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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用了什麼方法化解安史之亂以後的危局?

說起古代著名的理財家,有位唐朝的官員不得不提,他的名氣雖無法與范蠡、商鞅、張居正等人相比,但他所主持的改革也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功,幫助「安史之亂」後的唐朝重新振作起來,這位理財家就是劉晏。他以宰相的身份主抓人事、經濟等工作,一場為化解危機而進行的改革就此拉開了序幕。

收歸漕運 控制糧價

「安史之亂」,這一場長達八年的混戰讓國家變得千瘡百孔。在這種情況下,唐肅宗提拔了時任戶部侍郎的劉晏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使職」。

千頭萬緒、百廢待興,其中最緊迫的是控制糧價。如何在短時間裡迅速平抑糧價,考驗著剛上任的宰相。劉晏經過調研,發現糧價過高不完全由供給不足所造成,江南地區受戰亂影響較小,大量北方地區人口南遷,江南的農業生產仍在繼續增長,因而有不少餘糧,但苦於轉運困難,一時滿足不了北方的需求。

唐代糧食轉運的主要途徑是漕運,對歷代來說漕運都是一件大事,康有為評論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政」,在唐朝這件工作由政府來管理,但具體承運任務都「分包」給了大大小小的私商,私商只管短期利益,有利則往、無利則走,對於船隻修建維護、河道治理等沒有長遠規劃,他們平時打著官府的旗號,任意徵用百姓為其運糧,卻不給或少給報酬,造成很深的矛盾。戰亂對運輸體系產生了嚴重破壞,運輸成本高昂,出現了「斗錢運斗米」的情況,運輸效率也極為低下,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有時甚至需要幾個月。

針對這種情況,劉晏果斷上奏朝廷把漕運的經營業務收歸「國有」,由國家直接出面轉運糧食。經過調研,劉晏發現揚州一帶可調集的糧食最多,於是在揚州專門開辦了10個造船廠,劉晏發揮自己兼任吏部尚書的優勢,選拔廉潔有能力的官員到船廠任職,讓他們大量造船,以保證漕運的需要。

朝廷重新僱傭百姓充當運丁,採取軍事化管理,與之前私商做法不同的是,朝廷向這些運丁支付報酬,對於提前完成運輸任務的還給予額外獎勵,這種做法極大地調動了運丁們的積極性,提高了運輸效率。改革漕運取得了成功,北方的糧價很快降了下來,這條運輸渠道除了運糧食,還可以運送其他各種物資,史載「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船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糧食充足後,劉晏又恢復了「常平倉」在調節豐歉上的作用,由朝廷撥專款購貯糧食,「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

改革鹽政 激發市場活力

通過漕運的「國進民退」,劉晏成功地平抑了物價,但這樣的改革只能算局部上的調節,還無法使國家完全擺脫經濟困境,劉晏經過觀察,發現鹽政可以作為下一個突破口。

鹽是古代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對鹽業實行專管專賣是歷代的通常做法,之前唐朝鹽政管理的模式是:鹽戶負責製鹽,之後統一賣給官府,由官府負責運輸、銷售,收購和銷售的價格都由官府制定。也就是說,官府承擔了製鹽以外的一切專賣事務,因而不得不設立大量機構負責這方面的經營,產生了大大小小的「鹽業國企」,這些「國企」其實並不擅長做生意,在增加行政成本、滋生腐敗的同時也降低了鹽業運轉的效率,鹽價高昂不說,很多地方還經常面臨缺鹽的困擾,百姓常有「淡食之苦」。

劉晏改革了鹽政管理模式,在運輸和銷售環節也引入商人參與,由「民制、官收、官運、官銷」改為「民制、官收、商運、商銷」,政府負責收購和批發兩個環節,其餘交給市場去運行,政府由此撤掉了大批鹽官鹽吏,只在重點產鹽區設立鹽場、鹽監進行管理,把鹽戶組織起來建立了亭戶制,進行嚴格管理。為保證鹽政順暢,改革後還專門設立了巡院,對鹽務進行巡查和監管。

人員大為減少,監管卻沒有放鬆,但這並不是劉晏改革鹽政的初衷,引入商人從事運輸和銷售,提高了效率,激發了市場的活力。在之前模式下,國家對鹽業其實是不收稅的,國家的收入來自專賣的利潤,最多時每年約40萬緡。改革後國家對鹽商收稅,用稅收代替專賣收入,結果實際收入不降反升,新政實行的第一年國家在鹽業方面的收入就增長到60萬緡,第三年「所入逾十倍」,這些錢並不是通過提高鹽價得來的,而是通過體制改革調動市場活力、增加供應、搞活流通產生的,由於改革措施得當,史稱「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人無厭苦」。

僅鹽業一項就使朝廷每年增加了數百萬緡收入,朝廷的財政狀況大為改善,每年的財政收入迅速提高到1300萬緡左右,雖然較「開元盛世」仍相差較遠,但財政危機基本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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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稅減賦 使國家財政和百姓收入同步增長

財政收入的增加為其他經濟改革創造了餘地,在劉晏主持下,朝廷又進行了其他領域的改革,使經濟運行更為順暢。

這些改革的核心在賦稅方面。隨著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大量貧苦農民失地逃亡,實際「納稅人」不斷減少,相關負擔其實轉嫁給了未逃亡的農戶,惡性循環,均田制和租庸調製已很難執行。沉重的稅收,加上基層官員的橫徵暴斂,直接導致了農民的反抗,「安史之亂」後還爆發過多起農民起義。賦稅太重、徵收不科學雖然是一個嚴重的現實問題,但這件事涉及國本,沒有足夠的魄力不敢觸碰,基於漕運、鹽政等成功改革和皇帝的信任,劉晏果斷地開啟了賦稅改革。

劉晏堅持「養民為先」和「富其國而不勞於民」的宗旨,普遍降低稅負,還把納稅時間分為夏秋兩季,解決農戶的實際困難。對於工商戶也制定了措施,減輕他們的負擔,改革前被評為「上上戶」的商戶每年需交稅4000文,改革後這筆稅負逐漸減少,最後只收500文,標準降低了但商業卻活躍了,商戶大量增加,總體稅收不降反升。

這就是劉晏被視為「理財高手」的原因,會理財不同於會斂財,斂來的財再多也都是不可持續的,只能加快失敗和滅亡,劉晏理財的思路是先讓商人富裕、讓百姓收入增加,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財政收入的同步增長,因而是良性的和可持續的。唐朝渡過了「安史之亂」後的危險期,國祚又得以延續140多年,這與劉晏在關鍵時期所主持的這場成功改革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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