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無理痛罵胡適，郭沫若無理痛罵魯迅
魯迅兩罵胡適
文 | 諶旭彬
魯迅一生罵人甚多。但所罵是否占理，須具體個案具體分析，而不應為尊者諱。試以其兩罵胡適為例。
1925年，嘲諷胡適「催人嘔吐」
1、胡適主張學校是教學機關，不應該捲入黨派鬥爭漩渦，魯迅罵他出賣靈魂令人作嘔
魯迅年長鬍適10歲。二人之友誼，始於1918年（共同為《新青年》撰稿），終於1925年（因「女師大風潮」而生嫌隙）。
胡適日記中，記載了不少這段時期二人交往的具體情形，如「與啟明（周作人）、豫才（魯迅）談翻譯問題。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演講後，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後，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魯迅出版《中國小說史略》，胡適曾譽之為「一部開山的創作」；魯迅對胡適的《西遊記》、《水滸傳》研究，提供過不少幫助，也稱讚過胡適的某些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
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魯迅力挺許廣平等女學生，痛罵校長楊蔭榆、學者陳源、教育部長章士釗。胡適也受波及，第一次被魯迅極辛辣地不點名嘲諷（之前也有過譏刺，但程度較輕），說他「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此番嘲諷的大致原因如下：女師大風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評議會部分人士認為教育部長章士釗解散女師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並不合法的情況下（如主持人違規參與投票以打破六票對六票的均勢，臨時宣布評議會無表決權之議案、強行付諸表決等），投票宣布北大獨立，與教育部脫離關係。胡適等17名北大教授則於事後發表公開信，呼籲學校「應該早日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學校為教學的機關，不應該自己滾到政治漩渦里去，尤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漩渦里去」。
胡適的這些言論，引發了魯迅極大的不滿。
2、女師大風潮中，學生粗暴剝奪校長資格，查封校長辦公室；魯迅指責校長楊蔭榆對學生「率警毆打，斷絕飲食」，並非事實
20年代高校「學生自治會」權勢過大，與女師大風潮有極大關係。北大校長蔣夢麟曾經感慨，五四運動後，北京高校的學生已然失控：
「學校里的學生竟然取代了學校當局聘請或解聘教員的權力。如果所求不遂，他們就罷課鬧事。教員如果考試嚴格或者贊成嚴格一點的紀律，學生就馬上罷課反對他們。他們要求學校津貼春假中的旅行費用，要求津貼學生活動的經費，要求免費發給講義。總之，他們向學校予取予求，但是從來不考慮對學校的義務。他們沉醉於權力，自私到極點。有人一提到『校規』他們就會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齒，隨時預備揍人。」
蔣夢麟自己也曾因未能滿足學生們的要求，而被他們封鎖學校，關在了校長室里。
1924年，楊蔭榆接掌女師大，正值該校「學生自治會」勢力最為鼎盛之時。楊留美歸來，對國內高校情形頗為隔膜，孜孜以整頓紀律為先。先是開除了三名遲到兩個多月的學生，後又反對學生介入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之政爭，遂遭「學生自治會」條列九條「罪狀」，宣布剝奪其校長資格，查封校長辦公室，將其驅逐。楊只好在外租房辦公，向教育部求助。
雖然魯迅在文章中痛責楊蔭榆對學生「率警毆打，斷絕飲食」，但據李四光親眼所見，倒是巡警們都被卸了武裝，被女學生們看守著，「嚇得像狗樣的聽差不斷的向楊先生報告。一會兒說某某門已經被學生把守了，一會兒又說外間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來搗毀學校」，而試圖返回校長室辦公的楊蔭榆，「一面吩咐巡警，無論如何不準動手，一面硬跑出門外，前後左右用巡警包圍，向西院走去。一時洶湧唾罵的音樂大作……」至於學生後來被強行驅離，已是楊蔭榆辭職之後的事情。
女師大風潮，孰是孰非，實不難定論。
胡適因主張「學校為教學的機關」，應「脫離一般的政潮與學潮」，而被魯迅嘲諷為出賣靈魂、「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催人嘔吐」，標誌著魯迅主動斬斷了與胡適的昔日友誼。自此之後，魯迅再無一信致胡適；言及胡適，也總是語帶譏諷。
