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獵狗聞得出骨頭，我們聞得出才華
作者：聶華苓
來源：思想潮
人稱「世界文學組織之母」的聶華苓是20世紀華人文學界最重要的推手，白先勇、林懷民、蔣勛，以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香港作家李怡、董啟章、鍾玲、潘耀明都曾是她家客廳的座上客。
現年八十七歲的聶華苓生於中國武漢，1949年與家人逃到台灣，後因編輯《自由中國》受白色恐怖牽連，之後赴美與丈夫PaulEngle創辦影響力龐大的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通過他們的「國際寫作計劃」，世界各地作家越過意識形態聚集一堂。1979年，大陸、台灣和香港的作家隔絕三十載，首次相見於愛荷華。
聶華苓曾自喻為「一棵樹，根在大陸，干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獵狗聞得出骨頭，我們聞得出才華
1978年，聶華苓在闊別三十年之後第一次回大陸。
離開大陸是1949年，回來的時候由先生保羅·安格爾和兩個女兒一起跟隨。
到北京聶華苓就問負責接待的作家協會：王蒙、蕭乾、丁玲他們在哪裡？但是別人都不知道。之前見到夏衍先生，她也打聽丁玲、蕭乾的下落，也被告知不知道，可能是因為這些人還沒平反。
聶華苓住在華僑大廈，有一天接到蔡其矯的電話說找到艾青了。約在景山腳下見面。聶華苓很高興，跟安格爾講，因為聶華苓翻譯的艾青的詩歌他都看過，所以他也知道艾青。「我們全家人準備要去見艾青，第二天蔡又打電話來說今天有事情還不能見，我很失望。」聶華苓回憶當年的情景。到第三天有電話來，對方說：「我是艾青。」聶華苓就興奮地大叫，感到很驚奇。那時候艾青還不能出門，還被限制。她就想看看艾青生活得怎麼樣。
約好三點半去艾青家，第二天聶華苓跟安格爾去了。艾青住在小衚衕裡面，很窄，車子進不去，他們就下車了，走到衚衕看到有個人在張望，那人就是艾青，他在那裡等了兩個小時。到了艾青住的屋裡，他們聊天的時候，艾青把一張破舊桌子的抽屜打開，裡面都是稿紙，他說這是他寫的詩，都還沒發表的。
聶華苓請艾青夫婦吃飯，還有詩人蔡其矯作陪。到北海仿膳去，那時候找不到幾家像樣的餐館。進了北海，正走著，迎面過來一個人，看見艾青就大叫他的名字，原來是艾青的老朋友，也二十幾年不見。那時候艾青還是不能見人的。
艾青
1957年，艾青被劃為「右派」受到批判，1961年，「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了，但他作為詩人一直是沉默的。聶華苓在美國找到他30年代和40年代的詩來讀，如《大堰河》《北方》。吃飯的時候艾青舉杯說：我以為見不到你們了，但我相信我們會見到的。他的手有些顫抖。他們很高興地在席間談文學、談詩，只是不敢太觸及過去。
1979年中美建交，聶華苓和安格爾突發奇想，邀請兩岸三地的中國作家聚在一起。
這一年大陸作家蕭乾被邀請前往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這是1949年之後三地作家第一次相聚。此後丁玲、艾青、王蒙、吳祖光、汪曾祺、張賢亮、馮驥才、邵燕祥、阿城、北島等陸續受到邀請，參加國際寫作中心計劃。
▌兩個營壘中的左翼作家
1981年的 「國際寫作計劃」中，有兩位女性作家引人矚目，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還有中國作家丁玲，當時你見到的丁玲是什麼樣的？
聶華苓：1981年我們請丁玲來愛荷華。當時她患有乳腺癌，剛做過手術。之前，中國作家協會邀請我們到中國，他們問我有什麼要求，我就提出想見丁玲，說丁玲正在醫院。丁玲知道我們要來，給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現在還在我家裡——她說她等待這一天很久了，很高興。去的那天我們給她買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花店。我們帶了一籃花去醫院，一見到丁玲，想到她受了那麼多苦，我和安格爾都流淚了——那時候我們總是會流淚。
丁玲反而笑呵呵地說沒有什麼，那時她剛從「牛棚」解放出來，不需要再被隔離了。她的性格很天真，安格爾開個玩笑，她就大笑，我說一個美帝，一個共產黨，都那麼開心。她說有個願望，想去看看美國。我們說好，一定要請她來。1981年她就受到邀請來到愛荷華。丁玲很好玩，對什麼都感到新鮮，像個天真的小女孩。她之前獲過斯大林文學獎，應該去過莫斯科，不過沒有去過西方，西方世界對她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她住在「 五月花」公寓，離我們家很近，沒事的時候她跟陳明散步過來。她跟安格爾之間都很友好，我做他們的翻譯，丁玲是真性情人，她很少防備什麼，生活中完全是放鬆的狀態。
丁玲
