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孩」到「二孩」：家庭系統的轉變與調適 2017年第10期
摘要:「全面二孩」政策的啟動必將推動中國家庭大規模地走向雙子女結構。第二次生育不僅令家庭的規模擴張，也使家庭的關係格局發生重組，成員的身份角色被再度定義，因此是家庭系統的重要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婚姻、親子、手足、代際等次級系統相互影響與作用，使家庭充滿變遷的壓力，同時家庭也通過內部調整與資源輸入來適應新的要求。在當前的制度和社會背景下，中國家庭再生育還面臨著一些特殊議題，構建有效的社會支持系統是促進二孩生育的迫切要求。
關鍵詞:全面二孩;家庭系統;再生育;家庭轉型
「全面二孩」政策的啟動，宣告著我國獨生子女政策的正式終結，生育兩個孩子的權利由此實現了對全體育齡人群的覆蓋。生育政策調整可能帶來的人口結構、勞動生產、社會消費等宏觀社會經濟變動，成為「二孩」研究領域備受關注的議題，而這一切宏觀效應皆以家庭做出的生育行為為前提。儘管女性毫無爭議地被視為生育責任的主要承擔者，但丈夫、子女乃至祖輩父母等都共同捲入了這一生育過程，是家庭系統繼第一個子女出生之後再度面臨的巨大轉變。一般認為，父母身份的獲得是家庭生命歷程和夫妻關係發展中的重要事件，這一轉變因涉及家庭角色、關係和結構的重組而充滿壓力，青年父母能否順利完成過渡直接影響著婚姻、育兒的質量以及家庭的穩定。相比之下，生育第二個孩子則可能因有初次生育經驗的參照而被看作是家庭生活演進中更為自然的事件，對家庭造成的壓力也容易被簡單理解為照料責任和經濟負擔的遞增。微觀視域下的家庭動態，包括由於第二個子女出生帶來的成員角色重塑和家庭格局調整，以及家庭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面對的壓力、挑戰和應對等問題，並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從家庭出發理解生育制度調整的效應和啟示，是全面二孩政策之下有待挖掘的一個研究視角。
一、生育二孩:經驗複製還是系統轉型?
如果說第一個子女的出生標誌著家庭的一次重要轉型，那麼生育第二個孩子是否有如初次生育那樣再一次給家庭帶來整體性的改變，抑或僅僅是先前生育經驗的自然延伸或簡單複製?如何定義這一轉變取決於如何理解生育二孩對家庭的影響。相較於一般性的變化，轉型(transition)通常意味著重新定義，對個體而言涉及自我概念的重構，對家庭來說涉及關係結構的重組。對於轉型期起始和結束時點的劃分並不存在統一的標準，一般認為該時期應從家庭關鍵生命事件的發生開始，一直持續到家庭適應新的變動而重新達至穩定狀態。對一個家庭來說，二孩的到來不僅僅導致子女數或人口數的增加，同時賦予了長子女新的身份，在原有關係格局中生成手足關係系統，並使得夫妻關係和親子關係主題變得更為複雜。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青年父母難以依賴既有的模式或經驗應對新的角色挑戰，因此，可以認為第二次生育是家庭系統的再一次轉型，同初次生育一樣是家庭生命歷程中的重要節點。
1.家庭規模的擴展
家庭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以改變家庭結構的生命事件作為理解家庭發展變化的分析框架，將家庭從建立到消亡的整個生命歷程分為形成、擴展、穩定、收縮、空巢和解體等基本階段[1]。從第一個子女出生到最後一個子女出生這段時期被視為家庭的擴展階段，而後家庭進入較長時間的穩定期。儘管現代社會的多元家庭形態已經突破了經典家庭生命周期理論所建構的標準化發展模型，但生兒育女仍是絕大多數家庭不可迴避的必經階段。在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背景下，家庭的擴展水平受到了制度的極大幹預，多數新生家庭在第一個孩子出生時便完成了家庭擴展，二孩政策的出台則使得一部分家庭的擴展期延續到第二個孩子的出生。影響家庭擴展的因素還來自於社會經濟和家庭觀念等非制度因素。生育二孩，沒有賦予父母新的角色，但家庭承擔的撫育責任卻隨子女數的增加而增加。萊賓斯坦、貝克爾等學者將生育看作一種消費行為，認為生育需要投入經濟、時間、機會等直接和間接成本，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生育帶給家庭的回報隨子女數的增加而呈邊際效用遞減的趨勢[2][3]。鄭真真等在一項針對我國育齡女性的調查中發現，相對於經濟回報、晚年照顧等對子女的預期來說，滿足精神需求是最重要的生育理由;而第二個孩子對於滿足家庭精神需求的意義顯著低於第一個孩子，生育成本卻居高不下，這便阻礙了許多家庭做出再生一個孩子的決定[4]。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儘管計劃生育政策的「鬆綁」使得生育二孩作為家庭發展歷程中的正常生命事件變得可能，但在當前中國生活和教育成本上升、女性就業增加和婚育觀念更新的社會大背景下，二次生育要比初次生育更具選擇性意味。而對於做出這一選擇的青年父母來說，他們儘管擁有從第一個孩子那裡獲得的照料經驗，卻不足以應對由於再添子女而倍增的家庭經濟和勞務負擔造成的壓力，新增的責任負擔又可能進一步加劇家庭既已存在的婚姻關係、家庭工作平衡、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問題。因此，再生育引起的家庭擴展並非是「多添一副碗筷」那樣簡單，在社會和制度因素的作用下，生育第二個孩子可謂是家庭經過理性權衡和慎重考量的重要決策。
