莫斯科待不住,於是又開始流浪的生涯。我到了葉卡捷林諾斯拉夫,在布良斯克冶金工廠做工,後來又轉到尤佐夫卡的諾沃羅西斯克工廠,從那裡又到塔干羅格鍋爐製造廠。
秋天離開鍋爐製造廠,到亞速海漁業合作社。
在塔干羅格我開始抽時間寫第一部中篇小說「幻想家」。寫了很久,寫了好多年。這本書一直到後來三十年代才在莫斯科出版。
二月革命發生的時候,我正在當時土爾斯克省一個名叫葉弗列莫夫的偏僻的小城裡。
我立即趕回莫斯科。這時莫斯科各十字路口,已經日以繼夜的召開著群眾大會,在普希金和斯科別列夫將軍紀念碑前開得最多。
我開始擔任報紙的採訪記者,廢寢忘食,整天跑群眾大會。這時我結識了兩位作家:一位是契訶夫的朋友、上了年紀的吉拉洛夫斯基——「吉拉伯伯」;另一位是伏爾加河畔新作家亞歷山大?斯捷潘諾維奇?雅科夫列夫。
我整個陷在報紙編輯部忙亂的生活里,記者生活雖然雜亂、不安定,但我卻覺得這是作家最好的環境。
十月革命以後,蘇聯政府遷到莫斯科,我常常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在「首都大飯店」的「噴泉大廳」召開),聽過好幾次列寧的演說,親眼看到莫斯科在那空前的、朝氣蓬勃的暴風雨時代所發生的一些事件。
接著我又在南方各地奔走,重新到基輔,參加了紅軍哨兵團,和節良內依、斯特魯克、「紅桃天使」、「塔拉辛好漢」這些死不悔悟的哥薩克兵團頭子們進行鬥爭。
基輔當時經常受包圍。四周炮聲幾乎不斷,居民根本弄不清是誰想攻佔這座城市:是彼得留拉軍、斯特魯克軍,還是鄧尼金軍?
離開基輔我就到敖德薩,開始在當地「海員報」工作。這份報紙是當時全蘇最特別的一份報紙。它是印在五顏六色的包茶葉的紙背後的。登載了許多以海洋為題材的作品——從法國詩人的詩,水兵特里斯坦?柯爾布約的詩一直到卡達耶夫早期的短篇小說。
當時處在封鎖狀態。海上一片空寂,但卻像往常一樣優美。編輯部大約有七十位工作人員,可是沒有誰領過一戈比稿費。有時領到下等蚌殼制的扣子,藍顏料,有時領到一包古班黑萸草。是飢餓的年代,但卻十分愉快。
在基輔我第一次和一群青年作家相處。當時在「海員報」工作的有卡達耶夫、伊里夫、巴格利茨基、憲格里、列夫?斯拉文、巴別里、安德烈?索波里、謝苗?基爾山諾夫,甚至還有上了年級的作家尤希凱維奇——我們把這位老作家當古董看待。
在敖德薩,我住在蘭熱薩一所清潔員住的破爛不堪的房子里。房子就在海邊。我寫了很多東西,不過沒有出版,說得確切些,是沒有讓它們出版,因為我覺得自己還不善於掌握各種素材和體裁。我當時認為這種才能是作家成熟與否的主要標誌。
不久,「漫遊之神」又支配了我。我離開敖德薩,到了蘇胡米——當時還是一座十分偏僻的小城;後來又到巴統,那裡氣候溫和,但經常下暴雨;又到梯比利斯;到埃里溫、巴庫、朱爾法,最後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擔任幾年羅斯塔通訊社的編輯,時常發表文章。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短篇小說集「相逢的船隻」。
一九三二年春天,我打算寫一部描寫征服沙漠的書。我遍游裏海沿岸,回來之後,創作了中篇小說「卡臘——布迦日海灣」。這部小說不是在莫斯科寫成的,是在烏拉爾北部的別列茲尼基寫成的。當時羅斯塔通訊社派我到那裡當記者。
「卡臘——布迦日海灣」出版之後,我辭去了職務,從此以後,寫作成了我專心致力的唯一工作。這項工作雖然有時是痛苦的,但經常卻是理想的、可愛的。
大概就在那個時候,我在莫斯科近郊「發現」了一塊沒有人知道的禁區——梅肖爾。
這塊地方是我從隔壁食品店給我包茶葉的一張小地圖上偶然發現的。
圖上有茂密的森林、湖泊、彎彎曲曲的林間小溪、荒涼的道路、甚至還有客店——我從小就被這一切吸引住了。
