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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創作主張」

在中唐寫實諷喻詩派中,白居易全面而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創作主張。這些主張,實際上成為這一詩派的創作綱領和理論總結。白居易的詩論主張,從寫作《策林》時即開始形成,其後陸續見於《新樂府序》、《寄唐生》、《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至貶官江州時的《與元九書》為總結。《與元九書》是白居易最重要的詩歌理論著作。白居易把詩歌作為表達情志的語言藝術工具。「仆亻卜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喻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鑒仆詩,知仆之道焉。」(《與元九書》)寫實諷喻詩歌是他表達和實現「兼濟」之志的工具。因此,他的寫實諷諭詩論的核心,就是把反映現實和參與政治結合起來,把術寫實與政教諷喻結合起來,其中既包含著寫實的合理因素,又表現出某種狹隘的功利主義色彩。對新樂府的倡導,在他的詩論中並不佔主要地位。

關於詩歌與現實的關係,是白居易詩論的基礎。他認為「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策林》第六十九),因而表現人們思想感情的詩歌,就能反映現實,反映一定時代的社會政治面貌。「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同上)詩人應積极參与現實,而詩歌只有正確反映現實才能於預現實。為此,他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與元九書》),他要求「直歌其事(《秦中吟序》)、「其事核而實」(《新樂府序》),能反映生活的本來面揭露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他特別提出了「惟歌生民病張(《奇唐生》),「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為的形(《傷唐衢》)這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也是對「感於哀樂而發"的樂府民歌反映社會民生和藝術寫實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居易接受儒家的詩教理論,重視詩歌的政白教諷喻功能。

他積恢復采詩制度,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針對當時政治暗、上下礙塞的現狀,他強調「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張極"(《采詩官》)。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總是把用詩歌為政治服務和用歌反映現實統一起來。「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共」(《新樂府序》)「為君為臣為民」是政治目的,「為物為事」是創作表現手段,二者相互聯繫一致。能夠體現這種一致性的,就是「風雅比興」的藝術傳統。因此,他把「風雅比興」作為衡量詩歌的根本標崖。在《與元九書》中,他根據這一標準評價了從《詩經》以來的古代苻歌。他尖銳批評梁陳文學「嘲風雪,弄花草」,指責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甚至對他推崇的杜甫,也覺得這類詩太少。他稱讚張籍的古樂府「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而對自己的詩歌最重思想內容和社會作用,又正是白居易詩論中的精以視的,也是「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的諷諭詩。這一方面固然表現了白居易詩論片面強調現實功利的狹隘性,但另一方面重視詩歌的思想內容和社會作用,又正是白居易詩論中的精華。

白居易還正確闡述了詩歌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他把情感內容當作詩歌的根本和靈魂,但又決不忽視形式諸要素的積極作用。語言音律既是情感思想的表現形式,又是內容意蘊的實現手段。對於語言音律,白居易提出:「不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即語言要通俗化,表達要明白淺切,這既是實現詩歌寫實內容和諷喻功能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唐寫實諷喻詩人開拓詩歌藝術新路的努力方向,以及唐詩高度繁榮、面向社會普及和傳播的歷史趨勢,在詩歌發展史上具有進步意義。白居易的詩歌理論總結了中唐寫實諷喻詩派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實踐,對古代詩歌寫實傳統的傳承發展起著積極作用。但他對古代詩歌的浪漫傳統缺乏認識,對詩歌的審美特性缺乏闡述,又給他自己和後人的創作帶來了不良影響。在他的後期,隨著政治和人生態度的變化,他的詩歌創作思想也趨向消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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