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與死，痛與恨，當昔日之光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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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了不能忘卻的歷史
江東門紀念館的全稱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我想我還是沒有淡然到敢於直視這樣的一段歷史，我是很少看抗日劇的人，但來到江東門紀念館之前，我已經把劉宇昆的《終結歷史之人》讀了三次。
在地鐵上和一個陌生人談及來到這裡的緣由，言語裡帶了一點沉重——我沒有想到那個姑娘是知道張純如，也是知道劉宇昆的，後來我們交換了聯繫方式，然後她說，要不，我陪你逛逛吧。
我說好。
有時候覺得世界真的很小，我在去往玉樹的客機上遇見一個手裡捧著東野奎吾的書在讀的姑娘，她那本解憂雜貨店，我也讀了三次。
陌生人和我說她叫一禾。
她說她在UCLB念書的時候，曾經把南京的這段歷史當成一個課題來做。
在她同我講起來的一瞬間我分了下心，把玩了一下南京地鐵的代用幣——質感有點像小時候玩過的雪花片玩具。
來到這裡之前，我通宵一夜，讀了張純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我沒有系統的學過歷史課程，但總是以半個文科生的身份自居，發生在1937年的那段往事對我來說像是時間以外的，通過戲劇和影視作品所了解到的事情，就難免顯得有些久遠了。
我記得張純如所寫的那本厚達380頁的日文版《南京大屠殺》最後在日本發行了，張純如很希望日本人能讀到這本書，她也很願意與日本人做面對面的坦誠交流。
後來，前者成為了現實，而後者，則成為了永遠的遺憾，她最終掏出槍來結束了自己年僅三十六歲的生命。
一禾說她可以理解這件事情——身上背負了太多憤怒和悲哀的人很難在這世界上安逸的存活，每一日都會變的無比漫長。
我想尋找這位作家抑鬱的緣由。
那些死難者的魂靈滲入她的魂靈，最終構成了她記憶的一部分，她本身便也融入了這段歷史，在名為「後南京大屠殺時代」的現實里，她以其中的一個個體的身份為南京大屠殺時代的受難者和犧牲者感到悲哀。
這也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意義所在。
歷史是不明不滅的。它讓我在清晨的太陽升起之前，撐到黎明。然後我發現這世界並非全部被黑暗掩埋的。
二 神只會建立天堂，人才建立地獄
我耳聽身邊的人像我提及「南京大屠殺」這件事情，比不得一日三餐，對他們有切身的利害。這成了他們可以遺忘，可以在歡樂的氣氛里過的閑適而安逸的借口，他們並不為此感到絲毫的不安。
我是一個鮮少感到憤怒的人，卻在聽到這一句話後胸口發堵，我努力的呼吸著空氣。
南京大屠殺的紀念館裡不建議拍照，這是對受難者的尊敬，我在裡面經歷了漫長的四個小時，也只拍了一些燭光的圖。
然後，我在近乎於可怕的壓抑里流淚和哭泣。
前來參觀的人在昏暗的燈光下面低語，空氣中里瀰漫的沉重與環境融為一個整體。 它讓我意識到戰爭無論是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極為殘酷的，戰爭所帶來的後果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無比沉重的。
對我而言，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不能簡單的被一個凝固的數字所代替的——那刻印著300000的牆遠遠承擔不來這樣的重量。
王錚亮在《南京，南京》裡面唱到「神只會建立天堂，人才建立地獄。」
一禾說，她總共來過六次江東門紀念館。她說她常常會做噩夢，夢到那些場景，她說她頭幾年會時常感到憤怒，後來她意識到憤怒是無用的，於是她開始寫一些東西，每次開始寫的時候都會平靜下來。
「我這是在自我救贖。」她說，然後她很勉強的笑。「以前我是個民族主義者，有點激進的那種，反日遊行的時候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後來我意識到一件事情，我反感的不是日本，而是戰爭本身的罪惡。」
周恩來說：「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被遺忘。」
歷史裡的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但與人們之間的相互原諒相對的是，歷史本身從未寬恕過任何一種罪惡。歷史本身是公正的，而罪惡的痕迹從未完全消失過。
我不知道自己做什麼才可以告慰那些亡靈，在凝視著那些燭光的時候，我想到了來到這裡之前曉東和我說的話。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緬懷遇難同胞的，而不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本身的。」
「不要麻木。」我對自己說。「不要麻木。」 扭頭看到一個和同行人講日語的青年掏出手帕抹眼淚。
我認為這無關民族責任感，歸屬感，或者社會責任感，關乎也只關乎於人性。
人性是很難被討論的問題，而在這一刻我願意相信人心本善。 我無法與對苦難無動於忠的人成為朋友，因為我堅信任何一個生命的存在都值得被銘記。
