邏輯人生——漢語為什麼不能進行抽象的邏輯推理

上次跟周先生提到，漢語是象形文字，不適合抽象推理。周先生覺得應該好好論證論證。我就不避淺陋做了一些思考。共專家批評。

其實，說漢語不能進行抽象的邏輯推理肯定是不對的。但是漢語的抽象能力十分有限，在有限的經驗範圍是可以的，而且一門日臻完善的科學語言僅靠漢語是不夠的。我們隨便拿一本數學書看一看就明白這個道理了。在二十世紀有許多學科開始了語言學轉向，這個轉向首先是從哲學開始的。下面我就具體發揮一下這個思想。（只是一部分，沒有完結，尚在途中）

溫家寶總理看望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先生的時候，錢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 才。」我們把這個問題稱之為「錢學森之問」。與錢學森先生的問題遙相呼應的是英國生物學家李約瑟先生的難題，即為什麼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李約瑟對中國的困惑可以分為兩步：

第一步：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的古代中國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

第二步：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產生在中國，而是在十七世紀的西方，特別是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

錢學森先生的問題與李約瑟難題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的文明不能產生科學？事實上，圍繞李約瑟難題與錢學森先生的困惑，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比如從文化競爭模型，中西方的經濟基礎，中國從宋朝以來形成的集權制度以及思想文化傳統等等提出了大量的解答。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沒有解決問題的隔靴搔癢式的解答。在翻閱了大量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解答的資料的基礎之上，結合筆者的研究，我認為漢語本身是制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根本原因。我們每天都在使用漢語進行交流表達言說思想，中國人使用漢語思維就像人使用水一樣一刻也不肯分離。我們在探討上述問題的時候仍然是在漢語思維下進行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個問題時時伴隨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像對待空氣一樣視若無睹。試想，有誰會對我們的語言進行合理的反思？德國大哲學家海德格爾認為「語言是存在的家」。同時，與海德格爾同時的另一位大哲學家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是世界的界限。漢語是中華民族通用的語言，經歷了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的歷史轉換，在轉換的過程中遭受了兩次危機，遭受的危機分別出現在上世紀初期與七十年代。

第一次，在上世紀初期也就是20世紀初，伴隨著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而發生。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雜誌，在《新青年》雜誌中，改革派在反對舊思想，舊道德，舊文化的基礎之上，提出了「漢字革命」的口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漢字的方案，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文章提出了非常尖銳的觀點：「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認為「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充分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應該說錢玄同在當時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提出這種文字改革方案是非常激進非常革命的措施。注意拼音和白話文的普及應該是這一段歷史的積極成果。當然，本文不是做文字研究的，而是做思想研究的。我個人認為，當時那個時代的學者和國家並沒有認為深入的考慮錢玄同先生的漢字改革的思想，由於當時的民族運動，抗日救亡運動，解放運動等一系列的歷史運動，讓這一卓越的思想沉睡歷史當中。事實上，我們看看日本的語言就可以得出結論，日本的語言與錢玄同的思想有相通之處。但是用拼音代替漢語還是無法解決國人的思想工具的問題。但是從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的轉變，文言文向白話文的轉變標誌著中國思想的大解放和中國科學的大發展。（可以比較毛澤東著作的前期和後期的著作，用之乎者也可以表達馬克思思想么？）

第二次危機大約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計算機科學的興起與其在實踐中的應用。每一位計算機科學家大概都知道計算機語言是一種邏輯語言。使用二進位與阿拉伯數字26個拉丁字母及各種運算符等形式語言就可以編寫計算機語言。這樣，漢語就出現了麻煩。漢字沒辦法在計算機科學中應用。也就是說中國人無法使用計算機，因為與計算機有關的語言都不是漢字。儘管經過大量的中國計算機專家的努力克服了計算機不能運用漢字的困境，但對於不斷發展的計算機科學來說，漢字本身所面臨的壓力非常之大。（所以王選先生對中華民族貢獻之大無法估量）

