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與古籍整理

戴震(1724～1777)，字東原，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童年的戴震在家鄉私塾讀書。二十歲後，戴震曾向程恂、戴瀚、江永、方世如諸儒請教，並在家鄉教學、著書。許多重要的學術著作如《籌算》、《六書論》、《考工記圖》、《轉語二十章》、《爾雅文字孝》、《屈原賦注》初稿、《詩補傳》，以及《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等重要的學術論文均是在二十到三十三歲這段時間內在家鄉寫成的。三十三歲時，戴震離開家鄉，在北京、揚州、直隸、山西、浙東等地從事學術活動。三十三到五十一歲這段時間裡，戴震寫了大量的學術論文，修訂了《屈原賦注》初稿，撰寫了《聲韻考》、《孟子字義疏證》、《杲溪詩經補註》；先後編修了《直隸河渠書》、《汾州府志》、《汾陽縣誌》等志書；並研究《水經注》，得經、注分別之例三條，定《水經》一卷，刊刻自定的《水經注》。五十一歲奉召入四庫館，從事校理古籍活動，五十三歲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卒於京師，在臨終前幾日內完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聲類表》。

戴震一生著述甚多，對清代古籍整理貢獻也頗大。

一、戴震整理古籍簡述

戴震把對古書的整理校勘視為治學的第一步工作，他早年著的《詩補傳》涉及毛詩訛字校勘的甚多。但大量地校理古籍，是在三十三歲進入北京之後，這年，戴震為避宗族豪強迫害，隻身入京，結識了象紀昀、王鳴盛、錢大昕之類的名流，獲得圖書資料也比較方便，這時他搜集了大量的屈原賦傳本，對屈原賦做了大規模的校勘，對他三十歲時所著的《屈原賦注》初稿進行了較大的修改補充，並把此書一析為三，分為《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此後，戴震對《水經注》做了大量的研究，他讀胡渭《禹貢錐指》，對該書所引《水經注》產生了懷疑。於是對《水經注》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找出了胡渭引《水經注》出現錯誤的原因是，自唐代以來，《水經注》經、注互，混淆莫辨，引此書者不知何為經，何為注，往往致誤。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戴震找出了經、注分別的三個定例：「一則《水經》立文，首雲某水所出，以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群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州縣，如雲『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泝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徑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雲『過』，注例雲『徑』，不得相淆。」據此，戴震定《水經》一卷，把經文與注文分開，使經、注不再相混。乾隆三十七年，戴震五十一歲時開始刊刻自定的《水經注》，體例上，全書不分卷數，而按清代所存的一百二十三條水，每水為一篇，以江河為綱，依地望先後，分屬於江河左右為次。此書刊刻不及四分之一，而戴震奉召入四庫館，後在北京續刻而成，與戴震在四庫館所校的由聚珍版刊行的《水經注》同時刊出。

戴震五十一歲奉召入四庫館，五十二歲校《水經注》《九章算術》成。戴震依據早年研究《水經注》得出的經、注分別之例，並在自定《水經》、《水經注》的基礎上，又以《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為底本，參照各本對《水經注》進行了再一次校勘，校正了千年以來《水經注》經、注互，補缺漏2128字，刪妄增1448字，改正臆改之字3715字。今《四庫全書》中聚珍版《水經注》即出戴震所校。《九章算術》為晉·劉徽撰，曹文埴從《永樂大典》中發現此書，病其離散錯出而不可讀，戴震奉召校理此書，乃盡心排纂成編，並考訂偽異，附上案語。該書注中所指朱實、青實、黃實之類，皆按圖而言，而圖已不存，戴震因推尋注意，為之補圖，使此書終成完帙。五十三歲時，又校成《儀禮識誤》、《海島算經》二書。

戴震校定之書，進呈文淵閣本，皆載年月、署名，而杭州文淵閣與本未注年月，故以下諸書所校年月不詳，要之皆五十一至五十五歲之間所校，這類書有：《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儀禮釋宮》、《五曹算經》、《儀禮集釋》、《項氏家語》、《蒙齋中庸講義》、《大戴禮記》、《方言》等。