通常丁玲被描述成一個舉止刻板思想僵化的文藝領導者的形象，蘇珊·桑塔格被稱為「美國的良心」，她們都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但是顯然她們的思想和立場分歧巨大，她們在愛荷華相處得好嗎？
聶華苓：她們在一起就是吃飯、玩，也不討論其他什麼問題，「國際寫作計劃」也就是以文會友。蘇珊·桑塔格和丁玲比較，因為她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國度，蘇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麼都可以談。丁玲建國前就受到過批判，建國後她的處境本來好一些，後來「文革」中又受到打擊。復出以後她可以講話了，但是她的講話很政治性，意識形態色彩很重。丁玲喜歡批評，她的講話中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構的，批評是情緒化不經過思考沒有原則的，就是本能反應。比較起來，蘇珊·桑塔格作為美國知識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嚴謹的。
實際上桑塔格是很左派的，她也知道丁玲經歷了什麼，所以她對丁玲很感興趣。不過她們的談話並沒有政治意味，在那樣一個場合里，大家就是吃飯，聊天，玩兒，中國終於有作家能走出來，大家都為中國走向開放感到由衷的高興。
跟她們在一起的還有美國詩人默溫。很動人的一個情節是，丁玲見到默溫的時候，我介紹他們認識，默溫很年輕，也很漂亮，他對丁玲很尊敬，丁玲一見到默溫就感嘆說你的眼睛真好看啊，默溫說那是因為我正看著你，他們三個人在一起很快樂。我說我給你們照個相吧，桑塔格和默溫就站在丁玲的兩邊，他們兩個人各自一邊，緊握著丁玲的兩隻手，他們看上去沒有一點隔閡。
▌哈維爾轉到了地下
在國際寫作計劃40年的歷史中，有沒有計劃邀請又沒能到達的作家？
聶華苓：哈維爾是答應來但又沒有來的作家之一，他不能長時間離開他的國家。我們的國際寫作計劃只有三個月，在東歐很有影響，尤其是1970—1980年代，東歐還在蘇聯控制之下，很多作家受到壓制，作品不能發表，所以我們請到的東歐作家年紀都比較大。1987年，「國際寫作計劃」二十年慶祝的時候，當年許多來過愛荷華的作家又回到愛荷華，波蘭裔美籍作家米沃什是我們的嘉賓，他198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米沃什是我們多年的老朋友，60和70年代的波蘭作家，多半是他推薦的。
哈維爾倡導「民權運動」，1968年，我們邀請哈維爾到愛荷華來。他接受了邀請，9月就可以到愛荷華了。8月間我和安格爾去紐約，一天晚上，我們在收音機上找古典音樂，碰巧聽到晚間新聞：蘇聯坦克開向布拉格。我們立刻打電報給哈維爾，催他和家人立即到愛荷華，全家飛機票將寄往任何他指定的地方。我們希望在蘇聯進入布拉格之前他可以收到電報，先到維也納或西德，再到美國。杳無音訊。捷克從此與外界隔絕。我們不斷打聽他的消息，哈維爾轉到地下了，哈維爾戲劇被禁演了，他的書被禁止出版了，他被捕了等等。那年陳映真也是被邀請了又不能來，那年我們在五月花公寓為他們訂好的兩個房間就一直空著。
哈維爾
哈維爾是一個很好的劇作家，他的創作裡面包含著一定的政治思想。
聶華苓：他有一個作品很有意思，講一個國家機關，機關裡面的語言是不同於捷克語之外的另一種語言，就是說官方有官方的語言，是不為人了解接受的，是這樣戲劇性的情節，是有批判性的。
那時他已經有劇在美國上演了。後來我們一到捷克想見他，他那時在做民權運動的領袖。我們到捷克時，以前參加過計劃的兩個作家來火車站接我們，一下車就聽說哈維爾被捕了，我們很著急，他們說不要著急，哈維爾被捕已經是家常便飯了，很快就會被放出來的。我們走的前一天哈維爾就出來了，安格爾還在朗誦詩歌，在一家書店。那家書店的老闆專門組織朗誦不能發表的作品。因為哈維爾被放出來頭一天是不能出來見人的，於是他的弟弟就代替他來見我們了。我一直都沒見到哈維爾。後來哈維爾當了總統，之後他還寫了一本書叫《走向社會》，還送了一本給我，簽了名畫了一顆心。
米沃什
在愛荷華寫作計劃的周圍聚集著世界很多優秀作家，比如波蘭裔美籍詩人米沃什，前蘇聯詩人布羅茨基。
聶華苓：波蘭詩人米沃什一直在國外，先在法國，後來又去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他獲獎之前我們就是好朋友。我跟安格爾結婚的時候他還送了一個很大的蛋糕來，很遠，我們在愛荷華，他在加州。後來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二十周年的時候我們還邀請他來領獎，其實他也不是用英文寫作的，一直用波蘭文。波蘭是一個比較偉大的國家，經過多少患難，華沙也是在廢墟中崛起的。他們的作家在極度封閉的情況下仍然自由地創作，他們保有歐洲文學創作的傳統，有的作家有長達二十多年不能發表作品的情況，仍然堅持寫作，我們就邀請這樣的作家來愛荷華。
