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山川」解密「歷史記憶」 ——紀李旻老師講座「魯國的鄉間：從廟堂到山川」
美國密西根大學考古人類學博士、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與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李旻老師，專業領域是國家形成與聚落考古學。儘管與我們沒有正式的業務合作關係，他卻憑藉在遙感與聚落考古方面的知識，為良渚古城遺址的大視野考察提供了重要視角和重要依據，可謂良渚古城考古工作團隊的有力外援。
9月19日這天，我們有幸邀請到正在國內參觀考察的李旻老師來到良渚，在工作站里給工作人員們做了一場以「魯國的鄉間：從廟堂到山川」為題的講座。在一個半小時里，他向我們介紹了利用科羅娜衛片解讀考古山川的研究方法，並講述他在曲阜地區進行實地調查時所獲心得。
利用解密的科羅娜衛星影像研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工業化大發展之前的地形地貌，辨識出與古遺址有關的人工遺迹、山川形勝的考古調查方法，是李老師於考古工作方法上做出的主要貢獻。其最重要的學術理念在於對傳統考古地層學的創造性利用。考古地層學是考古學研究方法的基石之一，不同時期的遺存從上到下由晚到早的疊壓，常規的考古發掘依據這一原則，也是從上到下由晚到早的揭露遺迹現象。因此，田野考古中尤其重視具有歷時意義的地層剖面。而衛星影像利用遙感技術，能夠將不同時期的遺存投射到同一時空平面上，讓我們在對高解析度衛片的觀察中就能發現一些地表上已不可見的、常規踏查難以發現的大遺迹結構。比如，古河道的辨認。對於大規模的考古鑽探來說雖不困難，但是想在更廣闊的空間里、基礎工作的空白區域發現古河道線索，則相當的耗時耗力。然而，埋藏於地下的景觀會由於反射光譜的差異，在衛片上以或深或淺的呈色表現出來，水分越大顏色越深，這就使一些淤積的古河道露出端倪。而後代農田的耕種往往並不會對地塊造成太大的改變，很多古河道上的田塊會隨著原來河道的走向而布局，並與周圍田地的規則布局呈現差別。無論是人工開鑿還是利用自然的河流，古河道是確定古代遺址和聚落位置的重要線索，而這正是解讀衛片的優勢所在。李老師同時更強調了衛片分析和實地考古勘察的結合，因為一旦失去考古調查或鑽探對衛片上疑似遺迹現象的驗證，衛片所解釋的山川形勝則全無意義。另外，實驗性的規劃特定區域，以不同植被標誌不同區間，通過遙感拍攝掌握其不同光譜反射的呈色情況，對於理解黑白衛片上不同色塊的含義也有所幫助。李老師的這一研究方法，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意義，即在於幫助我們了解山川形勝之於古人構建社會秩序的布局作用。傳統的考古學認知體系里，判斷遺迹的相對年代關係，在科學測年技術以外主要是看遺迹間有沒有直接的疊壓打破關係，再就是觀察包含物的年代——基本主要是陶片。然而，跳出一處單一的遺址點，在遺址群範圍內、遺址群所處的地理空間內，一個大型聚落的功能結構間未必有什麼層位關係值得參考，也不一定能找到可用的人工遺物來判斷時代。再者，古人為了鞏固社會秩序，在郊外進行山川祭祀而涉及的自然景觀，更難依靠考古學證據來證明其與人工遺迹間的相互關係。而衛片的解讀往往能為這類具有大格局的聚落（往往是城址），尋找其不同功能結構，甚至舉行神聖儀式的場所提供頭緒。
選擇曲阜作為試驗田，大約是基於李旻老師融匯古今學問的構想。其目的在於了解魯故城的史前史、城市史，以及歷代的記憶如何層累疊加、共同塑造起這一地區的歷史山川，大有「通古今之變」的史學關懷。曲阜所在的魯國，是儒家思想的發源與核心。作為姬姓的諸侯國，魯國是周公子伯禽的封地。在最初的研究計劃里，很想通過拉網式調查，尋找周人最早的據點，了解西周早期的魯國變成東周時繁華城市的過程，以及城市經濟對山川造成的影響。理解從周公到孔子的儒家傳統，到北宋的皇家傳統，不同政權所表達的觀念在時空上的交織。
儒家通過闡釋過去、闡釋經典來反應其政治觀點，勢必對於過去的三代歷史有所構建，而現今的考古學通過對遺址的發掘，亦建立起了考古人對過去的解釋。兩套不同的話語體系如果沒有溝通，既是歷史學的遺憾，也達不到考古學的學科目的。李老師和項目組成員對魯故城城圈之外的「魯國的鄉間」進行考察，目的是為了了解周人、商遺民與周邊社會的關係，以及人與自然山川的關係。
從科羅娜衛片的視角看，曲阜魯故城遺址上及遺址周邊的歷史文化遺迹，是周漢—唐宋—明清等歷史時期歷史遺迹的集合體，這就是所謂的不同時期遺存在同一平面的投射。講座的關注點都在魯故城城圈以外，從位置上講，屬於郊外，即「魯國的鄉間」。講座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圖片出處：李旻老師講座課件
