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核戰爭的人們，如何在冷戰期間推動了互聯網的誕生？

雪倫·溫伯格（Sharon Weinberger）是專註於國家安全領域的作者，平時主要關注科學和技術問題。目前她在 The Intercept 網站擔任國家安全題材文章的編輯。她曾經在《自然》雜誌、《華盛頓郵報雜誌》、《Slate》雜誌、《發現》雜誌等媒體發表文章。今年，她剛剛出版了新書《幻想戰爭的人：能改變世界的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Imagineers of War: The Untold Story of DARPA, the Pentagon Agency that Changed the World）。

「我們有大麻煩了。」1962 年 10 月 16 日清晨，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對擔任司法部長的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肯尼迪總統的弟弟，俗稱鮑比——譯者注）說。

幾個小時後，羅伯特·肯尼迪看到了一幅由 U-2 高空偵察機在古巴拍攝的照片。此時他坐在白宮裡，身邊圍繞著一群致力於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政府官員。他按捺不住火氣，爆出了粗口：「這幫狗娘養的俄國人！」

偵察照片表明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導彈發射裝置。CIA 使用一台體積巨大的電腦（佔據了大半個房間）計算蘇聯導彈的具體參數和打擊能力。最終，他們得出了一個令人憂慮不安的結論：古巴部署的蘇聯導彈射程超過 1000 英里，只需要飛行 13 分鐘便可攻擊華盛頓特區。一場持續將近兩周的危機就此爆發。隨著美蘇兩國在古巴導彈問題上的對峙愈演愈烈，美國軍方宣布進入 DEFCON 2 備戰狀態。DEFCON 1 備戰狀態意味著核戰爭的開始，而 DEFCON 2 備戰狀態意味著人類距離世界末日只有一步之遙。

政府和軍方官員希望獲得關於古巴導彈的實時信息，於是人們第一次在美蘇衝突期間啟用了像美國空軍 IBM 473L 這樣的電腦。這批設備能處理大量實時信息，為應該如何部署軍事力量這樣的關鍵決策提供幫助。然而即便電腦的普及性越來越高，軍方指揮官之間共享信息時仍存在時間滯差。當時，在相互連接的電腦之間傳遞信息的理念尚未問世。

十三天隨時可能遭受導彈襲擊的混亂對峙之後，蘇聯終於同意將導彈從古巴撤出。人們成功避免了核戰的爆發，但古巴導彈危機的僵局也暴露了美國指揮和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現代戰爭有著極強的複雜性，如果不能實時共享信息，你又如何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核武器呢？然而大多數美軍高級將領還不知道，一位級別相對並不高的科學家剛剛來到五角大樓。他就是為了解決信息實時共享問題而來的。他提出的解決方案成為了五角大樓歷史上最著名的計劃。這個方案不僅徹底改變了軍隊的指揮和管理模式，更是給現代計算機產業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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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約瑟夫·卡爾·羅伯納特·利克萊德（Joseph Carl Robnett Licklider，簡稱 JCR，朋友們都叫他利克）大部分時間都躲在不為人知的角落裡。五角大樓中，大部分官僚的辦公室布局很有講究：你的重要性越高，辦公室距離國防部長就越近。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 ARPA）將利克萊德的辦公室安排在五角大樓遠離窗戶的核心 D?Ring 區域。聽聞此消息後，利克萊德倍感欣慰，因為他終於可以安靜的開展自己的工作了。

有一次，利克萊德邀請 ARPA 的員工去位於五角大樓和波托馬克河之間的萬豪酒店參加會議。會上，他將展示未來人們如何利用電腦獲取信息。作為互動式計算機處理技術的首席倡導者，利克萊德首先希望人們能夠理解這個概念。在他眼中，未來的每個人都將擁有一台電腦。會議上，他努力向來賓們展示兩方面的內容：未來的人們是如何直接與計算機進行交互以及所有的計算機是如何連接在一起。另外，他還極具預見性的展示了個人計算機和現代互聯網的概念。實際上直到若干年後，個人計算機和現代互聯網才真正出現在世界上。

