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石黑一雄，一個特別善於原諒自己的作家

你知道有一類生物叫「涉禽」吧？如紅鸛之類，棲於水中，依水而生，卻靠著一雙大長腿而不必與水過於親密地接觸。「涉」，很傳神的一個字，畫面呼之欲出：步步踩著水，啪噠啪噠，奔走一百來米竟不濕身——它們最大的本事，就是淺嘗輒止，隨時閃避。

「如果你真想寫點什麼，你就不應該把各種東西輕飄飄地寫入你的書。這就有點像在自己家裡收進一些房客，他們會跟你待上很長的一段時間。」三十年前，石黑一雄說了這麼句暴露了他的能力的話。怎麼，難道一部小說里的人與事，對於作家來說僅僅是房客么？難道不應該是作家身上的一部分，相當於他/她的孩子、血肉或靈魂？在三十年前的石黑眼裡，把自己寫的人與事當房客來對待，書寫完了就讓他們走人，換下一撥，這竟然都屬於很鄭重、很嚴肅、很不「輕飄飄」的行為了。

石黑一雄

石黑是在自我批評，他自陳《遠山淡影》，他1982年出版的處女作，讓太多的東西隨意地、輕浮地進入情節，是一大缺陷。可是，他的「房客說」卻表明，他並無多大的動力來糾正這個缺陷，充其量，今後再寫小說，只需更加明確自己的主題，削減不必要的枝節罷了。石黑是個閃避者，閃避沉重，閃避濺起的水，害怕因此而不得起飛。我這裡說的「沉重」不單指題材，更是指因為投入地塑造一個人物，比如托爾斯泰寫安娜·卡列尼娜，比如艾米麗·勃朗特寫凱瑟琳，比如福克納寫凱蒂·康普生……而帶來的個人狀態的消極變化。

閃避有著充分的理由。在寫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時，石黑本想把故事背景放在長崎，這一他唯一比較熟悉的日本城市，但最終還是棄用了它，理由十分有力：不想讓西方讀者想當然地認為這又是一本「核爆小說」——一本講述原子彈給長崎人帶來的綿綿痛苦的文學作品。

結果他虛構了一個城市，不僅如此，故事裡對原子彈不置一詞，石黑一雄把事做絕，似是有意避免勾引讀者去尋找那城市的原型。可是，故事的主要情節是一個老畫家回憶他在四十年代的日本的經歷，他的大腦能夠完全屏蔽原子彈，而總在叨叨那些表面尋常的人際往來，這是不是也太刻意了？

石黑一雄想閃避的東西真多，比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故意迴避的熱門人選還多。他說，《浮世畫家》主角是個畫家，但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家學淵源，他對繪畫感興趣或是很了解畫家，實際上，他寫畫家，是因為不想寫一個作家主人公——他不想寫一本關於一個寫小說的人的小說，以免讓小說顯得太后現代。這倒也對，人各有各的趣味，後現代小說，比如恩貝托·埃科的《玫瑰之名》，確實經常在玩顛覆「寫作」本身的遊戲；然而，石黑的自述不禁讓我懷疑，他是不是乾脆就在迴避觸及自己有限的人生經驗，以免讓人看出這種經驗的有限性來。

時代真是不同了。英語世界的經典作家，就說上世紀的吧，你翻開一本康拉德，或一本福克納，或略微通俗點的，格雷厄姆·格林吧，你看書里的人物，一個個都是吸飽了墨水，隨時要站起來似的——哪個作家敢不摸透人物的里里外外就起筆？石黑卻完全相反。他懶得做功課，也不在乎讀者抗議說「作者對他所寫的啥啥啥根本一無所知」，寫到什麼風物民俗，什麼特別的職業習慣，他略加核實，確保自己不至於太過豁邊，可也。

他的信條是：一部小說只要有主題聳立，其他一切都可以「架空」，不必過於考慮它們是否切合真實。

成功的架空會給人以良好的自我感覺。石黑5歲到的英國，二十來歲時初試身手，盼著冒尖，尤其渴望培養對控制力的自信。控制力強的，批評家會忽略一些硬知識上的匱乏，稱作者「志不在此」，讀者應該去感受作者真正想說的東西；控制力弱的，你就等著被嘲諷為一個閱歷不深卻好高騖遠的習作者吧！在《遠山淡影》中，女主角悅子絮絮叨叨地回憶她認識的其他人的各種事，故意繞開自己女兒上吊自殺這麼嚴重的創傷，批評家或將這種閃避看作石黑一雄的構思，對「自我欺騙」的精彩揭露。但實際上呢？避開對自殺的正面描寫和思考，與其說是女主蓄意所為，不如說是石黑自己求之不得的事。