米沃什得獎就不簡單，因為他不是用英文寫作的。我剛到美國還要繼續寫作，就面臨著是用英文寫還是用中文寫的問題，我決定用中文寫，要是寫詩、寫散文、寫小說用英文，就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是文化的結晶，用另外一種語言寫作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表現了。你要很深的、有根的、有感情、有經驗的語言才能寫出好的東西，是用另外一種語言沒有辦法表達根深蒂固的、從土壤里出來的經驗和感情的。我在美國有兩年沒有辦法寫作，就是面臨兩種語言選擇的衝突，後來還是選擇用中文寫作了。
帕慕克
▌帕慕克很沉默，張賢亮害怕回不去了
當年參加 「國際寫作計劃」的有2006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還有大陸作家張賢亮和馮驥才。他們有什麼令你難忘的表現嗎？
聶華苓：帕慕克是1985年到的愛荷華，那時他還很年輕，剛剛33歲，已經出版兩部小說。在那批被邀請去的作家裡面他是最年輕的作家之一。有的作家習慣白天睡覺晚上寫作，帕慕克很少參加我們組織的活動，就在那兒寫作。那時他大概正在寫《白色城堡》，生活日夜顛倒，寫作通宵。我們的安排是不參加組織的活動也可以，自己寫東西也很好，他到我家來過，可是我跟他接觸並不多，那時候帕慕克還是一個新起的作家，名氣還不是很大。
我對他的印象是人很深沉、很沉默，不像是很容易交往的樣子。那一期大陸被邀請的作家是張賢亮、馮驥才，他們比較活躍，不過也只是在華人圈子裡面活躍，因為他們英文不好，平時就吃喝玩樂，狀態很輕鬆，他們經常會跑到我家，我跟他們接觸很多。
張賢亮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種族和不同的文化會給作家留下什麼特別的烙印嗎？
聶華苓：烙印就是他們的思考方式和表現方式不一樣。張賢亮和馮驥才到愛荷華的時候，大陸正在開展政治運動，很多作家是批判的對象。大陸的作家政治警覺性比較高，有一天晚上張賢亮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說你也許回不去了，我們可以幫助你留下來，留在美國或者去台灣。張賢亮就很吃驚，也很害怕，他嘀咕說，這是什麼人呢？搞不好我就回不去了。剛好這時候「國際寫作計劃」結束，他跟我說要在結束儀式上講話，他要澄清，表達自己的態度，如果不講話可能就會回不去，他要避免回不去。
▌華語文學有一根臍帶相聯著
當年為什麼沒有邀請沈從文？
聶華苓：來不及了。我見到他的時候他身體已經不好了，當然他是希望可以去的。他以前去過一趟美國看他夫人張兆和的妹妹張充和。大陸也好、台灣也好，說到要拿諾貝爾獎，就會想到沈從文，他的小說不是隨便能夠比的。我還寫過一本《沈從文評傳》，他的文字不是那麼簡單的，不是說寫鄉下人就是沈從文了，還要看他的技巧、內容，別人是不能比的。沈從文在我心目中是現代文學中寫小說最偉大的。魯迅當然也偉大，但是他寫的比較多的是思想的、論戰的書，他的小說就兩本，沈從文可是寫了幾十本呢。諾貝爾獎不是靠論戰文章獲得的，小說是藝術，論戰是思想的形式，判斷一個作家還是要靠作品和藝術的價值來看。沈從文的境遇是比較可惜的，新中國之後就基本上不寫了。
汪曾祺也去過愛荷華，他的文字也好，不過他寫小說不多，很有才華很有趣味。他喜歡喝酒，去我們家也知道我們家的威士忌放在哪裡，就自己去倒，最後一次歡送會他在我們家喝到走不動了，其他作家把他抬回去了。在後來的作家裡面能跟沈從文有一點延續的就是汪曾祺了，他的文字很像沈從文，一直以師生相稱。
前排左起：孟京輝、遲子建、邵燕祥、聶華苓、董秀玉、莫言、姜傑，後排左起：胡旭東、婁燁、聶華苓女兒藍藍、畢飛宇、蘇童、李銳、劉恆、蔣韻、廖一梅、西川
從1978年到現在，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也是華語文學的三十年。當初對作家的判斷，對作品價值的判斷在今天看還是準確的嗎？
聶華苓：三十年之後看當年對作家的判斷很難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很難把這個時代的作家跟另一個時代的作家相比較。張賢亮的《綠化樹》寫得很好，他的其他幾部小說也都很好，文字的功力和思想的深度都很好，但他只能代表他的時代，王蒙也只能代表他的時代。現在的年輕作家比如莫言、李銳、劉恆、蘇童、余華、畢飛宇，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時代。後來的作家我接觸的就不多了，需要在大陸生活一段時間才能領略到現在作家的風格。
最近我到香港做「紅樓夢文學獎」的評審，從三萬多部作品中初審出來的作品看，覺得大陸作品是有本土氣息的，有它的歷史和現實的深刻經驗在其中，台灣的文學是內向的，屬於島嶼文學，香港是中西都有，所以我說真正好的作品都出自本土，它有深厚的根系在那裡。現在的作家已經沒有以前那一代作家的經驗深度、思想深度和文化深度了，這是今天的作家跟前輩作家的重要區別。
TAG:財評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