利克萊德在 ARPA 內部組織了一場規模雖小但卻說服力十足的辯論會，一舉為計算機網路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計算機網路最終慢慢發展完善，變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現代互聯網。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要發展計算機網路？真相紛繁複雜，但可以確定的是互聯網的起源與五角大樓對戰爭問題（指揮管理能力有限、核戰一觸即發）的濃厚興趣密不可分。ARPA 建立於 1958 年，旨在幫助美國在太空競賽中趕超蘇聯。但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它的職能已經擴展到新的研究領域，其中就包括指揮和管理領域。如果不是軍隊有發動戰爭的需求，互聯網很可能就不會誕生，或者說至少不會誕生在 ARPA 手中。要想追尋計算機網路在 ARPA 的起源和發展過程，我們就必須理解五角大樓最初僱員利克萊德這樣人才背後隱藏的原因和目的。

一切從洗腦活動開始。

1953年，貝茜·迪肯森（Bessie Dickenson）站在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大聲呼喊：「兒子！兒子！上帝保佑你！」。此時，三年多未見面的兒子正緩緩走下飛機。母子二人的重逢時間非常短暫。很快，年僅 23 歲的愛德華·迪肯森（Edward Dickenson）便因與敵人合作而接受了軍事法庭的審判。和其他二十多個朝鮮戰爭中的美軍戰俘一樣，迪肯森最初選擇留在朝鮮，將自己的命運交由共產主義者決定。不過此後他又改變主意，決定返回美國。剛回來時，迪肯森受到了人們的熱烈歡迎。但沒過多久，人們開始稱他是叛徒。在軍事法庭上，辯方律師堅稱出生在弗吉尼亞州 Cracker』s Neck 鎮（聽起來好像小說虛構地名一般）的迪肯森只是一個年輕單純的鄉村男孩。在被敵軍關押期間，他受到了共產主義者的洗腦。由八位官員組成的陪審團對這套說辭無動於衷。他們最終認定迪肯森有罪，而法官決定判處迪肯森十年有期徒刑。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洗腦」還是一個新興名詞。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曾經做過間諜，後來轉行當了記者。他是「洗腦」這個名詞的發明者和推廣者。在他筆下，「洗腦」這種危險的新型武器具備動搖影響人們思想的強大能力。亨特聲稱共產主義者早就開始了洗腦工作，但朝鮮戰爭是一個轉折點。1958 年，他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會議上說：「三分之一的美軍戰俘以某種方式與共產主義者開展合作，他們要麼成為線人，要麼成為共產主義的宣傳者。這就是洗腦戰術帶來的結果。」亨特還表示，共產主義者在精神戰場上已經遠遠走在美國人的前面。

1959 年，理查德·康登（Richard Condon）的最新小說《諜網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十分暢銷。在這部作品中，一個出生於傑出家庭的男孩成為了敵軍戰俘。接受了暗殺訓練後，他重返美國後，成為一名潛伏特工。這個理念在今天都頗有市場。美劇《國土安全》（Homeland）第一季描寫的就是一位被基地組織「轉化」了的美軍戰俘。康登的小說出版後，洗腦迅速成為人民群眾想像中強大的思想武器。

圖片來自《 國土安全》劇照

不管洗腦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思想領域的戰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成為了各國關注的重中之重。五角大樓也開始對洗腦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和研究。美蘇雙方都加入到一場意識形態和心理領域的戰爭之中。冷戰期間，五角大樓充分利用物理學和化學知識研發了很多武器設備。如今，他們也迫切的想要最大程度開發人類行為學的潛力。為此五角大樓向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唯一由美國政府資助、半官方性質的第三部門博物館機構——譯者注）的高級委員會提出委託，要求該委員會向自己提供打贏意識形態領域戰爭的最佳行動方案。

1959 年，史密森學會極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Research Group in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成立。該機構的主要任務便是在長期研究計劃領域向五角大樓提供建議。雖然史密森學會高級委員會的完整版研究報告屬於高度機密，但該委員會的領導者查爾斯·布雷（Charles Bray）還是在 1962 年的論文《在國防領域使用人類行為學知識》（Toward a Technology of Human Behaviour for Defence Use）中公開了一些發現。在這篇文章中，布雷概述了五角大樓在心理學戰場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未來任何一場時間足夠長的戰爭中，我們都會見到「特殊戰場」、游擊戰和思想滲透。敵人將努力策反我們的軍隊和人民，我軍被俘人員也會遭遇敵軍的「洗腦」。軍方必須做好準備，能夠幫助雜亂無章的平民恢複信念和凝聚力。同時，我們的軍隊也要具備動搖敵方民眾忠誠和信心的能力。