凡戴震所校之書，皆精審。如漢·楊雄《方言》，雖晉郭璞為之作注，但因「宋元以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核。加以舛相承，幾不可通。「戴震」因廣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文互參訂，改正字281，補脫27，刪衍字17。逐條詳證之。」成《方言疏證》一書，段玉裁稱之為「小學斷不可少之書。」

自三十三歲進京，至五十五歲去逝，戴震校理古籍十餘種，數量雖不甚多，而涉及範圍頗廣，其所校官書，「皆天文、演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諸書，皆必精心推核，失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

戴震對古籍整理的主要貢獻，還在於他對乾嘉學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戴震對乾嘉學派的影響

戴震是清代學者中最講究治學方法的人之一。梁啟超說：「戴東原先生為前清學者第一人，其考證學集一代大成，其哲學發二千年所未發。胡樸安指出：「二百年來，確有治學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據學之基礎，衣被學者至今受享之而未盡，則休寧戴東原先生其人也。」

戴震對乾嘉學派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戴震以其卓著的學術成就在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形成了一個以戴震為中心，由戴震及其友人、學生、推從者組成的在治學方法、特色等方面均相似的經學派別——皖派，成為乾嘉學派的中堅力量。

第二，戴震在治學實踐中，總結了一套有效的考據方法，既能運用語言規律推求詞義，又能依據聲音，因聲求義，把字的形音義三者結合起來互相推求，並克服了傳統訓詁學長於考釋與通義詞的訓估並重，為徹底讀懂古書掃清語言文字及天文、歷算、地理、名物、典章制度等各方面的障礙。這些考據方法，對乾嘉學派產生了重大影響，戴學的傳人如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王引之等都成了乾嘉學派的主要成員。乾嘉學派的學者們運用了戴震的考據方法去研究古籍，這是乾嘉學派在古籍的整理與考辨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之一。

第三，戴震的治學方法，決定了乾嘉學者們治學的主要特色。戴震的治學方法，概括起來就是：校勘古書——解讀古書——把握思想。

上文已述，戴震非常重視校勘工作，把校勘看成是治學的第一步工作。既已校正文字的訛誤，返古書之原貌，接下去的工作就是解讀古書，然後進一步把握其思想內容。具體做法是從字詞考釋入手，掃清語言文字障礙，從而把握其思想內容。戴震指出：「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躐等。」在《與是仲明論學書》中，戴震又指出，古書難讀，除了純語言詞語之外，「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縱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為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戴震的治學方法，對當時的學術研究起到了指導作用，乾嘉學者長於校勘，長於字義、名物、典章制度以及天文、歷算史地方面的考證，正是受了戴震影響的結果。

清代乾嘉學派在古籍整理考辨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這與戴震自己的辛勤勞動及其對乾嘉學派的其他成員產生的巨大影響是分不開的。

戴震校理古籍的經驗，至今對我們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仍有借鑒作用。

三、值得借鑒的經驗

戴震校書，必加案語。如《方言》卷九：「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丸。」戴震《疏證》曰：「各本丸訛作凡，因誤在下條『矛』字上。《南匈奴》『弓鞬丸』，一注云：《方言》：『藏弓為鞬，藏箭為丸」。即箭服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傳》：『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服虔注云：『冰，櫝丸，蓋也。』疏引《方言》『弓藏謂之，或謂之櫝丸。』今據此兩引訂正。」又卷一：『虔，儇，慧也。（中略）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黠，或謂之鬼。」郭璞註：「言鬼也。」《疏證》：「鬼，各本訛作鬼眎。俗作脈，因訛為眎。後卷十內：『，慧也』。註：『今保黠為鬼』。《廣雅》：『虔，謾，黠，儇，，，捷，鬼，慧也。』義本此。」可見，戴震的校勘，不僅僅是集合數本，比其文字而擇其優，他是把考據的方法用於校勘，在案語中詳加考證，使其校信而有徵。其後段玉裁校注《說文》，王念孫、王引之的《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等無不是以考據的方法來進行古籍校勘的，這是非常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戴震對《屈原賦注》的處理，其經驗也同樣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鑒的。

