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18萬字！石黑一雄談寫作奧秘
看死君：對很多讀者而言，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疑是始料不及的爆冷；拋開「村上春樹陪跑」這個梗不說，很多熱門作家也都再次與諾獎失之交臂。不過也有讀者感嘆說，石黑一雄的小說真心很不錯，村上春樹沒什麼可抱怨的。
瑞典學院將石黑一雄的創作母題歸納為「記憶、時間和自我欺騙」，並稱「石黑一雄的小說以巨大的情感力量，發掘了隱藏在我們與世界聯繫的幻覺之下的深淵。」
細數石黑一雄的小說，數量並不出眾，但每一部都極具個人標籤。包括我們所熟知的《別讓我走》，曾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及日劇；榮獲布克獎的《長日留痕》，也曾被詹姆斯·伊沃里導演改編成電影《告別有情天》。
《告別有情天》1993
《別讓我走》2010
除此之外，石黑一雄的作品還有《遠山淡影》《無可慰藉》《小夜曲》《浮世畫家》《上海孤兒》，以及最新出版的《被掩埋的巨人》等等。部分國內讀者都多多少少對石黑一雄有些了解，也不乏他的小說粉。
而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這篇文章，是關於石黑一雄創作長篇小說《長日留痕》那段時期的難忘回憶。為了書寫這部長達18萬字的小說，石黑一雄制定了神秘的「崩潰」計劃，逼迫自己在四周內寫完。
我如何在四周內創作出《長日留痕》
作 者 | 石 黑 一 雄
翻 譯 | MagicDon
許多人必須長時間工作。然而，就小說而論，大家似乎普遍認為，連續寫作超過四小時之後，收益遞減效應便會降臨。我一直比較贊同這一觀點，可隨著1987年的夏天日益臨近，我愈發堅信，自己需要一種更為極端的寫作模式。內子洛娜對此表示贊同。
直到那一刻，我才相當好地保持了創作與產出的穩定節奏；那時，我辭去全職工作已有五年之久。但是，隨著我第二部小說的出版，我寫出了名堂，也首次感受到隨之而來的恐慌，以及各式各樣擾人心神的瑣事。
有可能助我事業更上一層樓的提議、晚宴與派對的邀請，誘人的海外旅行，堆積如山的信件，這一切，幾乎為我的「正常」工作畫上了句號。去年夏天，我已寫好新小說的第一章，可如今，幾乎一年已經過去，我卻毫無進展。
於是，洛娜與我想出了一個計劃。在四周的時間內，我將徹底取消一切安排，進行一項計劃，我們有些神秘地稱其為「崩潰（Crash）」。
在此期間，我會從上午九點一直寫到下午十點半，從禮拜一寫到禮拜日。我有一小時的午餐時間以及兩小時的晚餐時間。我不會看郵件，更不會答覆它們，也不會靠近電話。沒人來我家拜訪。這段時間內，洛娜會於百忙之中，抽空做本應由我做的烹飪以及家務活。
我們希望，如此一來，我不僅可以寫得更多，還可以達到某種精神狀態，讓我覺得自己筆下的世界比真實的世界更為真實。
當時我32歲，我們剛搬進位於倫敦以南的西德納姆的新家，在這裡，我這輩子頭一遭擁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我前兩部小說都在餐桌上完成）。
所謂的書房，不過是樓梯平台上的某種大型櫥櫃，連一扇門都沒有，可我仍然激動不已，畢竟我擁有了一塊天地，在那，我能隨心所欲地任意散置紙稿，也不必在每日結束時收拾好它們。我在掉漆的牆上掛滿了圖表與便簽，然後開始認真寫作。
基本上，這便是創作《長日留痕》的方式。在實施「崩潰」計劃期間，我肆無忌憚地寫作，既不在意文體，也不在意自己下午所寫的內容與當日早上所創作的內容相左。我優先考慮的，是讓想法躍然紙上，逐漸生髮。糟糕的句子，可怕的對話，無用的場景——這些我都一併保留，然後繼續筆耕不綴。
《長日留痕》
計劃執行至第三日，洛娜觀察到，我在晚間休息時行為有些古怪。第一個禮拜六休息日，我進行了一次戶外探險；洛娜告訴我，去西德納姆主街的路上，我一直咯咯地笑著，笑那條街建在斜坡上，笑那些下坡的人自己絆倒自己，笑那些上坡的人拚命喘著氣、蹣跚踱著步。洛娜擔心餘下來的三周我依舊會如此，可我解釋說我很好，而且我第一周過得相當成功。
我就這樣堅持了四周，末了，我差不多已經完成了整部小說：當然，我還需要遠不止四周的時間來對其進行潤色，但在實施「崩潰」計劃期間，想像力方面至關重要的突破業已完成。
待我開始著手「崩潰」計劃時，我已經做了為數可觀的「研究」：有關英式僕從、以及由英式僕從寫就的書籍，有關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政治與外交政策的書籍，許多當時的小冊子與文章，其中包含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寫的《做紳士的害處》（「The Dangers of Being a Gentleman）。
我突擊搜查了當地書店（柯克代爾書局，一家如今依舊生意興隆的獨立書店）內的二手書書櫃，尋找有關二十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英國鄉村的指南。到底該從何時著手實質性寫作——開始創作故事本身——於我而言，做這樣的決定總是至關重要的。下筆之前，究竟該了解多少相關知識？開始的過早對寫作無益，開始的過晚亦然。我自認為，創作《長日留痕》時我很走運：「崩潰」來的恰合時宜，當時我肚內也有足夠筆墨。
回首過往，我領會到了靈感對我的影響，以及其源自何處。此處的兩則靈感並不易為人察覺：
1）七十年代中期，彼時的我正直年少，當時我看了一部名為《竊聽大陰謀》的電影，該電影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指導。電影中，吉恩·哈克曼扮演了一位從事自由職業的私家偵探，這一職業專為需要秘密錄製他人對話的顧客服務。哈克曼狂熱地想要成為業內的翹楚 —— 「美國第一塊金字招牌」 ——卻一直受擾於一個想法：他交給自己那位有權勢的主顧的磁帶，有可能導致不良後果，甚至是謀殺。我堅信，哈克曼所扮演的角色便是管家斯蒂文斯的雛形。
《竊聽大陰謀》
2）我原本以為自己已經結束了《長日留痕》的創作，可後來有一晚，我聽到了湯姆·威茲唱起了他的《露比的手臂》。這首民謠講述了一位士兵在他的愛人熟睡之際離開她、坐火車奔赴外地的故事。歌曲本身無甚稀奇。可是，歌聲似出自一位粗暴的美國流浪漢，他完全不習慣將自己的真情實感公諸於眾。
隨後某個時刻，歌者宣稱自己的心已碎；他既感傷，又極力抗拒吐露心聲，最終卻還是表達了出來，這種糾結的心理，讓人不禁動容。威茲莊嚴地，宣洩似地吟唱著歌詞，你會覺得，彷彿目睹了某人的一生，在面臨巨大的悲傷之時，他所信奉的硬漢派的堅忍克己哲學卻轟然崩塌。
我聽了這首歌以後，撤消了之前所做的一個決定，即斯蒂文斯一直到最後，都會在情感方面沉默寡言。我決定，只在某處——我必須小心翼翼地挑選那一處——他那堅不可摧的心理防線會出現一道裂縫，到此，世人將會瞥見他所隱匿的悲劇性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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