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學子是怎樣生活和學習的？

北大紅樓里復原的當年老北大的教室

北大紅樓

□陳 麗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學剛剛在中國盛行時，中國的大學生們，在大學校園是怎樣的情景，他們又有著怎樣的喜怒哀樂。而隨著那一代大學生們的逐漸離世，關於這方面的記載變得更加支離破碎。幸運的是，有一些當年的大學生，通過與後人的講述，將數十年前的大學生活描繪了下來。

本文作者陳麗的爺爺陳傳方，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大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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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送孩子上大學別人會笑掉大牙

我的爺爺陳傳方，1915年生於蘇州同里。1934年，爺爺從蘇州中學畢業。同年夏天，他和一位同學到上海徐家匯交大附近租了一間公寓，參加大學考試。那時大學各自招生，他們至少要分別報考三所大學。爺爺報考了北大、清華、武漢三所大學。考完後，爺爺回到蘇州等待「發榜」。沒過多久，捷報頻傳，三所大學爺爺都考上了，因北大名氣最大，爺爺最後選擇了北大，並就讀教育系。

當年開學，爺爺一個人到蘇州的火車站購票，自己託運行李、自己上火車，沒有人送。老人家常講，當時家裡要求孩子獨立，所以他們很早就被大人派到社會上辦事。後來長期在高校從事教育工作的爺爺，對現在大學新生入學時，要父母全程陪送的現象頗為感慨：「如果我當年是由母親（太爺爺在爺爺十五歲時去世）送到北大，別人會笑掉大牙的。」

爺爺十九歲時，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語言也不通（講一口的蘇州話），幸運的是，他遇到了蘇州中學的同學、同樣考上北大的胡繩，因為胡繩在北京有親友接待，我爺爺便跟著胡繩直奔位於北河沿的「北大三院」（北大在北河沿一帶的清朝「譯學館」舊址還有部分校舍，當時北大大禮堂就在院里，此處被人們稱為「北大三院」，一年級新生宿舍集中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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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學生不住宿舍住公寓

爺爺剛到北大，學校沒有地方住，他就在沙灘中老衚衕的一家公寓里，和胡繩及另一個蘇州中學的張姓同學一起住。

1935年暑假前，爺爺搬到位於西齋的學校宿舍。爺爺說：「這間房可以住兩個人，我搬去前，之前的人已經把它分割開，北半邊分給一個廣東人叫高亞偉的同學。南北各有一門，他走他的北門，我走我的南門。所以實際上等於一人獨住一間房。」

在西齋，每八間房（住16人）有一位工友管：冬天燒火爐，平時管供應開水、打掃院子等，還在早上幫他們到食堂里去端早點——豆漿、燒餅、油條（焦圈）等。大學生們每人每學期給他一元小費。這時，工友就會用紅紙條寫上「某某先生賞洋一元」，貼在布告欄內，讓別的同學見了不好意思不給或者給得少。

爺爺說，如果有錢也可以住公寓，而不住宿舍。住公寓有什麼好處呢？首先，住公寓自由，時間上沒有諸多限制。第二住公寓有人管生活用水（喝的、用的），還有人管房間里的清潔衛生。再者，住在公寓里，可以用廚房做飯、做菜，飯菜質量會有改善。另外，公寓房間里的傢具比宿舍多，住起來舒服。

此外，北大有一些學生是戲迷，起床要來一聲「倒板」，平日走起路來，也像在戲台上。而且他們晚上到前門外看戲，看到深更半夜才回家，住公寓就方便得多了。

當時，由於北大兼容並包的學風以及周邊濃郁文化氛圍，北大附近匯聚了無數有志於新文化、新文學的青年。丁玲、沈從文等人都住過附近的公寓，後來成名後的他們，還寫文章回憶當年的公寓的生活。

對當時的大學生來說，住公寓固然舒服，但是要多花錢，沒有錢只好住宿舍。那個時候，公寓的租金，每月五元。不過，租金拖欠一兩個月沒有問題。公寓里供中、晚兩頓飯，每月約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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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可以賒賬但不能賴賬

除了住宿，大學生們還要應對吃飯等花銷。爺爺回憶，北大食堂一般先交兩三塊錢，錢吃得差不多了，夥計會對你說：「我們掌柜的向您借幾個。」這就表示要交錢了。如果你身上沒有錢，你就說：「我家裡的匯款還沒有到，到了就給你。」夥計也會很有禮貌地說：「沒事。什麼時候給都可以。」

當時，大學生們和沙灘附近的一兩個小飯店，也有這種賒賬關係。所以大學生們就算口袋裡不名一文，吃飯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當時大學生間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欠錢必須還，如果賴賬，同學會群起而攻之。

這種規矩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北大不交學雜費、宿費，如果沒有錢買需要的教科書，可以向圖書館或系裡的閱覽室借用，一些參考書也可以去北大圖書館或北平圖書館借。但是借書要守信用，借的書到期之後，一定要還或者續借。如果不還，麻煩就大了。失去信用的人，不僅沒有地方借書，也沒有地方賒賬吃飯。