如1924年1月5日，魯迅尚稱讚胡適的一篇序文「極好，有益於讀者不鮮」，至女師大風潮後，則一再譏諷「作序只能推胡適之」，自己「並非博士般角色，何敢開頭？」。1927年顧頡剛給胡適寫信，勸他不要去北京，理由是「這幾年，周氏兄弟假公濟私，加以（孫）伏園、川島（章廷謙）們的挑撥，先生負謗亦已甚矣，在這國民革命的時候，萬不可再使他們有造謠的機會，害了先生的一生。這是我和淚相勸的一件事，請先生聽我罷！」顧的話自然有誇張的成分，但卻也顯示魯迅對胡適的攻擊力度之大，已是文化界公認的事實了。
對這些攻擊，胡適似尚不以為意，1926年還曾致信魯迅，想要勸他與陳源停止論戰，重歸於好。當然，此信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任何積極回應。1929年，胡適又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
圖註：許廣平與魯迅合影。許是1925年女師大風潮的領頭人物。風潮有國共兩黨介入，許也在風潮期間加入了國民黨（曾徵詢魯迅的意見）。胡適主張學校遠離政潮、遠離黨派鬥爭，恰有意無意擊中了魯迅的敏感之處
1933年，罵胡適是「幫忙文人」
1、宋慶齡等人成立帶有共產國際背景的「民權保障同盟」，胡適被推選為北平分會負責人
1933年，魯迅第二次痛罵胡適（之前也一直有嘲諷，但還算不上痛罵）。
這一次，魯迅非常直接地點了胡適的名。先是罵胡適乃是為虎作倀卻又標榜仁義道德的「幫忙文人」——「嘴裡吃得著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後又嘲笑胡適顛倒黑白——「監獄裡是不準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這場痛罵，牽涉到1932年12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人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該會的成立，與共產國際駐上海秘密工作人員牛蘭夫婦被捕，有很大關係。
1931年底，宋慶齡曾遵照共產國際指示，向蔣介石傳達了蘇聯欲「以蔣經國換牛蘭」的提議，遭到拒絕；稍後，蘇聯動用「佐爾格小組」營救牛蘭夫婦，宋慶齡又向佐爾格提議「派100名優秀共產黨員前往南京，在那裡進行武裝」，由宋親自率領，把牛蘭夫婦從監獄裡救出來。但蘇方認為宋的這個計劃，是因鄧演達被害而在「極其衝動和憤怒的情況下提出的，她並沒有完成它的迫切意願」，故沒有響應。
大略同時，共產國際出資，以宋慶齡等人的名義在上海出版了刊物《中國論壇》，「致力於……掀起釋放魯埃格及其妻子（即牛蘭夫婦）的運動」。1932年7月，宋慶齡又發起成立「牛蘭夫婦救援委員會」，主要成員有蔡元培、楊杏佛、史沫特萊等。（11）8月，牛蘭被國民政府法院以「危害民國罪」判處死刑，隨後被赦，改判無期。宋慶齡領導的營救活動也改頭換面，在美共黨員伊羅生的幫助和指導下，於該年12月另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12）
盟內一般地下黨員，對組織背景，多隱約有所察覺。如胡愈之（曾任同盟執行委員）晚年講到：「這實際是第三國際下面的『濟難會』。……民權保障同盟實際上是它的分會，這是我個人理解。」（13）至於被推選為北平分會負責人的胡適，則要經歷一番風波，才能意識到這一點。
2、胡適不認同宋慶齡「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張，反對民權保障同盟把法律問題統統弄成政治問題
1933年1月30日，北平分會正式成立。31日，胡適等三人出奇不意前往北平軍人反省院，實地考察政治犯之待遇。政治犯們向胡適等訴說了腳上帶鎖、飯食營養不足、可讀書不能看報、沒有暖氣等問題。為防止犯人因恐懼而隱瞞情況，胡適特意用英語與被關押的蘇聯塔斯社駐北平記者劉質文（地下黨人）進行了長談。孰料2月4日，胡適卻接到史沫特萊自上海寄來的一份匿名材料，「其文甚長，凡五頁，詳述反省院中種種慘酷的死刑拷打，列舉私刑種目甚多」， 與胡適實地考察之所見，差距極大。該函還附有宋慶齡的簽名英文信，命令北平分會立即根據該匿名材料，向當局抗議並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一切政治犯」。（14）
胡適相信自己的調查，比匿名信所言要更接近事實。故建議上海總社調查匿名信的來源和可信度。稍後，胡適發現北平居然有人冒充自己，向報社投送所謂來自「河北第一監獄政治犯」的匿名信——投信人自稱住在胡適家中，匿名信是胡適吩咐他交給報社的——遂認定前一封來自上海的匿名信也同屬偽造，且感覺「此間有人專做這種事」（胡適比照後認為兩信筆跡相同）。
鑒於宋慶齡已在多家媒體上公布了所謂來自北平軍人反省院的匿名信，2月5日，胡適致函《燕京新聞》編輯部，如實講述了自己在反省院的所見所聞以及對匿名信的懷疑態度。至2月22日，胡適顯然已經嗅出了民權保障同盟背後的政治色彩，故在接受《字林西報》採訪時，非常直白地批評了同盟的宗旨：「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如某些團體所提出的那樣。……政治嫌疑犯必須同其他罪犯一樣，按照法律處理。」（15）