一、城東——景靈宮所反應的政權交疊與記憶轉變
周代魯故城的城牆在衛片上表現很明顯，城內的孔廟、周公廟由於種樹密集而呈色較深。東牆以東的郊外，有一塊泛白的區域為北宋的仙源縣城，也是宋代曲阜的治所。宋真宗在澶淵之盟後，為了宣告宋王朝的正統性，假託軒轅黃帝生於壽丘的傳說遷治所於此，並興建了屬於原廟體系的景靈宮、壽陵用以祭祀黃帝。而後金人征服此地，對作為宋皇家宗廟意義的景靈宮格局，進行了破壞性的改動。金人沿著中軸線挖了護城河，最終形成了金人地圖上以此中軸線附近為東牆的小曲阜縣城。明初禮制改革之後，景靈宮的印記幾乎被完全抹去，壽陵在人們的記憶中又被賦予了黃帝之子少昊的陵墓的意義。
二、城南——九龍山漢墓所反應的人們記憶中的神聖山川
西漢時的魯王崖墓群，興建於魯故城的南郊，其中一墓從墓道向外望去，剛好正對準亭山。山在任何時期都是很重要的資源產地，同時也是進行山川祭祀的神聖場所，或是具有某種宗教意義的象徵。因此，正對亭山的墓葬選址在空間上有何種意義就值得探究。經過調查，齊魯大地上，會有某些山頭能發現豐富的陶片堆積，這種並不普遍的現象可能意味著與山川祭祀有關。例如，在亭山上就發現有大汶口時期的陶片，這說明漢代的人設計陵園時，此地就流行著與亭山有關的一種神聖山川的觀念。當然，這並不等於是大汶口的傳統直接流傳到漢代，而是這種觀念在世代相傳的過程中，留在了漢代人的記憶里。
三、城南——曲阜城市化進程中的特殊瞬間
通過平面的踏查與地層剖面的觀察相結合，項目組成員在城南的地基坑裡調查時，發現了有意義的地層剖面。最早期的文化層屬於大汶口文化的沼澤相堆積、有機質多、土色呈深棕色，雖然沒有陶片，但土質土色與城內進行了考古發掘的大汶口層一致，且得到了測年數據的支持，屬於大汶口中晚期，正是大汶口文化相當繁榮的階段。西周早期的灌溉渠直接打破了大汶口地層，說明當周人在此生活耕種時，近四千年前的古人活動面保持得相當完好。而西周以後，到現代耕土卻間隔有兩米多厚。這表明，在戰國秦漢時代，魯國鄉間的山川發生了大規模變化，無論是平地還是山體，都發現有厚厚的洪積層。尤其在漢代，自然環境開始出現巨大的動蕩。而究其原因，則應是由於青銅時代向鐵器時代過渡後，東周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各種作坊的增多導致大規模的砍伐，加劇了對環境的破壞，並通過洪水遺迹表現了出來。由於在灌溉渠中下部採集到了西周早期的年代標本。在地面踏查沒有找到周公子伯禽據點的情況下，這一發現給我們了解早期周人的活動帶來了希望。從很多青銅器銘可知，周人對於封地的山川、河流、人口、聚落等有一定程度的掌握，這保障了周人可以制定計劃管理封地。而這些信息的取得也應來自於各地前朝遺民世代傳續的記憶里。
四、城西——魯公室墓地所反應的後人對山川的影響
文獻記載，東周魯公室墓地位於城西約五十公里處的南旺鎮。地表現留有土墩，可能就是魯公室墓地的地上標誌，並暴露有東周陶片和盜洞，也表明此地有東周墓地的可能。孔子任中都宰時，曾修有「U」字形水渠保護這一區域。由於這一地段是大運河航線中的至高點，明朝時此地建設了南旺分水樞紐和一系列船閘、水櫃，幫助船隊「爬坡」經過這一海拔四十米高的台地。因此，由於地貌經人為改變，這一墓地為175平方公里的水域環繞成「孤島」。而經過清末的黃河泛濫，明代的水利工程被淹沒，這在科羅娜的衛星圖上可以識別出來。如今，這片區域只能看到零落的封土堆，而墓地周邊的聚落景觀，想要靠拉網式的考古調查則效率很低。此時，結合科羅娜衛片和水利工程的古地圖，能有效的幫助考古工作者鎖定目標區域並計劃田野工作。
科羅娜衛片留給我們的是空間上交錯的跡象，其背後暗含著的卻是從時間上積累下的歷史記憶。而對地基坑剖面的觀察，使我們了解到各時代遺存的埋藏關係，與人地關係的變化。在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中，科羅娜衛片的作用可能將會更加突出。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在良渚古城的整體範圍內，並不存在更早或更晚的大型建築群。因此，在衛片反應的同一平面上，更容易發現一些可能與古城有關的人工結構或山川形勝，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考古調查與勘探計劃，通過實地驗證來給我們更多的驚喜。
李旻老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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