冷戰期間，心理學很快成為了軍方的寵兒。艾倫·赫爾曼（Ellen Herman）對美國心理學的發展歷程進行研究後，於 1995 年在《美國心理學傳奇發展史》（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中寫道：「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國防部已經把手頭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研究預算都用在了心理學領域。每年他們要在心理學研究上投入大概 1500 萬美元的費用。這比二戰前軍方所有研發項目的總預算還多。」當然史密森學會的推薦方案不只洗腦這麼簡單，國防部也不僅僅是對洗腦感興趣。布雷寫了大量申請，比如《說服力和動機》和《計算機的作用：科學的人機系統》。史密森學會的高級委員會最終向五角大樓國防研究和工程部門主管提議：ARPA 應該開展一個綜合性項目，既利用人類行為學知識，又利用計算機科學技術。

認真研究之後，國防部的官員最終將史密森學會的高級委員會的想法劃分成兩個獨立的研究項目，並委派 ARPA 開展實施。其中一個項目涉及人類行為科學領域，內容包括洗腦過程中的心理學分析和建立人類社會的定量模型等；另一個項目的重點是利用計算機提高指揮和管理水平。

雖然國防部將 ARPA 的指揮和管理項目以及人類行為學項目當作兩個獨立的科研項目，但史密森學會高級委員會的檔案卻清晰顯示出委員會成員們的看法：ARPA 兩個項目所涉及的領域其實具有密切相關性。不管是人機交流互動還是人與其他人的交流互，兩個項目都將根據人類的行為開發出一門新的學科。要說領導這兩個雙子星式的科研項目，有誰能比一群對電腦興緻勃勃的心理學家做得更好呢？

利克萊德是一名出色的研究心理學家，曾在馬薩諸塞州的科技公司 Bolt, Beranek and Newman Inc 任職。1961 年 5 月 24 日，ARPA 正式邀請他加入旗下的「行為學委員會」（Behavioural Sciences Council）。開始上班之前，ARPA 告知他說這份工作任務繁重且極其消耗精力。與同時代的大部分政府職位一樣，利克萊德的待遇也不會太優厚。他每年的工資大約在 1.4 萬美元到 1.7 萬美元之間。

利克萊德最初的研究領域是心理聲學（psychoacoustics），也就是聲音感知。但是在麻省理工大學的林肯實驗室（Lincoln Laboratory）研究如何保護美國免受蘇聯轟炸機襲擊期間，他對電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正是在林肯實驗室期間，利克萊德開始參與到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 ，簡稱 SAGE）項目之中。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是冷戰期間美國設計的電腦系統，能夠將二十三個防空基地連接起來。如此一來，所有防空設施便在蘇聯轟炸美國時協調一致的跟蹤蘇聯轟炸機。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能夠計算出應對即將來襲蘇聯轟炸機的最佳響應方式，但它仍然需要操作人員的干預和控制。本質上而言，它是美國為核戰末日研發的決策工具。與此同時，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也掀起了一陣流行文化狂潮。此後數十年中，人們腦海中末日計算機的概念大多來源於此。《戰爭遊戲》（WarGames）和《終結者》系列等電影就是其中的代表。

圖片來自 《WarGames》 劇照

等到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部署使用時，洲際彈道導彈也橫空出世。相比之下，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幾乎算的上是過時的廢舊產品。但是對於利克萊德這樣參與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研發的科學家來說，這段經歷改變了他們看到計算機的方式。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問世之前，人們眼中的計算機是使用整批處理技術的龐然大物。這意味著人們一次只能輸入一個程序（通常用打孔卡完成輸入），然後計算機便會完成計算並「吐出」答案。因此有人需要每天蹲守在計算機前，頻繁與它完成交互。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這是個高深莫測且難以理解的事情。但是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出現之後，操作人員第一次有了能以視覺方式顯示信息的獨立控制台。更重要的是，操作人員能夠利用各種按鈕和光筆（light pen，又稱光電筆，用光線和光電管將特殊形式的數據讀入計算機系統的一種裝置，其外形類似鋼筆，故通稱光筆——譯者注）直接與控制台互動。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是歷史上第一個具備互動式計算處理能力的計算機：用戶可以直接下達指令，多個用戶也可以利用分時系統同時操控一台計算機。