村上春樹在耶路撒冷的演講裡面說：「我們都是人類，是超越國籍、種族、宗教的個體，是脆弱的蛋，面對著一堵叫作「體制」的堅硬的牆。我們沒有獲勝的希望。這堵牆太高，太強——也太冷。假如我們有任何贏的希望，那一定來自我們對於自身及他人靈魂絕對的獨特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信任，來自於我們靈魂聚集一處獲得的溫暖。
花點時間想一想這個吧。我們都擁有一個真實的、活著的靈魂。體制沒有。我們不能讓體制來利用我們，不能讓體制失去控制。是我們造就了體制而不是相反。」
我開始意識到一部分人的冷血就是冷血而不是客觀，一部分人流淚就是悲傷而不是矯情。
我很敬佩村上春樹的勇氣，他指責日本右翼道：「殺一個人和殺十個人都是殺人罪。」
而劉宇昆在《終結歷史之人》的最初一版中應用了T·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中的詩句：「沒有歷史的人，無法從時間獲得救贖，因為歷史是無數瞬間的排列。」
我總是以一個所謂的中立者的身份自居，在各項事件發生的時候堅持不偏袒任何一方，但除了立場上的中立，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但對於死難的同胞，我是無法保持中立的，我在雨夜裡以一個人道主義者的立場懷念這個長輩提起會沉默的地方。
我開始意識到一件事情，那便是——過去從未死去，過去與我們同在。
三 過去從未死去，過去與我們同在
一禾和我撿起了被丟在路上的小國旗，把那些國旗插在受難者紀念碑下面的水池旁邊的花叢里，我們彼此道別，她臨走的時候給了我一個擁抱。
我在紀念館的外面走了很久，一直到最後，紀念廣場的燈光一點點亮起來，何鏡堂先生的設計本身便是極美的，與其說這紀念是刻意的，我更傾向於認為，他江東門紀念館融入到了南京城裡，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
好像那些來自過去的故事從未真正的消逝過，未曾完結過，與我們同樣的存在於世界上，它令我時刻提醒著自己不要苟活於此，我亦不敢在面對這樣的客觀事實之後選擇苟活於此。
戰爭勝利了，勝利者有了將歷史書寫下來的權利，而比讀歷史更重要的則是體驗到歷史的沉重，廣場上有孩子在跑，我從覆滿植被的道上走到紀念館的屋頂上面去，天陰沉著。
那些市民交談著，和紀念館裡壓抑的氣氛形成了比較鮮明的對比，但我覺得這不衝突。紀念館是為了讓人們記住歷史而不是永遠的活在歷史中停滯不前的——讓死去的靈魂看到如今的美好，從某種意義上看來，那些靈魂或許能夠獲得告慰並得以安息了吧。
我們現在都過得很好，但這美好是來之不易的，我們不敢遺忘，這名為歷史的大車輪碾過之後，彷彿螻蟻一樣的渺小感和悲哀感讓人發自內心的無奈，行出來的一瞬卻彷彿自己變的更加渺小了。
夏笳在翻譯《紀錄片：終結歷史之人》（Documentary：The Man Who Ended History）的時候，聽從劉宇昆的建議將文中日本影像工作室的名字Yurushi（許す）一詞譯為了「仁恕」，這一處出自《漢書·敘傳上》：「寬明而仁恕」。
劉宇昆說：「我想像中這個日本公司應該喜歡引用古文，來表達他們儘管對歷史有悔意，但也希望中國能以『仁』的心態來寬恕。」
倘若他們有悔意，我便不希望一直牽扯著仇恨與憤怒不放，而讓我真正感到難過的恰恰是一些人不曾後悔過，甚至是否認歷史——對他們而言彷彿著一切罪行都不存在，而一切都不曾發生過。
While the Light Fails被譯作「當昔日之光隕落」，這句話也在今次被我放到了文章的標題里，來到這裡的最大意義，便是令到我下定決心開始學著像小冉一樣做個關心歷史的人，就像劉宇昆說的——歷史不僅僅是暗夜平原上的大規模混戰，它還與你我身邊的飲食男女息息相關。
歷史有著深刻的個人烙印，帶著這樣的烙印生存下去未免是壞事，我希望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去看清楚這一切——可以走到追求真相的路上去，可以去了解最後一個死在平房的受難者，然後去書寫這一切，為的是不讓特權凌駕於歷史之上並藉此為自己開脫。
倘若我不具備這種能力，我便希望自己具備悲憫和同情的能力，因為害怕悲劇重演，便要去同情悲劇的每一個主人公，以此去面對那些否定主義者。
在我不具備評判對錯善惡的能力之前，我只希望自己能夠先記住這一切，以此來告慰每當我凝視星空時都正在星空深處凝望著我的每一雙眼睛。
倘若這長夜裡不曾存在安慰，那我便去從時間中尋找救贖。
因為遺忘不可以作為原諒的理由，恰恰相反，遺忘本身便不值得被原諒。
林淮
10月5日
於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附：
T·S·艾略特《四個四重奏》選段
A people without history
Is not redeemed from time, for history is a pattern
Of timeless moments.
So, while the light fails
On a winter』s afternoon, in a secluded chapel
History is now and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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