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借外債就要借內債，國民捐，到底是捐款還是捐稅？

民元外債之重，過於清末，尤其南方軍隊遣散，所需孔亟，而各省稅收，少得可憐。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總收入不過1387萬元，其中還包括外債850萬元。而據唐紹儀估算，辛亥年南北方赤字相加，超過8000萬。這種情形下，不借外債即需借內債。孫中山面對西方媒體採訪，即多次宣揚「內債說」。

「國民捐」在清末民初出現過兩次。

頭一次是1905年，由北京的白話報《京話日報》發起，持續了一年有餘。第二次是1912年，由南京留守黃興發起，持續約三個月。

七八年間，兩度發起國民捐，發起人、推動方式、捐募過程、運動結果，都可謂同中有異。而國民捐的形式與內涵，與此前中國的慈善捐款或政府捐稅均有不同，因此將兩次國民捐做一個比較敘述，正足以見出轉型期的社會動員與政府、公眾之間的複雜關係。

清末的國民捐，由《京話日報》的一位熱心讀者王子貞倡議，《京話日報》主持者彭翼仲、梁濟、杭辛齋等人推動。事在1905年九月。後續的事件，如當年十二月主事黃玉麟呈請財政處創辦國民捐，次年四月安徽吳紫瑛倡辦女子國民捐，可視為國民捐運動的後勁。

《京話日報》

《京話日報》發起國民捐時，清王朝的統治合法性尚未根本動搖，雖有庚子年「東南互保」的前例，但八國聯軍深入內陸，分佔京師，反而給了內地大批民眾加速國族身份識別與身份認同的契機。《京話日報》自1904年8月創辦以來，致力於北方中下層社會啟蒙，尤其是旗族啟蒙，基礎正在於庚子記憶的分享與反思。因此，王子貞勸倡國民捐的著眼點，也在於此：

諸位必說了，這是朝廷立的約，一定該朝廷還，可不與百姓相干，你不想想，金鑾殿上，不能出金礦，大臣們不會點石成金，別再糊塗了，百姓闖的禍，還得百姓還。又一位也說了，我也沒有練過拳，為什麼該我還呢？自己問問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必不能說不是罷？既是中國人，就得還國債，什麼原故呢？同國人叫作同胞，都是黃帝的子孫，……你雖沒有當過拳匪，亦不能不算中國人，身上總背著二十多年的國債，不但閣下本身，連你的子孫，也都免不了。

雖然王子貞與彭翼仲都預估「可憐中國人沒思想，向不知國與家的關係，若教他拿錢還國債……大約比登天還難」，但他們仍然藉助各種機會推行此舉。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向來被認為思想落後的北方民眾，在國民捐一事上比南方人反應更熱烈，其原因即主要在於庚子記憶的刺激。王公大臣與旗人參與的積極程度更是頗讓人震動，如梁漱溟記錄：「以慶親王為首的五位軍機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內務府大臣世續下堂諭於內務府三旗來提倡；學部尚書榮慶獨捐一萬兩；吉林達將軍自捐一萬兩，還募集了四萬多元；廣東岑制台、河南陳撫台各捐一萬兩。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廟出頭號召全體僧徒開會認捐，而直隸（今河北省）同鄉京官則集合在松筠庵會商認捐及向全省勸捐事宜。如此之類，不必悉數」。（《記彭翼仲先生》）而涿州監倉三十一名囚犯投函認捐，以及南洋群島華僑集體簽名來信，則被認為是國民捐運動影響廣度的一種證明。

就影響力而言，由革命元勛黃興發起的民元國民捐，比清末那次大很多。民元國民捐的合法性，較之清末也未遑多讓。黃興在1912年4月29日的通電中稱「借債可以應急需，而國權未免虧損……因借債以陷入危境，致使艱難締造之民國，淪為埃及，此則興涌心濤，所不忍孤注一擲者也，夫國家者，吾人民之國家，與其將來殉債而致亡，無寧比時毀家而紓難，況家未至毀而可以教國不亡，亦何憚而不為？則惟有勸募國民捐，以減少外債之輸入乎？」

黃興

民元外債之重，過於清末，尤其南方軍隊遣散，所需孔亟，而各省稅收，少得可憐。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三個月，總收入不過1387萬元，其中還包括外債850萬元。而據唐紹儀估算，辛亥年南北方赤字相加，超過8000萬。這種情形下，不借外債即需借內債。孫中山面對西方媒體採訪，即多次宣揚「內債說」。