根據自己在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研發過程中得到的經驗，利克萊德預測了現代互動式計算機的模樣：未來的人們不必再步入巨大房間內，將打孔卡放入機器然後等待運算結果。相反，人們可以在自己桌面上的個人控制台里完成各項工作。在我們眼中，這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但是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的人們來說，這幅畫面簡直意味著革命性的變化。那時候的電腦還是體積龐大且與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設備，通常坐落在大學的實驗室里或者政府辦公樓內。另外，當時的電腦主要用於特別的軍事項目。利克萊德對未來的展望意味著人們將放棄整批處理技術——也就是一台計算機只能供一個用戶使用，一次只能完成一項任務。相反，利克萊德認為未來坐在遠程控制台前的許多計算機用戶將能同時向一台計算機輸入信息。與此同時，未來的計算機也能幾乎同時執行各項不同的任務。

1957 年，利克萊德發表了論文《真正的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對人機系統的思考》（The Truly SAGE System; or, Toward a Man-Machine System for Thinking）。這是第一篇描述全新計算機發展模式輪廓的文章。很多科學家都想要改變計算機的運算處理技術，利克萊德的文章使他成為了這群科學家中的領導人物。1960 年，他在另一篇論文中進一步深化了自己的觀點。這篇文章名叫《人與電腦的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是互聯網發展過程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作品。從文章開頭就看得出，這不是一個普通電腦科學家的作品：

只有無花果小黃蜂（Blastophaga grossorun）才能幫助無花果樹完成授粉。這種昆蟲的幼體生活在無花果樹的子房中，它們也能在無花果樹的子房中找到食物。如此一來，無花果樹和無花果小黃蜂便對彼此有著嚴重的依賴：沒有無花果小黃蜂，無花果樹就不能結出果實；沒有無花果樹，無花果小黃蜂也不能獲得食物。兩者的結合不僅能使彼此生存下去，更能創造一種高產且生機勃勃的合作關係。「兩個不同的生物體以親密合作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甚至結成緊密的聯盟」，這種合作模式就叫共生。

從本質上而言，當年採用的整批處理技術的電腦和人類與電腦之間的共生關係有著巨大區別。當然，人類與電腦之間的共生關係也和頑固不化的人工智慧（AI）狂熱分子的設想截然不同。在這些人工智慧狂熱分子眼中，能思考的電腦才是未來發展的希望。利克萊德認為真正的人工智慧遠比人們當年的設想要高級很多。在人工智慧的發展道路上，人機共生關係將對其中的一個臨時性過渡時期起到影響作用。他設想了這樣一幅畫面：「人們使用計算機構成的網路。所有計算機通過寬頻通信線路連接在一起，而個人用戶則可以使用專線服務與其他計算機保持連接。」

圖片來自Max Pixel

軍方的應用程序肯定是利克萊德眼中的重點項目。畢竟啟發他產生這個想法的是軍方的半自動地面防空系統，而他在論文中也著重探討了解決軍隊指揮官需求的方式。然而，利克萊德的視角也很廣闊：他在論文中也提到了需要快速做出決策的企業領導者和需要將館藏圖書整合在一起的圖書管理員。利克萊德想讓人們知道，他所描述的不僅僅是任何一個特定的電腦程序，而是人機互動模式的徹底變革。個人控制台、分時系統、計算機聯網…他的論文基本上清楚地構建出現代互聯網的基礎和支柱。

但是在當時，利克萊德的想法還只是一個富有遠見的遙遠未來，因為世界上還沒有支持這種人機交互模式的底層技術。1962 年，ARPA 給利克萊德提供的是一份工資低、壓力大的工作。當時的 ARPA 剛剛成立不到四年，一切都還不甚明朗。ARPA 的所有員工都是臨時工，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會在幾年之後離職。利克萊德同意先干一年，因為這份工作使他有機會將自己理想中計算機網路變成現實。