略言之，胡適反對把法律問題統統弄成政治問題。3月3日，民權保障同盟開會決議開除胡適。魯迅投了贊成票，並於稍後在多篇文章中，對胡適點名嘲諷、痛罵。
圖註：1933年，魯迅與林語堂、伊羅生、蔡元培、宋慶齡、蕭伯納、史沫特萊（右起）合影。伊、宋、史均有共產國際背景。胡適被開除後，蔡元培曾對胡感慨：弟與語堂亦已覺悟此團體之不足有為；但驟告脫離，亦成笑柄；當逐漸擺脫耳。
胡適：魯迅晚年很痛苦
1933年，魯迅還曾痛罵過「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緣由是胡適在答記者問時說了一句「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1936年又嘲笑「新月博士常發謬論，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氣，南方已無人信之。」（16）
對這些言論，胡適沒有回應。
1936年10月，魯迅病逝。11月，蘇雪林致信胡適，痛罵「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在回信中說：「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辯誣，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之作。（17）
1956年，胡適致函雷震：「你們在台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1959年，胡適又對吳相湘感慨：「魯迅……他若不離開北京，可能不會演變到後來那樣子，我看他1935年給胡風的信，很感覺他晚年很痛苦，但已無法子解放自己了。」（18）
這種惋惜之情背後，自有諸多難以言說的物是人非，局外人或許難以理解。惟今人回顧魯迅一生之「罵史」，重新驗證是非，仍是必須。
圖註：1954年2月17日，胡適離台赴美，「行政院院長」陳誠(右)親自到機場歡送
注釋
胡適日記，1922年3月10日；1922年8月11日。魯迅，《致胡適》，1922年8月21日。魯迅，《答KS君》，1925年8月28日刊發於《莽原》周刊第19期。胡適等，《致北大同事公函》，1925年8月21日。蔣夢麟，《蔣夢麟自傳》，華文出版社，2013，P137。可參見《北京師範大學名人志 校長篇》之「楊蔭榆」一節，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李四光，《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原載於1925年8月22日 《現代評論》第二卷第37期。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4月28日。魯迅，《王道詩話》，1933年3月5日。該文底稿系瞿秋白所作，經與魯迅商議、修改後，以魯迅的筆名送《申報·自由談》發表。魯迅，《「光明所到……」》，1927年3月15日。（11）維克托·烏索夫：《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P346-348。（12）邵雍，《伊羅生、〈中國論壇〉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收錄於《中國思想·中國學術：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六屆學術年會文集（2008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胡愈之：《關於民權保障同盟》，《胡愈之文集（第6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P39。（14）（15）本兩小段引用之胡適往來書信，參見《胡適來往書信選 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P520-544。（16）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1933年3月22日；魯迅致曹靖華，1936年1月5日。（17）胡適致蘇雪林，1936年12月14日。（18）胡適致雷震，1956年4月1日；胡適致吳相湘，1959年3月4日。
魯迅與左翼青年的罵戰
文 | 諶旭彬
魯迅和左翼青年們的關係，其實並不和諧。
1、郁達夫：魯迅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在與攻擊他的青年搏鬥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1938年，好友郁達夫在香港《星島周刊》刊文回憶魯迅，其中寫道：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