從社會心理來說，清末國民捐推行的重點在於國族認同，比如南方人北方人是否都該對庚子賠款負責，民元國民捐爭議的要害則在於「借外債」是否新建民國擺脫財政危機的唯一途徑。而兩次國民捐都須面對的最大問題，不在於捐不捐或捐多少，而是怎麼捐。怎麼捐，既包括如何收集與使用捐款，更包括這國民捐，到底是捐款還是捐稅？

簽訂《辛丑條約》

清末國民捐是自下而上發起的，相對而言「自治」的意味較強，運動過程中雖也有「勒捐」的謠言與實事發生，或出自地方官吏土豪的胡作非為，或由於圍觀群眾的義憤填膺（如北京大柵欄張永聚認捐只捐五元，連《京話日報》的訪員都聲稱「非叫他們拆讓不可」），但總的來說，反對勒捐派捐的聲音還是主流，山東有位傭工李墨林，千方百計讓家裡親戚都認捐，以致與娘舅翻臉。《京話日報》報道此事時，彭翼仲評論說：李墨林「熱血有餘，見解欠明」，會「把好事帶累壞」。

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戶部銀行頒發《代收國民捐簡章》，內中明確規定：

一銀行代收國民捐款，係為公益起見，一切筆墨紙張等費均由銀行同人捐助，不在捐款內動支分文，辦事之人亦不開支薪水曁邀請奬敘；

一銀行代收捐款，無論何人及數目多寡，或信寄或面交，總分各行均可代收，當下給予收照，將捐款及姓名登記簿冊，並按月登報一次，以昭信實。如逾月未見登報，許捐款人向銀行詰問；

一代收之款不但涓滴無遺，且由銀行出予活存，常年四厘息銀，如遇公家提用之時，將本息一併交出，並造捐姓細冊，註明何人捐款若干，息銀若干，統共銀若干，以示大公；

一銀行祗能盡代收代存之義務，所存款項統俟代表之人呈准政府提用，知照到行，由銀行預先登報，再行交出。其銀行所出收照，應由捐款之人自行交與公家，不交者即作廢紙；

一捐款之人均具有國家思想，固非有所希冀，無論捐款若干，銀行概不代請給獎；

一此項捐款出自國民忠愛之誠，公家既不迫人報效，銀行亦不派人勸捐，倘有託名銀行之人在外招搖、希圖乾沒者，或被銀行查知，或經他人函告，定將託名之人送官究治：

一各處捐款銀錢名色不一，銀行一概秉公合成庫平，銀數填寫帳冊收照，以免紛歧而昭畫一；

一銀行代收捐款除存行生息，聽候公家提用外，銀行決不將此款移作他項之用；

一此項捐款如遇公家提用之時，應請將捐姓及本息銀數，刊布徵信錄，並出示曉諭，俾眾周知；

一銀行代收捐款，一切帳冊無論何人均可到行翻閱；

一銀行代收捐款，如將來公家決議不行提用，可由原捐之人執持收照到銀行，將本息一併取出；

一以上所擬章程如有遺漏及應行增改之處可由見到之人隨時指示。

這份簡章可以說相當完善，對於運營費用、信息公開、捐款用途與去向，乃至捐款人可否敘獎、有無勸捐都做了說明，應當是基於過往三四個月的國民捐實踐提煉出來的經驗彙集。

1906年9月底《京話日報》停刊後，國民捐隨之冷淡下來，但仍有人零星捐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初五，清廷發布諭旨，稱「國民捐款原為清償外債起見……惟統稽成數，清償外款，尚難預期，所有存儲款項自應另籌辦法，以期久遠」，因此「由該銀行通行曉諭，凡捐款之人，有願將原捐取回者，限期執持收照將本息取出，有願改為存款者，本息亦聽其隨時收取」。

是年六月，朝廷駁回前刑部主事邵椿年等「將國民捐利息撥作學費」的奏摺，諭稱「國民捐原為清償外債，嗣經降旨發還，詎可移作他用，以致失信於民，該主事等所呈，殊屬不知大體」。辦學固然值得提倡，但跟國民捐是一碼歸一碼，朝廷這點還是明白的。

不過此事並未划上句號，至1909年預備立憲，各省諮議局會議記錄中，既有「國民捐發還之辦法」的質問案，亦有「請撥還國民捐為自治經費」的提案（《東方雜誌》），足見社會動員一事首尾之複雜，辦理之必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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