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代筆記中的那些離奇「痕迹」

犯罪現場勘查中，各類「痕迹」毫無疑問是非常有價值的，因為它們不僅顯示了犯罪過程、還表明了作案工具，甚至直接暴露了罪犯特徵，對警方偵破案件可以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在我國古代，雖然囿於科學不昌，對「痕迹」只有很表面很粗淺的認識，但是負責刑案調查的「提刑官」，還是能通過它們捉住兇犯的狐狸尾巴，從而繩之以法，也許正是因此，在古代筆記里，「痕迹」總是與犯罪或血案緊密聯繫，甚至讓筆者形成了這樣一種經驗：只要一則筆記中提到痕迹，多半會跟隨著一個案件——甚至是古怪離奇的詭案。

1 清風堂上的「屍跡」

舊日讀過一則「細思恐極」的古代筆記，迄今印象頗深：元代學者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一書中，曾經記載過一則「清風堂屍跡」。

福州的鄭丞相府里有一間「清風堂」，清風堂的石階上依稀可見一具卧屍的痕迹，「天陰雨時，跡尤顯」。據陶宗儀的考證，這一屍跡的成因還要追溯到南宋年間。所謂鄭丞相府，是宋理宗時代的權臣鄭性之的府邸。鄭性之是朱熹的弟子，在理學上頗有造詣，可惜人品不佳。鄭性之年輕時，家裡很窮，「閩俗臘日祀灶」，他買不起祀灶用的東西，就跑到巷子口的屠夫家裡借一塊肉，剛好屠夫不在家，屠夫之妻好心眼，便借給了他。等到屠夫回來，聽說了這件事，十分生氣，衝進鄭性之家裡就把肉搶了回來。鄭性之只好畫了一匹馬，題了一首詩「焚以送灶」，詩曰：「一匹烏騅一隻鞭，送君騎去上青天。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值錢。」

宋寧宗嘉定元年，鄭性之考取進士第一，自此官運亨通，自然要回家炫耀一番，「晝錦歸第，氣勢烜赫」，誰知那個屠夫不買賬，斜著眼輕蔑地說：「喲，借肉的鄭秀才回來了！」鄭性之聽了勃然大怒，居然讓手下將屠夫抓起來，「數其罪，縛殺之」。

實在是不能理解，就因為當年討還了一塊肉，以及沒有好好配合誇官大戲，鄭性之就要置屠夫於死地，還能數出人家的「罪」來……這理學大概是學到狗肚子里去了，但這號人偏偏就能得勢，在宋理宗年間一直當到副丞相，並在豪奢的官邸內修建了清風堂——不過，這豪宅的來路不正，「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連宅基地都是搶來的。有些失去土地的老百姓上門講理，哪能講得過理學名臣，「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在清風堂的台階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屍跡。

還有一種屍跡，說來更加凄惻，宋高宗建炎四年的五月，御營前軍將楊勍發動叛亂，亂軍路過小常村，見一婦人年輕貌美，便將她劫掠到軍營里，想強姦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傍」。等亂軍退去，村民們為這婦人收屍，「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尤其令人奇怪的是，這屍跡碰上下雨就自動泛干，遇到晴天就發濕，總之無時不刻地顯露出一個宛如人影般的痕迹，「往來者莫不嗟異」。有些人覺得屍跡不祥，或者想用鏟子鏟去，或者想用土埋掉，卻統統無用，「而其跡愈明」。

在陶宗儀看來，清風堂屍跡和小常村屍跡有著明顯的不同，後者是「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而前者是「冤抑之志不得伸」，但二者也有相同之處，都是「幽憤所積結致」。

2 乞丐臉上的「掌跡」

與屍跡的可悲可憫相比，有一種「掌跡」卻顯得可笑，清代筆記《小豆棚》寫湖州有一乞丐，「形軀長大而兇惡，面頰上天生一手掌痕」。有知情者說，這乞丐姓聶，其父原來是刑曹員外，曾經因為家裡的僕人犯了過失，狠狠一巴掌扇過去，僕人倒地時腦袋撞在硬物上死了。後來這員外的老婆生孩子時，見僕人的鬼魂飄進門來，「妻即生一子，掌痕宛然在面」，而這孩子長大後，「日以殺父為事」，不久，聶員外愁病而死，兒子也傾家蕩產做了乞丐……這則筆記講的是因果報應，細想也有可笑之處，那個被掌摑而死的奴僕，轉世報仇的方式卻是敗家為丐，頗為命苦。

同樣是報仇，宋代筆記《墨庄漫錄》中的一則故事則比較「正路」。崔公度被朝廷任命為宣州太守，坐船赴任，夜晚忽然見到江上有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崔公度一開始沒當回事，等自己坐的船進了港口，發現那艘一直跟在自己後面的小舟，也「得港而泊」。崔公度怕是水賊欲行搶掠，趕緊派人查看，發現竟是一條空船，而船上有血痕。經過仔細的搜索，發現船的尾部綁著「皂絳一條」，裡面包著一紙文字，呈交崔公度查看，「乃雇舟契也」，上面寫著船家的姓名、僱主的姓名，雇船的時間和地點以及費用。崔公度立刻派巡尉展開緝捕，「盡獲其人」。原來是船主看見雇船的商人帶了不少金銀財寶，所以半路殺之，拋屍江中，「取其物而棄其舟」，誰知那條空船和船上的血痕，還是讓他沒有逃脫法律的懲罰。

