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器與金文書法

金文是指鑄刻在殷周青銅器上的文字，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所謂青銅，就是銅和錫的合金。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稱。所以金文又稱為鐘鼎文。金文與甲骨文相比，已經減弱和簡化了文字的象形意味，且與甲骨文筆道二頭尖細、直筆偏多而帶有方折已經有所不同。金文因為澆鑄的緣故，所以其筆道肥粗，彎筆較多，並出現了局部的並筆和團塊。

金文在商殷晚期業已成熟，如早期商代的《司母戊鼎》、《我方鼎》，其後西周的《大盂鼎》、《牆盤》、《散氏盤》、《毛公鼎》、《虢季子白盤》等等，皆古奧渾樸，凝重大度，肥瘦自若。清代碑學興起以後，金文書法重新得到重視，吳大徵、曾熙、李瑞清等先生在臨摹的基礎上開闢了金書法的新天地。他們用審美的眼光發掘金文的內蘊，從中摸索和發展出一些新的筆墨技巧來表現金文書法的古拙奇肆、斑駁蒼茫金石氣，並以此融入楷隸行草等其它書體之中。吳昌碩、黃賓虹當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司母戊鼎》是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銅器，1939年在河南安陽出土。因腹內壁鑄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也有釋作「後母戊」者。

《我方鼎》，甲骨文中刻成口形的「丁」字，在這裡澆鑄成了實心的塊面。所有點線變得圓潤起來了，結體也化方為圓。其中因粘並和鏽蝕形成的金石氣和點線面的對比，極大地豐富了作品的構成關係。

《大盂鼎》，體勢嚴謹，字形和布局都十分質樸平實，點畫保留有甲骨文的刀刻意味和尖筆特點。其特殊的肥筆和塊面，強化了奇詭的別趣。其用筆方圓兼備，具有端嚴凝重的藝術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

《牆盤》，盤內鑄有銘文二百多字，字形整齊劃一，均勻疏朗，字形長方，轉折多圓筆，呈現一種端莊而不呆板，活潑而不流媚的藝術風格。此外，其筆畫粗細一致，筆勢流暢，已有後世小篆的筆意。

《散氏盤》，是與大盂鼎、毛公鼎、虢季子白盤被譽為「晚清四大國寶」之一的西周青銅器文物珍品。散氏盤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其銘文結構奇古，線條圓起圓收，中段飽滿而凝鍊，字跡草率字形扁平，體勢欹側，顯得奇古生動，妙趣橫生，是金文中最具書寫感的作品，故有「草篆」之譽。且其字取橫勢而重心偏低，「澆鑄」感很強烈，故愈顯濃重樸厚的「金味」。

《毛公鼎》，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傳清道光末年於陝西岐山出土 。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較長的一篇。其結體長方勻稱，較散氏盤稍端整。線條遒勁穩健，布局妥貼，充滿了理性色彩，顯示出金文已發展到極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題跋鼎時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虢季子白盤》，此盤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寶雞，為西周著名重器。盤內底部有銘文八行長篇銘文。其字形較大，結構嚴謹，筆畫圓潤遒麗，組合形式有方有圓有三角，對比關係較為豐富，字距行間疏疏朗朗，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優美瀟洒的韻致，已具此後的《石鼓文》、《秦公簋》的韻致，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書法藝術之精品。

吳大徵、羅振玉等先生平生致力於古器物研究，為清著名金石考古學家。他們大多寫得規矩整齊而顯得太理智，甚至有些刻板了。

李瑞清、曾熙等先生是專業書法家，但由於過多的強調起伏跌宕，顯得較為程式化而有失自然了。

吳昌碩、黃賓虹先生書畫兼擅，以畫入書，打破了專業書法家刻意為書的作氣，且寫得信手洒脫，極具抒情寫意而個性強烈。吳昌碩蒼茫渾厚，大氣磅礴；黃賓虹嫻雅靈動，柔中寓剛。

李瑞清先生認為金文是書法之祖，學習書法當從金文入手，並總結了金文書法的要點主要是：一者點畫渾厚；二要參差錯落；三是變化豐富；四則古樸大氣。

儘管清代碑學興起以後，金文書法復活了，但還沒能來得及普及和深入。雖然因為摹仿斑駁蒼茫而發展了用筆技巧，同時提高了漢字的奇古恣肆的造型趣味，並以此融入楷隸行草等其它書體之中，豐富了書法藝術的表現形式，但金文書法本身和甲骨文一樣，仍處於探索階段，遠未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

我覺得，金文書法可以立足個性特點，找正各自風格特徵的對應關係，以此構建相應的筆墨技巧。此外，比如可以或篆或草、多體相參；或可借鑒畫理印藝；或者從不同的形式、筆墨，不同的狀態情感生髮出各種不同的「新理異態」。如此，則金文書法出新的途徑無數、可能正多，有待我們去探究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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