利克萊德提出計算機網路概念的同一年（即 1960 年——譯者注），加州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分析師保羅·巴蘭（Paul Baran）發表了論文《使用不可靠網路中繼器節點的可靠數字通信系統》（Reliable Digital Communications Systems Using Unreliable Network Repeater Nodes）。在這篇文章里，巴蘭提出利用多餘的通信網路來確保美國在遭遇第一波攻擊後依舊能夠發射自己的核武器。與利克萊德一樣，巴蘭的想法與現代互聯網的結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多年之後人們開始探索互聯網的起源時，一場爭論爆發了：按理說，究竟是誰最早提出了互聯網的概念？想要認定某個人的某個觀點是互聯網的起源很難，因為上世紀六十年代有太多人在思考計算機網路化這個問題。其實，真正重要的是究竟何人將紙面上理論切實轉化成了具體詳細的現實。蘭德公司可能是互聯網的起源。相比於研究機構而言，蘭德公司更像是一個智庫。同時，該公司還兼具了 ARPA 的靈活性。美國空軍委託蘭德公司處理寬泛的國家安全問題，而蘭德公司也給予員工偉大的知識自由，允許他們儘可能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二十世紀幾個頂尖的核理論家都曾在蘭德公司任職，赫爾曼·卡恩（Herman Kahn）便是其中之一。他在「戰爭高潮」（wargasm，卡恩自創辭彙，指的是核戰全面爆發）問題上的觀點使他成為諷刺漫畫家筆下最好的素材。

巴蘭則一直在尋找核戰爭的實際解決方案。他和蘭德公司的同事在 1960 年開展模擬實驗，為的就是測試美國在遭受核攻擊之後通信系統的恢復能力。2001 年接受《連線》雜誌（Wired）採訪時，他回憶道：「我們利用不同級別的冗餘構建起像漁網一樣的網路。能用最少數量的線路將所有節點連接在一起的網路是第一級別冗餘的網路。比第一級別冗餘網路使用線路數多出一倍的是第一級別冗餘網路。以此類推，我們就得到了第三級別和第四級別的冗餘網路。接著我們用隨機攻擊破壞網路連接。」

試著把通信網路想像成一系列節點。如果兩個節點之間只有一條連接線路且該線路被核攻擊所摧毀，通信便會中斷。如果每個節點和其他節點之間都由多條線路連接，這就給我們提供了備用通信線路。即便某些節點與通信網路斷開，通信還是可以繼續。巴蘭要解決的問題看上去很簡單：多少冗餘連接才足夠保持通信網路的通暢？模擬通信網路受到攻擊的情況後，巴蘭和同事有了發現：第三級別冗餘網路的穩定性最強。換言之，當兩個節點之間通過三條線路相連時，整體網路在核攻擊之後保持功能完整的可能性最高。巴蘭說：「如果敵人摧毀了目標的 50%、60%、70%，甚至更多，整體網路還是可以正常運作。」

巴蘭此後解釋稱自己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對一觸即發的緊張對峙局面充滿憂慮。當時，美蘇兩國都擁有大量核武器。從理論上來說，如果對峙一方有能力在遭受核攻擊之後保持還擊的能力，另一方想要先發制人的誘惑力便大大降低。這樣一來，雙方僅僅利用核武器威懾對方但卻不發生真正交火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他說：「從結構角度來看，早期的導彈控制系統都不是很完善。因此美蘇雙方都有可能錯誤理解對方的行動，進而首先發動核打擊。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戰略核武器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具有更強的生存適應性，手握還擊能力的我們便能更好的經受住對方的打擊，並確保遭遇攻擊之後依舊運轉正常。這使得我們能在對峙之中處於更加穩定的優勢地位。」

模擬信號網路傳輸信號時會降低信號的強度，因此巴蘭的理論只有在數字化網路中才具有可行性。這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全新理念。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僅憑自身實力，蘭德公司無法構建起巴蘭設想中的系統。巴蘭戲稱蘭德公司「只做研究，不做開發」，看來他說的有一定道理。