前文提到，戴震進京後，對三十歲時所著的《屈原賦注》初稿進行了較大的改動，將此書一分為三。這個初稿現見於《安徽叢書》第六期《戴東原先生全集》中，定名為《屈原賦注初稿》（以下簡稱《初稿》），今僅存三卷，自《離騷》至《天問》止。其改定的本子，後由歙縣汪梧鳳出資刻行，刻本為十二卷，《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

這次修訂，戴震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將有關名物考釋、山川地理等不影晌文意的內容從注文中剔除，輯為《通釋》二卷。如《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初稿》注曰：「菌桂，或謂之筒桂，或謂之小桂。菌讀如《禹貢》『菌簬』之菌。（以其似菌竹，故名。或作菌，誤。）」這樣的名物考釋，對理解《離騷》文意並無多大幫助，一般的讀者，只要求能通曉文意就行了，並不要求掌握很多的名物知識，因而戴震在刻本中將《初稿》的這些注語全部刪去，歸到《通釋》中去了。

但對於那些會影響理解文意的名物考釋，則仍保留在刻本之中。如《離騷》：「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王逸註：「後，君也。謂禹、湯、文王也。」戴震曰：「三後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故徑省其辭，以國人共知之也。未聞。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猶《下武》言『三後在天』，共知為太王、王季、文王。）」「三後」所指，戴震並不十分有把握，不負責任的注者，可闕而不注，或照錄王逸注，但戴震不是如此，他不厭其煩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為這個名物考釋對理解文意關係重大，不能省去。又如，《湘君》：「薜荔柏兮惠綢，蓀橈兮蘭旌。」王逸注已指出「柏」為「搏壁」，後人不知「搏壁」為何物，戴震注引《釋名》曰：「搏壁，以席搏著壁也。此謂舟之閤閭搏壁矣。」文意乃明。戴震的做法，其用心是十分明顯的。

二、《屈原賦》傳本出現了許多異文，對詞義的解釋，也眾說紛紜。戴震在修改過程中，將有關字義、字音、異文等內容也從注語中剔出，輯為《音義》三卷。如《離騷》：「皇覽揆予初度兮」，覽，一作「鑒」；「扈江離與辟芷兮，」江離，一作「離」；「汩余若將不及兮」，「汩，於筆切，俗本與『汩羅』字混。」諸如此類，均歸到《音義》中去了。

三、除一些對理解文意不重要的名物、地理、異文、字音、字義，力求使注文簡明扼要，文簡義賅。如《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王逸註：「皇，美也。父死稱考。」戴震注引《曲禮》曰：「父曰皇考」。皇考為戰國時習語，戰國之時，未死之父亦稱皇考，因而戴震注引《曲禮》文，可謂簡潔而精當。又，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戴震注云：「貞，當也。」義極準確。「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戴震曰：「車覆曰敗績。『《禮記·檀弓》篇：『馬驚敗績』，《春秋傳》：『敗績厭覆是懼』，是其證。」敗績之義，前人注多不確，戴震直截了當，言簡而義確。

戴震為何把一書析之為三呢？《音義》後面的《跋》說得相當清楚：「幼學之士，期在成誦，未喻理要，雖鄙淺膚末無妨。俾按文通曉，乃後語以闕疑之指。」可見，戴震把《初稿》析為三本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為了方便初學，二是給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資料。若非如此，初學者面對眾多的異文，眾說紛紜的註解與紛繁複雜的名物、地理，必然如墜煙海，茫無所知，反而達不到學習的目的。這樣做，既方便了初學，又適應了不同層次讀者的要求，也毫不降低其書的學術價值。

其書一析為三，其利一舉三得，這個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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