一條發生過命案的空舟，竟然一路跟隨太守的行船，並引起注意，終於將兇犯明正典刑，這到底是水流的自然驅動，還是冥冥之中的冤魂的推動，無人可解，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不信天理循環、因果報應的社會，更讓人沒有安全感，所以古人寧願把一些純屬巧合寄託鬼神，以求在心理上對惡人「施壓」。

清代學者范興榮在筆記《啖影集》中講過他的家鄉發生過的一件詭案：「予鄉鳳鳴山關帝廟，銅鑄單刀赴會像，赫聲濯靈，感應如響」。嘉慶三年鬧起了大饑荒，一些亡命之徒就打起了搶劫殺人的主意，有個叫劉小黑的素以窮凶極惡而在當地知名，他覺得既然要做匪，就得有個好兵器，臨時打造怕來不及，便想起了關帝廟裡的那柄銅鑄青龍偃月刀，於是深更半夜摸進關帝廟，把大刀從「關公」手裡取了出來，扛在肩上，誰知剛剛走出廟門，不知怎麼的右腕突然被斬斷！疼得他一聲慘叫，「擲刀於階，血流不已」。廟裡的和尚們聞聲出來，一邊給劉小黑包紮一邊問發生了什麼事？劉小黑說，他剛剛走出廟門，就聽見身後有人大喝，回頭一看，竟是周倉趕到，「奪刀劈落手腕」……劉小黑傷得太重，「數日旋斃」，而刀上的斑斑血痕，向往來的香客佐證著那一晚的神跡。

不過在筆者看來，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劉小黑偷刀時被眾僧發現，打鬥中他的手腕被砍斷，和尚們一琢磨，反正這賊也活不成了，不如編造一個周倉顯靈護大刀的故事，一來讓更多信奉關二爺的人來廟裡祭拜，多收幾個香火錢，二來也杜絕了亂世中其他匪人入寺搶劫的念想，於是才在銅鑄單刀的刀刃上塗抹了雞血……

3 狀如婦嬰的「血跡」

明代公安派散文家江盈科在《雪濤閣集》里寫過一個發生在萬曆三年的和血跡有關的大案。

常德有兩個書生，一個名叫王嘉賓，另一個名叫楊應龍，欠了一位叫鄒文鑒的書生三百兩銀子，怎麼都還不上，就約鄒文鑒一起去郊外旅遊，到了僻靜無人的曠野，突下殺手，用石頭猛砸他的頭顱，鄒文鑒在搏鬥中差點把王嘉賓的兩根手指咬斷，鮮血濺了王嘉賓一身，「腰以下如雨痕」。等殺死鄒文鑒之後，兩個兇手棄屍荒野，回家去了。

鄒文鑒的屍體被發現後，常德知府葉應春、同知王用汲下令緝捕兇手，但沒有絲毫髮現。不久的一天，王嘉賓到王用汲那裡請求免除一項勞役，王用汲不允，王嘉賓竟「輒從公手中奪筆」，想把自己的名字從勞役的名單上抹去，這時，細心的王用汲突然「視其二指皆嚙幾斷」，正好一陣風吹起王嘉賓的外衣，裡面的衣衫雖然洗過，但「血痕點點然碧」，王用汲想起此人與鄒文鑒一向有來往，頓時起了疑心，問道：「你的手指是被誰咬斷的？衣服上的血又是誰的？」王嘉賓倉促之下，連忙遮掩道：「說來慚愧，這是我跟夫人打架時被她咬的，血噴濺出來染了許多在衣服上。」王用汲點點頭，請他去別館等候。

穩住王嘉賓後，王用汲馬上派人去他家裡，找到其妻說：「你丈夫去衙門把你告了，說你咬斷他的手指。」其妻大聲喊冤，說是某一天王嘉賓、楊應龍和鄒文鑒在城東一個娼妓家吃酒，喝多了撕擄起來，那娼妓咬了王嘉賓一口。王用汲算了一下日子，恰是鄒文鑒遇害的那天，便將那娼妓捉了來，娼妓供述，那天三位書生確實來自己家吃酒，但席間並無打鬥，更不存在自己咬王嘉賓的情況，三個人酒足飯飽後離開，直到暮色降臨時，才見王嘉賓和楊應龍兩個人回來，王嘉賓的手指用布包紮著，衣服的下擺都是血，但問他是怎麼弄的，他卻不說……

王用汲一下子就明白了，迅速逮捕了楊應龍，對他和王嘉賓展開突審，二人很快就承認了罪行。

鄒文鑒之血「點點然碧」，很容易讓人想起「萇弘化碧」的典故。明代筆記《五雜組》中說：「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萇弘血化為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痕，至今猶存。」清風嶺的典故是指死於至元十四年的王氏，她被元兵劫掠後，不甘被污，趁著看守不注意，咬指出血，題詩山石以表貞節，然後跳崖自殺；永新城婦人之事載於《宋稗類鈔》，還是至元十四年，元兵攻破吉州，要姦汙一個姓趙的女人，那女子性情剛烈，奮起反抗，結果她和她的孩子都被殺害，「血漬於殿兩楹之間，入磚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磨以沙石不滅」。

至元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年號，一共用了三十一年，以至於他被稱為「至元大帝」，不知道這位在影視、小說中因蓋世武功被不斷神話的「大帝」，可否知道，就在他窮兵黷武一統天下的年代，有多少婦孺慘死在元軍的屠刀之下……當然這些「小事」往往為正史所忽略，即便是寫入筆記，也多半供後人獵奇之閱，那些沙石抹不掉、泥土埋不掉的屍跡，隨著時間的流逝，終有一天會被人們忘掉，甚或故意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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