這兩次危機一是與社會變革有關，一是與具體科學如計算機科學本身有關係。我們可以把這兩次危機進行綜合概括為：漢語與科學研究有莫大的關係。漢語是一種象形文字，附著於事物的形象的一種表意系統。古人把漢字的構造方法總結為六種，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六種漢字是古人用來解釋漢字的基本構造，而不是用來創造漢字的。漢字本身缺乏創造性。由於語言就等於我們的世界，而語言本身無法擴張和進步，那麼我們的世界也相應的不能擴張。這不是簡單的唯心主義。我們世界的大小本身是由語言的複雜程度來體現的。漢字從古代創造以來到今天為止，數量並沒有增加多少。我們的思維與探索受到了很大的局限。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世界的界限。如果我們用較少的漢語辭彙來思想的話，我們的世界是無法擴張的。漢語的世界是一種以對偶生成為基礎的宇宙論生成圖式與以男女為基礎的倫理價值結構。前者在易經中得以體現，後者在儒家思想中有具體的表達。易經通過陽爻與陰爻來生成一種自然的宇宙，儒家的三綱五常通過以男女為基礎，以易經為構建模型來構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男女就體現了陰陽關係，男女的結合產生的後代就了上下關係，君臣關係，父子關係，朋友關係等等。然後根據陽尊陰卑的自然模式來安排人與人之間的等級次序。這樣就形成了儒家倫理關係。而中國人的自然觀也是如此，易經在中國哲學的發展中，還產生了五行說，五行說即「金水木火土」。五行相生相剋也是基於對偶模式。中國人的思想和世界就通過對偶來生成的，在這個模式當中，我們構建我們的世界。如果超出這種模式我們就沒法理解了。比如在化學當中，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陰氣與陽氣的存在。陰氣大致相當於氧氣，而陽氣大致想到於與氧氣不同的氣體比如氮氣的組合，如果進一步分類的話，漢語就沒有辦法進行下去了。按照元素周期表，有很多種元素是沒有辦法用漢語來表達的，我們今天看到的元素的名字是後來根據西文創造的。

下面，我們將問題深入到具體的領域。從漢語本身來談漢語的科學表達力的問題。大致可以從這幾個層面來談，形象的層面，抽象的層面，自我生成的層面，漢字的組織方面，最後從邏輯的層面來系統論證漢語的表達力。

首先是形象的層面。形象大致與經驗主義有關。漢字首先是從象形字開始的，象形字是整個漢語系統的基礎。比如山，石，水，火，木，人，田，土等等，這些字都是根據具體的物象面來。每一個這樣的漢字代表了一種物象。亞里士多德認為，在諸多感覺當中，人們「尤重視覺」。這是因為人們主要是從視角層面獲得關於外界的信息。象形字就說明了這一特徵。這一構造特徵在哲學上的表達就是一種經驗主義。漢字系統本身基於一種經驗主義。將人的思維拉回到形象，拉回到具體的物。這樣造成的思維中的結果便是「以物比物」。以物比物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遇到一個新事物，但這個新事物還沒有名字的時候，我們就拿已存在物的名字去說明它，比如西方人我們可以稱之為外國人，火柴我們就可以稱為洋火，自行車就是洋馬等等。以物比物是一種類比的推理方式，是一種歸納推理。這種推理在邏輯上沒有必然性。「但比較起來，歸納更有說服力也更清清楚楚，更容易為感覺所知曉，因而能夠被多數人運用。」（亞里士多德 第366頁）《詩經》就是一部大量運用這種推理的文獻。即通過「賦比興」的模式來實現的。而後面的莊子，楚辭，漢賦，唐詩，宋詞等都是基於漢語，運用的個別到個別的思維模式。這種模式在思維中的結果可以生成詩性的語言，給人以深刻的道理與意境，但這不是科學。金岳霖曾經將兩句詩性的語言放在一起，產生一個邏輯笑話，即「金錢如糞土」，加上「朋友值千金」得出「朋友如糞土」的結論。就是說漢字加上類比模式不可能具有邏輯嚴格性。而事實上科學需要一種邏輯嚴格性，否則就不成為科學。漢字本身就有這樣一種特徵，即將人的思維拉回到物，某種具體的物象。這種思維模式只能讓人的思維在個體與個體之間來迴旋轉。而無法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邏輯關連清晰的揭示出來。在邏輯學研究當中，從物到物的推理是個別到個別的推理，個別到個別的推理是屬於歸納推理，而歸納推理在邏輯學上是不具有必然性的。不具有必然性自然就不科學。所以可以大膽的得出結論中國的文化不是一種科學的文化，是一種詩性的文化，一種附著於經驗的文化。而這本身是與漢字有關係的。漢字的結構與字型暴露了其中的秘密。在同時代的非洲埃及也產生了象形文字，可是在埃及的歷史發展中，在希臘文明的對沖中，這種文字很快就消失了。因為表達方面象形文字太小了，太弱了，太有局限性了。