蘭德公司無力構建這樣的網路，但美國空軍能做到，而且空軍的高級指揮官對巴蘭的想法很感興趣。然而就在項目開展之前，官僚機構的重組使得該項目落入了國防通信局（Defense Communications Agency）之手。國防通信局是一個非常平庸無能的國防部附屬機構，他們只願意用模擬信號網路測試巴蘭的設想。巴蘭覺得與其看著自己的心血被活活搞砸，不如抓緊終結項目。他說：「我拔掉了所有設備的電源插頭。這樣的項目沒有任何存在意義。我希望更有能力的機構組織能在將來重啟我的項目。」幾年之後，更有能力的組織機構出現了——它就是 ARPA。

利克萊德來 ARPA 工作的那個月，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差點因為古巴導彈危機爆發核戰爭。在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眼裡，ARPA 在指揮和控制領域的研究明顯應該圍繞核武器展開。時任 ARPA 副局長的威廉·哥德爾（William Godel）回憶說，ARPA 的新任務應該是尋找「鏡像計劃」（Looking Glass）的替代方案。鏡像計劃是美軍「核戰末日」號飛機的代碼，這架飛機全天候在空中處於警戒執勤狀態（為了確保能在地面通訊和指揮系統全毀的情況時下達核打擊指令，美國在一些 EC-135 飛機複製了整套的核武器指揮和通訊系統。一旦地面指揮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這架飛機將成為空中指揮中心，自動獲得實施核打擊的許可權。冷戰期間，美軍每天都有一架這樣的飛機在空中執勤——譯者注）。時任國防研究和工程主管的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認為，他給 ARPA 安排的任務就是處理與核武器指揮和控制有關的各種問題。

布朗親自書寫了任務指令。他回憶說，自己當初受到了副手羅伯特·普里姆（Robert Prim）的影響。普里姆是來自貝爾實驗室（Bell Labs）的數學家，一直將絕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核武器的指揮和控制技術上。在他的領導之下，國防部最終研發出名叫「行動授權鏈接」（Permissive Action Links）的核武器安全裝置。國防部在軍隊項目上的研發速度一直令他不滿，因此他決定安排 ARPA 開展核武器的指揮和控制研究。他希望 ARPA 最後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1962 年秋天，美國對更優秀核武器控制設備的需求突然增大。到崗僅僅幾周之後，利克萊德便在弗吉尼亞州溫泉城（Hot Springs）參加了一個由空軍贊助的會議。會議圍繞核武器指揮和控制系統展開，而古巴導彈危機則成為了最重要的議題。

不過會議有些死氣沉沉，與會者沒有提出任何有創意的想法。坐火車回華盛頓特區的路上，利克萊德與 MIT 教授羅伯特·法諾（Robert Fano）聊的很投機。很快，火車上的另外一群計算機科學家也加入了進來。利克萊德利用這個機會大力宣揚自己的觀點：要想建立更好的指揮和控制系統，首先要構建用於人機交互的全新的框架。

利克萊德很清楚，國防部想要的是核武器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在一份計算機網路的早期說明文件中，他提到將計算機連接起來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連接起來的計算機將成為尚處發展初期的國家軍事指揮系統（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System）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個系統的作用正是控制核武器。不過，利克萊德的真正想法卻更為宏大。傑克·瑞納（Jack Ruina）是當時的 ARPA 局長，而尤金·富比尼（Eugene Fubini）則是布朗的副手之一。在與二人的會面上，利克萊德著重介紹了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他沒有把精力全部放在改進核武器指揮和控制技術身上，而是想要改變人們與電腦的合作模式。他說：「如果敵方摧毀了我們的通訊和指揮系統，我們就不得不在戰爭中重新編寫所需要的程序。那時候誰有能力指揮領導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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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上任的 ARPA 研究項目經理，利克萊德決定向人們證明一個問題：相比於單純研發一台控制核武器的電腦而言，構建完整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每次遇到喜歡談論核武器指揮和控制系統的國防部官員，利克萊德都會講對話的重點引向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他說：「我知道國防部長辦公室的官員們都認為我是指揮和控制辦公室（Command and Control Office）的負責人。但只要一有機會，我就會和他們介紹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我想這樣發展一段時間，他們最終會認為我的本職工作就是研發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

國防部的官員們不是很理解利克萊德介紹的技術，但他們覺得利克萊德的理念聽起來很有意思。瑞納局長也這麼認為。或者說至少他認為利克萊德非常聰明，而具體的技術細節不那麼重要。瑞納說：「每次國防部長找我，他從來都不想了解什麼計算機科學成果。他要看的是彈道導彈防禦領域或者核試驗偵測領域的進展。所以這些才是重中之重。相比之下，利克萊德的互動式計算機只能算不重要但卻比較有趣的『副業』罷了。」