我當年就到梅肖爾去了。從那以後,這地方就成了我的第二個故鄉。正是在這兒,我真正懂得了,怎樣才是愛自己的土地,愛每條雜草叢生的羊腸小道、每棵老白柳、每個映著一彎新月的澄清的池塘,愛靜穆森林中的每一聲鳥鳴。再沒有比這個地方更充實了我的。在這裡我破天荒第一次體會到,俄羅斯語言的形象性與魅力(按照屠格涅夫的說法),和大自然,和潺潺的泉水聲、鶴群的鳴叫、和落日的餘暉、草原上遠處傳來的姑娘們的歌聲、遠處篝火裊裊的青煙,和這一切有著不可捉摸的聯繫。
梅肖爾漸漸成了一些作家喜愛去的地方。富拉耶爾曼曾經在那裡住過;蓋達爾、羅斯金、安德烈?普拉托夫也經常到那裡去。
在梅肖爾,我和蓋達爾成了朋友。他確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平時也像作品裡那樣不平凡、那樣親切。
我有許多短篇小說,如「夏天」,和一個較短的中篇小說「梅肖爾地方」的寫成,都應該歸功於梅肖爾這個地方。
幾乎我的每一本書都意味著一次旅行。換句話,說得更確切些,每次旅行之後,總寫成一本書。
去過坡堤之後,我寫了「柯爾希達」;到黑海沿岸熟悉過情況之後,寫了「黑海」;在卡雷利阿和彼得羅查沃德斯克住過一個時期之後,寫了「查理?倫瑟維的命運」和「湖濱防線」。
在「北方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作品裡,我多少表達了自己對列寧格勒的熱愛。
我繼續旅行,甚至出去的時候比以往更多。在我進行創作的年代裡,我到過科拉半島,走遍了高加索、烏克蘭和伏爾加河、卡馬河、頓河、德涅博爾河、奧卡河、捷斯納河等流域,以及拉多加湖、奧涅加湖等湖泊區;到過中亞細亞、阿爾泰、西伯利亞;到過祖國秀麗的西北——普斯柯夫、諾夫戈羅得、維帖布斯克、普希金住過的米海洛夫斯科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我在南線當戰地記者,也跑過許多地方。
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習慣和創作方法。至於我,為了工作有成果,我需要兩件東西:一件是到全國各地旅行,另一件事是思想集中。
我一生寫過的東西好像很多,可是我總覺得,已經寫成的,只不過是開始,真正的創作還在後面。按我的年齡來說,這的確是一種很不切實際的想法。
我總感到生活的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這也就很明顯的說明了我為什麼對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童話、傳記小說、地方志隨筆、劇本、論文、電影劇本——對各種各樣的主題和體裁都同樣愛好。
我的自傳體小說和別的作品有些不同。小說第一部「遙遠的年代」於一九四七年出版。第二部「動蕩的青年時代」預定一九五五年出版。我還要寫兩本書,才能寫到我們這個時代。
以上非常簡略的談了一下我的一生。在我剛提到的自傳小說里,將要作比較全面的介紹。
我們經常出自內心地向普希金討教。因為他把生活中最珍貴的東西都寫進自己的燦爛的詩篇里了。在結束這篇小傳的時候,我想提醒自己,並提醒別的作家注意普希金的一個偉大的創作原則,遵循這一原則,就是就是要作家和人民永遠心連心。這個原則很簡單。普希金寫道:
你要隨著自由的心靈的引導,
沿著自由之路前進,
結成那可愛的思想的果實,
不要為你高貴的功績取任何褒賞。
end


※美國大屠殺後第二天:允許公開攜帶槍支的州現在的樣子……
※複雜的生活和簡單的生活,哪個好?
※沒有一個孩子生來庸俗
※這些包裹之中都藏有命運,你會怎麼選?
※毛姆 | 世界上最大的折磨莫過於在愛的同時又帶著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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