不停地閃，躲，避，你怎麼能說，這個英語很出色、日語反倒只有初小水平的移民，身上就真沒有日本人的影子了？躲開原子彈的話題，躲開對戰爭是非的評論，聲稱「我寫小說，不談政治」，在虛構空間里我想怎樣就怎樣——你若當真指責石黑避重就輕，他又會說，我寫的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你要批判，批判他就是了。在本色出演和反諷之間游弋，這一招，石黑真是玩得溜。

可是，就連批判那個虛構的人，都是難以完成的任務。石黑最厲害的閃避，是讓主角閃避自己的主角身份。他的主角往往故作不覺得自己是主角。《浮世畫家》里，畫家小野增二的一批學生，其中有位黑田，是這麼說他的老師的：

「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懷疑先生沒有意識到他在這個城裡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如今他的名望已經超出了藝術圈，擴展到生活的各個領域。先生對這樣的敬重感到吃驚，這是他一貫的做派。但我們在座的各位卻絲毫不覺得意外。實際上可以這麼說，雖然芸芸大眾都對先生尊重有加，但只有我們這張桌子旁的人才知道，這種尊重還遠遠不夠。我個人毫不懷疑，先生的名望還會與日俱增，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最大的驕傲就是告訴別人，我們曾經是小野增二的弟子。」

這麼一席話，堂堂大英隨便牽出一位一流作家，比如說戴維·洛奇——他今年也八十多了，卻不無幸運地從未得到過賠率榜的青眼——來續寫，絕對可以造出一出諷刺劇來：這位被誇讚的老師早晚得做出點不光彩的事情，或者淫心獨具之類，總之要曝點糗。但是石黑卻不，他是如此善待他的主人公，小野增二回憶說：

「每天晚上到了一定的時候，大家喝得有點微醺時，我那些弟子就開始對我百般恭維，大唱讚歌，這似乎已成一種習慣。」

這麼清醒，這麼從容不迫，簡直令人討厭。後來，畫家的地位逐漸衰落，他發覺隨著日本戰敗，自己成了一個無用之人。這就是石黑一雄筆下最激烈的「衝突」了。西方文學，自莎士比亞以降，一個典型虛構人物往往會因為身背的典型缺陷而遭到命運之手的報復，乃至嚴懲，人不在火坑裡，就在去往火坑的路上。代代相繼，輪到石黑出場，他甩過去一張心事重重的臉：誰要推我下火坑？你么？算了我不惹你。

我只說他的頭兩部作品，至於後來的那些，起碼就腔調而言，不見質的變化。石黑對大事件大時局的閃避幾乎已成套路，比如《上海孤兒》裡面，主角身處日軍轟炸閘北的緊迫背景下，卻總是一轉身就能在茫茫惶恐的人海中遇到一個正想遇到他的熟悉的女人，這種異能實在讓我羨慕不已。而石黑式的主角，多多少少都是被盼望、被撫慰、被原諒、總之是被「捧著」的對象，別人不要求他們做出痛苦抉擇，他們自己也不會去狠命地掏挖傷口，質問自己存在的意義。他們只回憶，而且專挑那些彬彬有禮的對話、斯斯文文的交道來回憶，可是這些無聊而瑣碎的對白，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油，被陽光一照竟也能花花綠綠。

一句話，這些人都太愛自己，太善於原諒自己對無論公共的還是私人的世界裡產生的責任的閃避，這些責任都不如他們自己的不幸來得重要。存在感如此低弱，自我感覺卻又十分良好，這種矛盾的並存，西方讀者恐怕也得當個新鮮物事來看。

石黑的讀者，從來不會說自己是被故事中的「事實」給震撼的，他們樂於喜歡的，是敘事里亦真亦假的感覺，是那種一面之詞的朦朧——哪裡有事實？統統是一面之詞，因為都是選擇性的回憶嘛！你忍心去厭惡一個閱歷豐富而又心事重重的人嗎？於是，石黑把這些回憶變成了白紙黑字的書，界面還十分友好，動不動就風和日麗；於是讀它們的人，也樂得收下了這個版本的「事實」連帶主角對事對己的態度，而忘了被石黑故意閃避掉的，或許是何其凌厲的風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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