這樣的大環境就算是很不錯了。在剛成立不久的 ARPA，像利克萊德這樣的新人創造出一種隨心所欲的辦公室文化。項目經理則擁有廣闊的自由發揮空間，可以創建和國防部宏觀目標勉強有一點相關性的各類研究項目。利克萊德領導的最有雄心的項目是 Project MAC。其中MAC是機器輔助識別（Machine-Aided Cognition）或者多用戶計算機（Multiple-Access Computer）的縮寫。根據項目安排，ARPA 將與 MIT 在廣泛領域上開展合作，整體預算則為 200 萬美元。Project MAC 涉及到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的方方面面，從人工智慧、圖形處理到分時系統和計算機網路，可謂一應俱全。ARPA 給予 MIT 研究自主權，規定 MIT 只要將研究經費用在既定目標領域便可自由發揮。

相比於聲譽來說，利克萊德更看重實現自己的夢想。他願意冒著風險啟用更多不知名的科學家，比如來自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道格·恩格爾巴特（Doug Engelbart）。完成研究項目的全面布局之後，來自麻省理工學院、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斯坦福大學、斯坦福研究院、蘭德公司、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 Tech，後來與梅隆工業研究院合併組成如今的卡內基梅隆大學——譯者注）、蘭德公司和系統開發公司（Syste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的優秀人才全都匯聚在利克萊德手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他大膽任用每一個有能力的人。

1963 年 4 月，剛剛加入 ARPA 半年的利克萊德匆忙完成了一份發送給所有使用他項目資金進行研究科學家的六頁備忘錄。後來，這份文件成為他在 ARPA 供職期間的經典作品之一。利克萊德稱備忘錄的收件人是「如星系一般連接在一起計算機網路項目的成員和相關機構」。通過這種半開玩笑的方式，他讓所有參與這次 ARPA 資助項目的研究人員明白自己是有著相同目標廣泛團體中的一員：

在這個極端的時刻，我們面臨的本質問題是一個科幻作家經常談到問題——如何才能與完全不相關的「智人」進行交流通訊？雖然如此，但我認為研發綜合性網路依舊是有趣且重要的事情。如果想要把我模糊概念中的這個計算機網路變成現實，我們需要最少四台大型計算機、六到八台小型計算機、大量磁碟文件和磁帶。當然，遠程控制台和電傳打字機基站也是必不可少。所有這些設備開足馬力，我們才有可能構建出計算機網路。

這是利克萊德對自己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未來規劃的最清晰的闡述。在 1963 年，宏大的規劃和美好的願景便已足夠。因為那時利克萊德領導開展的主要是基礎性研究，而不是搭建真正的計算機網路。不過缺乏關鍵性成果的早期研究也存在弊端，因為當時國防部中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電腦的巨大潛力。瑞納在 1963 年離開 ARPA，其繼任者是來自康奈爾大學的科學家羅伯特·斯普羅爾（Robert Sproull）。這位新局長差點關停利克萊德的整個項目。ARPA 全盛時期負責管理太空項目，手上有五億美元左右的預算。但是全盛期一過，ARPA 的經費便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被削減了幾乎一半——只剩下 2.74 億美元的研發預算。

斯普羅爾接到上級指令，要將 ARPA 的預算再減少 1500 萬美元。他立即開始尋找在過去兩年中沒有什麼實質成果的研究項目，結果利克萊德的計算機項目位列榜首。這位 ARPA 的新掌門人差點就將發展中的計算機網路扼殺在搖籃之中。

面對項目關停的危險，利克萊德表現出一如既往的鎮靜。他對局長說：「好吧，在你關停我的項目之前，為什麼不先去一些實驗室看看我們正在研究的東西呢？」斯普羅爾聽取了建議，決定和利克萊德一同前去分布在全美的三到四個大型計算機中心進行調研。考察結束之後，斯普羅爾深深折服於自己親眼看到的東西。於是利克萊德保住了項目資金。數十年後，有人問斯普羅爾他是不是那個「幾乎殺死互聯網的人」。斯普羅爾笑著說：「沒錯，就是我。」