魯迅樂於提攜青年，是出了名的。那麼，為何又會有這麼多青年攻擊魯迅，以至於其「全集的十分之六七」，都是與青年們「搏鬥」的產物？
2、左聯成立前，青年們圍攻魯迅三年之久，郭沫若罵得最狠，說魯迅是封建餘孽、不得志的法西斯
郁達夫當然沒有誣衊青年的意思。事實上，從1927年始，創造社、太陽社的左翼青年們，確曾集中火力攻擊魯迅長達三年之久。成仿吾說魯迅「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是睡在鼓裡面的小資產階級」，已墮落到「趣味文學」的絕路上；馮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會變革的落伍者；錢杏邨說魯迅筆下「沒有光明」，只會「利用中國人的病態的性格，把陰險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語句，來混淆青年的耳目」，若不「接受批評，幡然悔悟」，則前路「只有死亡」；……。這當中，要數郭沫若（小魯迅十歲）罵得最狠。1928年夏，郭化名「杜荃」，刊文《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對魯迅大扣帽子，說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
這種攻擊，直到1929年底才告終止。李立三要求太陽社、創造社停止攻擊魯迅（據夏衍講，「太陽社那時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是黨員，後期創造社的絕大部分都是新黨員」），指示吳黎平、潘漢年等人「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潘漢年因曾參與攻擊魯迅，被魯迅反諷為「年輕貌美、齒白唇紅，……是天生的文豪」，故找了未參與圍攻魯迅的馮雪峰，要他去向魯迅疏通，請魯迅出來做新成立的「左聯」的盟主。
圖註：郭沫若化名罵魯迅的文章，刊於創造社官方刊物《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3、左聯前期，魯迅作為盟主備受尊崇，但盟內青年們並不認同和服從他的意見
做了左聯的盟主，並不意味著魯迅在思想上獲得了盟內青年們的認同。夏衍在晚年坦承：「在成立左聯的時候，我們在組織上服從了黨的意見，與魯迅實行了聯合，並以他為左聯的領導人，但在思想上顯然與魯迅還是有差別的。」所以呢，左聯的行動，事實上並不以盟主魯迅的意見為準。
1930年4月底，左聯召開「第一次全體盟員大會」，要求所有盟員都要動起來，都要上街，要把五一勞動節變成一個「血光的五一」。盟主魯迅沒有被通知參加此次會議。所謂「血光的五一」，其實就是赤膊上陣——夏衍在南京路飛行集會上僥倖脫險，碰到李求實，李大發牢騷：「這樣就等於把同志們主動地送進巡捕房」；夏衍和孔德沚一起趁夜色去街上刷「武裝保衛蘇聯」的標語，孔也有「連自己都保衛不住，還說什麼保衛蘇聯」的怨言……至於夏衍自己，「我聽了有同感，但是連『我同意』這句話也不敢說」，因為「每次運動之後，小組長和支部書記都得向上級彙報，哪些人沒有參加」，沒有參加或者參加了不積極、有怨言者，輕則被批評、公開警告，重則被打成「右傾」逐出組織。周揚也反思當時的左聯實際上「成了第二黨」，「它本來是個作家團體，可以更廣泛一些，更公開一些，更多談文學。但是後來專門談政治，甚至遊行示威。」
魯迅是反對這種街頭政治運動的，在他看來，上街刷標語發傳單搞集會，不是文化人應該做的事情。他曾援引過列寧的話為虎皮，主張真正的革命者應優先致力於風俗、習慣上的改革。
但他的話沒有人聽。茅盾回憶說，「魯迅是左聯的主帥，他是堅決主張這個轉變的，但是他畢竟不是黨員，是統戰對象，所以左聯盟員中的黨員同志多數對他是尊敬有餘，服從則不足。」受著尊崇的主帥，只好對茅盾自嘲：「我總是聲明不會做他們這種工作的，我還是寫我的文章。」其實，「我還是寫我的文章」也是只有盟主才能享有的特權。1930年秋，因為「組織說我寫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動才算工作」，盟員蔣光慈憤然退出組織；同年冬，身為左聯發起人之一的郁達夫，也因為強調「我只是一個作家，而不是戰士」，被開除出了左聯。
4、左聯後期，青年們的攻擊，讓魯迅「寒心而且灰心」，生出了幻滅之感
1931年底，左聯上街之風回落，轉而致力於文化領域的批判。首當其衝被批的，是學者胡秋原提出來的「自由人」觀點。胡認為，知識分子不應局限於階級和政黨，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允許革命文學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存在。