從抽象的層面來講，漢語的抽象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字數有限。在用有限的詞來表達無限的物上面就出現了矛盾。儘管我們在哲學方法論上也談抽象與具體，但漢語本身是無法在促成思想抽象上起到作用的。易經可以說是中國人的基本的思維方式。道，也是最抽象的一個概念。道的具體展開仍然需要大量的詞來表達。《老子》最後一章，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智慧雖不能說，但是總得有語言把它表達出來。「只能意會不言傳」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漢語表達力的缺乏。與道相當的抽象辭彙是太極，太極是個什麼，有人說是本體，是推動宇宙的終極力量。但是這個本體，這個終極力量到底推動了哪些辭彙，是沒說清楚的。在西方哲學中「是」，是最基本的辭彙，圍繞是可以展開一系列的論證，從而形成一門具體的科學乃至形而上學。但是太極是辦不到的。其次是陰陽。陰陽這兩概念是最常用的抽象辭彙，通過的陰陽的概括，國人的世界的很多事物可以籠絡在陰陽之下。比如男女，比如高上，長短，比如等級尊卑等。國人的思想觀念上很多是基於「陰陽二分」。在對待辯證法的立場上，只要有陰陽二分就是辯證的觀念。這種觀念對不對，有待商榷。儘管根據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論述，這種分別貌似符合辯證的概念。在西方哲學和科學發展中，哲學家和科學家始終在追求最普遍的觀念來解釋說明我們所棲居的世界。比如泰勒士的水本原說，畢達哥拉茲學派的數本原說，赫拉克利特的水本原說，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等等。這種本原有至高的抽象性，與中國人的思維有某種相通之處，但是不要把這種相同看作直接的同一，這只是一種表面。內在深層的東西有待發拙，這在後面進行討論。我們只是想在這裡說明抽象與語言在思想中的作用。只是把西方人的這個情結挖掘出來。數學的發展，起先是算術，到後來的代數，一直到現在的面貌。字母語言在代數的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比如x，可以代替任何自然數。比如x=1,2,3,??。這樣，數學就大大發展了，從具體走向了普遍，從個別走向了一般。我們就可以在形式的層面來探討數學的一般規律。比如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解，甚至更高次方程的一般解。儘管中國的數學在某種程度上走到了這一步，但是語言的表達力問題，抽象問題卻是制約數學家進一步思考的瓶頸。再比如，從邏輯學的角度來講，邏輯學家在進行邏輯學的研究的時候要進行大量的形式化，抽象化。比如在命題邏輯當中，我們要用大量的字母來代替一類命題，即命題變項。儘管我們也可以用甲乙丙丁等或者子丑寅卯來表示，但是這太不夠了。思維推理的結構浩繁無比。這還只是在命題邏輯當中，如果涉及到一階邏輯，模態邏輯，多值邏輯，那就更加不可想像了。所以，儘管二進位的思想產生的中國，但是中國可能會產生計算機嗎？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沒有西學東漸，我們仍然停留在經史子集當中。為什麼西方人只認識畢達哥拉茲定律（即直角三角形的邊與邊的數量關係定律：）而不認識「勾股定律」，原因是畢達哥拉茲定律代表一類直角三角形的邊與邊的數量關係規律，而「勾股定律」只代表幾個個案。在當代中西文翻譯當中，尤其是哲學著作的翻譯當中，有好多英語辭彙是無法用對等的中文來進行翻譯的。有的翻譯是勉為其難，也是權宜之計。因此，有好多辭彙會產生重複的現象，這樣，對國人理解西方思想就產生了一種混亂。而且在不同學科之間造成很多誤解。因為一個詞可能概括出一類事物，但是這一類事物在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含義。比如law，在法學中就是法律，在其它學科中可能就是規則。對於詞本身來講，意義可能指同一個，但是翻譯過來就注重了詞的本身的學科意義，而把其它意思給丟掉了。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說漢字是根據象形而創建的，因此基本的辭彙就是象形字，這樣用一種代表具體的物來代表一類物的作法就會產生一種思想混亂，可能對提出這一概括詞的學者來講，原初的意義是明白的，但是到了其它讀者那裡而言，可能就不明白了。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結果就是說，漢字的概括力不夠，即使能概括出來，也說不清，產生思想混亂。就拿邏輯這個辭彙就有多種涵義，其實只有一種涵義是有效的表達，即邏輯學的真正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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