利克萊德在 1964 年離開 ARPA。那時，他領導的研究項目已經陸續有了大大小小各種成果。在 MIT，一個名叫湯姆·馮富勒克（Tom Van Vleck）的學生利用 ARPA 資助的分時系統科研項目編寫出第一個郵件程序——MAIL。在斯坦福研究院，此前默默無聞的恩格爾巴特對多種幫助用戶直接與計算機完成交互的工具完成了測試。嘗試了光筆這樣的設備後，他最終選定了一個小型木塊。他將其稱為「滑鼠」。

圖片來自Powerhouse Museum Collection

年輕的計算機科學家伊凡·薩瑟蘭（Ivan Sutherland）早就因為自己在計算機圖形領域的研究建立起卓越的聲望。他代替利克萊德繼續領導 ARPA 的計算機網路項目。上任不久，薩瑟蘭就發現參與項目的計算機科學家不太配合工作。他想要讓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用該校的三台電腦構建一個網路，但參與項目的研究人員認為自己無法從中受益而拒絕。學者們非常充滿恐懼，他們擔心其他人能通過聯網後的電腦獲得自己夢寐以求的電腦資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研究生史蒂夫·克羅克（Steve Crocker）回憶當年為大家為搶奪電腦而發生的衝突：「有那麼一段時間，大家的關係非常緊張。警察來到現場，將即將動手的衝突各方拉扯開來。」ARPA 想要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實施第一個計算機網路項目時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克羅克說：「計算機中心主管認為，根據 ARPA 要求處理實時數據的做法與學校應有的運營理念不符，因此他宣布停止與 ARPA 的合作。」

薩瑟蘭認為遭遇發展挫折的計算機網路項目是「自己人生中的重大失敗」。實際上這個項目沒有失敗，只是推進的速度太快。薩瑟蘭離開之後不久，他曾經的副手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接受了項目管理工作。泰勒不像薩瑟蘭和利克萊德一樣聲名卓著，但他有著夢想和決心。1965 年，他來到新任 ARPA 局長查爾斯·赫茲菲爾德（Charles Herzfeld）位於五角大樓 E-Ring 區域的辦公室內，詳細闡述了自己對能將全世界各地連接在一起的計算機網路項目的看法。赫茲菲爾德一直對計算機有著濃厚的興趣。早在芝加哥大學讀研期間，他就參加一場他所謂改變人生的講座。主講人是著名數學家和物理學家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他介紹了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簡稱ENIAC）。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計算機，研發於二戰期間，主要作用是加快火炮射表的計算速度。赫茲菲爾德上任後不久，他就利用ARPA的資源為利克萊德提供了幫助。利克萊德在 ARPA 開展的大腦-計算機共生研究對赫茲菲爾德的影響同樣巨大。這位局長後來回憶說：「我很早就變成了利克萊德的門徒。」

接手項目的最初幾年，泰勒不是很看好利克萊德曾經進行過的小型實驗室實驗。他想要建立的是真正覆蓋全國的計算機網路。這是一個全新的事物，需要依靠大量新技術、資金和研究人員的努力才能實現。

赫茲菲爾德問：「你需要多少錢才能搭建起這個網路？」

泰勒回答道：「一百萬美元左右就能出個大致框架。」

赫茲菲爾德表示：「我批准了。」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ARPANET 計算機網路是互聯網的前身。赫茲菲爾德和泰勒僅用了十五分鐘就敲定了 ARPANET 項目。實際上，ARPANET 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早期 ARPA 極具影響力的研發成果。它不僅解決重要的軍事問題，也著眼於處理定義寬泛的其他「軍事問題」。研究人員有著最大化的發揮空間，能夠自由的利用 ARPANET 處理各種問題。尤其至關重要的是，計算機網路項目反映了一位非凡超群研究項目經理的智慧。雖然整個項目還是與軍事問題有關，但他卻帶領計算機網路走出了國防部狹窄的興趣領域，邁入廣闊的新天地。冷戰時期的妄想症使得人們高度重視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這進而演化成對核武器安全的擔憂。誕生於這種環境的研究項目最終「進化」成互動式信息處理技術，直接推動了個人計算機時代的來臨。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 IBM，《戰爭遊戲》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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