魯迅沒有直接參与對「自由人」的批判（但他並不認同胡秋原的「自由人」文藝觀，文章《論「第三種人」》曾隱晦而尖銳地嘲諷了胡秋原）。只是在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刊登詩歌《漢奸的供狀》，恐嚇胡秋原「當心，你的腦袋一下就要變做剖開的西瓜」後，魯迅公開寫了一篇《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想要挽救該詩所造成的惡劣影響——馮雪峰當時正與胡秋原接觸，欲通過胡來做十九路軍的統戰工作。魯迅的文章，安撫了胡秋原，卻激化了左翼文學青年們對魯迅的不滿。祝秀俠化名「首甲」、錢杏邨化名「方萌」、田漢化名「郭冰若」，刊文批判魯迅反對辱罵和恐嚇，是「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論」，是在「對敵人陪笑臉三鞠躬」；號召革命的詩人不要怕「見血」，只要罵的對象沒錯，「一時憤恨之餘的斥罵，也並不怎樣就成為問題」。
負責編輯刊發那首恐嚇詩的周揚，此後與魯迅關係之惡劣，更是眾所周知。在魯迅眼裡，周揚不過是個拿鞭子抽打自己的「奴隸總管」。1934年底，魯迅曾對著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抱怨「像(周揚)這樣的黨員，你們為什麼不清出去！」1935年秋，在給胡風的信里，魯迅曾如此形容周揚和自己的關係：「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我的這意見，從元帥看來，一定是罪狀（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舊很好的）……真不知何時才見晴朗。」政見不同，魯迅眼裡的左翼文學工作，往往也難入周揚的法眼。1936年春，在給王冶秋的信中，魯迅留下了這樣的抱怨：「我在這裡，有些英雄責我不做事，而我實日日譯作不息，幾乎無生人之樂，但還要受許多閑氣，有時真令人憤怒，想什麼也不做，因為不做事，責備也就沒有了。……我們這一翼里，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
1934年春，左翼青年們的攻擊，已讓魯迅生出了幻滅之感。在給曹聚仁的信中，他曾感慨：「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倖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1935年春，在給蕭軍的信中，魯迅又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同道中人，卻用假名夾雜著真名，印出公開信來罵我，他們還造一個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錯者。我提出質問，但結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領，我真好像見鬼，怕了。後來又遇到相像的事兩回，我的心至今還沒有熱。」1936年春，馮雪峰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自延安重返上海。魯迅對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這兩年我給他們擺布得可以」。但馮雪峰也算不得魯迅的「知己」——據胡風披露，馮曾私下對他如此評價魯迅：「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
當然，即便如此，魯迅仍堅持留在了左翼文學陣營之內。1936年託人送給毛澤東的火腿，即是明證。
圖註：左，1988年，鄧穎超會見胡秋原；右，胡秋原1938年出版的著作。魯迅雖然反對恐嚇胡秋原，但他並不認同胡秋原提出的「自由人」文藝觀，在文章《論「第三種人」》中，魯迅曾尖銳嘲諷胡秋原的這種理念
注釋
郁達夫，《憶魯迅》。《創造社太陽社在革命文學倡導中對魯迅的圍攻》，《中國現代文學運動史》，山東文藝出版社，2013，P168-185。吳黎平，《長念文苑戰旗紅——我對左翼文化運動的點滴憶》，收錄於《左聯回憶錄》。夏衍，《「左聯」成立前後》。魯迅，《習慣與改革》茅盾《「左聯」前期回憶錄(十二)》。首甲等，《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鬥〉有言》，收錄於《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 第1卷》。魯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魯迅，《致蕭軍、蕭紅》，1935年4月23日。魯迅，《致蕭軍》，1935年4月28日。胡風，《魯迅先生》，收錄於《新文學史料》1993年第1期。
※胡適晚年，如何評價痛罵自己的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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