如果請客什麼的，師生們都愛去「東興樓」。爺爺的英語在全校是出名的好。有一年，北京的四所大學之間舉辦英語演講比賽，爺爺一舉奪魁，還有60元的獎金。拿到獎金之後，教育系的秘書就跟我爺爺打招呼，他說同學得了這種獎金，按慣例都要請院長、系主任、任課老師和其他有關人員吃飯。我爺爺問他該怎麼辦？那位秘書對我爺爺說，只管把錢交給他，其他的事情，比如請老師們、東興樓訂菜，都由他辦好了。

東興樓的菜與別處不同，大部分都是燴菜。至於喝什麼酒，當然聽幾位老師的，他們要的是老白乾。那時候貴州的茅台、四川的大麴、陝西的西鳳，都還到不了北京，老白乾算當時北京最好的白酒了。

幾十年後，爺爺對當時宴會上的細節依然十分清晰。席間，最開始說話的都是老師，學生們只有悶吃的份。但是半斤老白乾下肚之後，大家說話就隨便了，學生也有膽子說起話來了。胡適先生和梁實秋先生都脫去長袍，嬉笑怒罵、臧否人物，而楊子余老先生則倚老賣老，稱讚起他的徒弟（我爺爺）來，說將來可以跟葉公超去辦外交。胡、梁兩人也乘勢說都是楊老先生教導有方。同學們也起鬨，我爺爺沒有見過這種陣勢，只有臉紅的份。

那次請客花去爺爺20多元，後來同班同學和籃球校隊隊員都要爺爺請客（爺爺是籃球校隊隊員），請完客，獎金所剩無幾。

爺爺當年靠他的大姐（我的大姑奶奶）提供生活費。平時，爺爺就靠教書（家教和在中學兼課）和在「報屁股」上寫些文章，掙點稿費。所謂「報屁股」，原出於胡適先生的話，指報紙的副刊。爺爺多次說，當時同學中鮮有紈絝子弟，沒人比吃比穿，更無人顯富。學生間共穿一件襯衫、馬褂，同打一條領帶的事，司空見慣。當時北大學生普遍課餘打工掙生活費，勤工儉學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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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叫座的老師是翻譯家潘家洵先生

在大學，最重要的環節自然還是學習，我曾問爺爺在大學時學些什麼課程？有哪些老師？喜歡聽誰的課？對哪幾個老師印象最深？

爺爺認為，其實上大學最大的收穫是見識了大師的風範，聞到了名牌大學的氣味，交到一些終生的朋友。真要學業有成，還是要在畢業以後。

爺爺說，北大的老師分為幾類：第一類有真才實學，也有口才，講課講得好。那是極少數。第二類有真才實學，但是口才差，講課平平。大多數名牌教授都是這樣。第三類上課上得好，但學問一般，為大家所歡迎。第四類有點名氣，但是不好好教，這只是少數。還有一類既沒有學問講課又講得不好的，更是極少。

爺爺特別提到幾位老師，他們既有學問，課又上得好。比如，聞一多先生。他教爺爺他們《詩經》和《楚辭》時，抱著一個藍布包來上課，裡邊大概是他的講稿，但是從未見過他打開過。他講《詩經》，講到「赳赳武夫，百里張系」這一節，他先講過去歷代名家的解釋，然後他說出自己的見解。他說以前人們都以為這句的意思是赳赳武夫，張個百里的網來抓兔子，還認為這未免有點小題大做。實際上這是人們把「兔」誤解為兔子。聞一多先生認為，古代「兔」字是老虎的意思，然後他提出許多證據。有一個證據特別精彩，他說現在河南話把老虎叫做「窩兔」。

不過，北大當年最叫座的老師不是聞一多先生，而是翻譯家潘家洵先生。潘家洵先生教大一、大二英語，他英語講得好，北京話也講得好，上課時，他根據學生的水平，先用英語講一遍，再用中文講一遍。而且他講課非常風趣，很受學生歡迎。當年北大的教室可坐五十來人，正式的學生都有固定的座位，無須預先搶座。而正式學生最多三十來人，於是餘下的座位是爭搶的對象。座位沒了，地板也是爭搶的對象。於是學生要求教務處換可坐一百多人的大教室，而即使換了大教室，還是「滿座」。

當年，爺爺讀中學時就愛看朱光潛先生的《給青年的十二封信》、《談美》等文章，後來到大學又讀他的《文藝心理學》，同時又直接聽他的課，聽他講克羅齊學派的美學，所以爺爺常說「我們這些人是吃朱先生的『奶』長大的」。

爺爺最喜歡的老師，除了上面這些，還有羅常培先生、葉功超先生、梁實秋先生、吳宓先生和應誼先生（女）等。當年爺爺還旁聽了好幾門外系的課。如哲學系的《康德》、《邏輯》，法律系的《民法》，歷史系的《近代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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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沒有小考沒期中考，期末考試沒有監考

我很好奇那時北大的考試是什麼樣的，爺爺說，北大難進易出。不點名、沒有小考，也沒有期中考試，只有期末考試。而且考試沒有人監考。你可以帶書、筆記、字典等，也可以交頭接耳。不過，就是題目難，如果沒有下工夫，即便是開卷也不一定能做好。當時老師也很少給學生開紅燈，而且分數大多是整數。後來爺爺在海大（現上海海事大學）教書，不給人不及格，也不給幾點幾的怪分數，這就是深受北大老師的影響。爺爺說：「實際上老師給分數，不看你的試卷，只看你平時的『小論文』和平時對你的印象，所以分數都是整數。」（據9月7日《北京晚報》）

本版統籌：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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