2.關係格局的複雜化
生育二孩使家庭獲得了相比以前更為複雜的關係結構，形成夫妻、親子與手足關係並存的三核格局。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家庭成員之間以及次級系統之間均存在著有機的聯結，這種交錯互聯使得家庭各構成部分之間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任一部分的變動都將引發其他部分以及整體系統的關聯反應[5]。關係格局的複雜化使得家庭內部的互動機制也趨於複雜，一方面使家庭生活內容更為豐富，另一方面也令家庭生態取得平衡的難度增加。許多研究已經證實，婚姻關係質量在子女出生後會出現顯著下降，正是由於親子次系統對婚姻次系統的干擾，使其原有的平衡受到衝擊。圍繞子女撫育產生的各種問題，會造成夫妻關係的重心轉移、互動減弱以及意見衝突，使家庭在沒有形成適應新關係格局的互動機制之前變得敏感和動蕩。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二孩給家庭帶來的影響要比第一次生育更為複雜，因為這一過程不僅要求婚姻系統的再度調適，還迫使原有的親子系統做出改變。正如有學者所稱，「第一個孩子誕生於夫婦之間，第二個孩子誕生於家庭之中」[6]。當二孩到來以後，夫妻間的關係不僅會受到他們與這個孩子所形成的親子紐帶的影響，還會因兩個孩子之間的關係狀況而受到擾動，而父母與長子女間業已形成的親子關係，則會受到源自於父母與次子女的親子關係以及兩子女間的手足關係的影響。結構性的重組，打破了家庭原有的平衡，從而使這一時期再度充滿緊張與壓力，是家庭系統的又一次重要轉變。
3.身份角色的再定義
與家庭關係結構的變動相伴隨的，是家庭成員因生育二孩這一生命事件進行的身份角色重塑。對於青年夫婦來說，第二次生育並未使其已經獲得的父母身份發生轉移，卻悄然改變了他們的身份內涵，迫使他們開始以兩個子女為中心重新建構父職與母職的角色。在這個角色再定義的過程中，如何調整家庭資源的分配以應對二孩增添的經濟和照料負擔，如何與兩個孩子建立平衡的情感聯結和關係紐帶，都是無法參照過往的生育經驗而得以解決的全新挑戰。而對家庭中的第一個子女來說，弟弟或妹妹的出生使其獲得了兄姐的身份，這意味著長子女將要分享他/她從父母那裡得到的關注和照顧，從原來在家庭里所處的中心位置退出，並與這個新成員建立親密關係。儘管手足關係從長遠而言會有利於孩子的成長，但對於一度以為自己是父母唯一的年幼兒童來說，這種角色調整可謂是一次巨大的挑戰。甚至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手足關係和教養策略都是雙子女家庭的一項關鍵議題，與孩子的身心發展有著重要的關係。當前，受到全面二孩政策的影響，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業壓力增加等因素的作用，大間隔生育將成為我國人口發展的一種突出現象。另一方面，我國城鄉家庭對生育子女的性別偏好展現出新的特點，傳統的男孩偏好在總體上趨於淡化，對女孩的喜愛開始凸顯，而兒女雙全則是大部分家庭的理想圖景。這些家庭生育喜好與生育特徵，包括兩個孩子的年齡差異、性別構成和生育順序等，都會影響家庭主體的角色轉型與調適，將使這一過程變得更為複雜。
對中國家庭而言，生兒育女不僅是小家庭的事務，還與祖輩有著密切的關聯。儘管當代中國的傳統大家庭共居格局正因持續的現代化進程而日漸萎縮，在農村依然有相當比例的已婚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即使在家庭核心化更強的城市，親代與祖代之間也大多保持著較為密切的經濟互助和生活照料關係[7]。不少年輕夫婦在子女出生後，因為依賴祖輩支持而使形式上業已分離的兩個核心家庭合併為一個直系家庭的現象，更是反映了中國家庭生命圖譜中的獨特軌跡。同第一次生育一樣，許多家庭在做出生育二胎的決定到生育完成，再到二胎的撫育這一過程中，都滲透著來自擴大家庭的影響。祖輩的生育觀念和生育偏好，與子女的勞務或經濟交換等，無不影響著核心家庭在這一時期的運行和發展;而祖輩本身也兼具家庭成員之身份，直接在系統轉變的過程中同步完成角色的調整。這種調整主要關乎祖輩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捲入其子代家庭的育兒事務。二孩出生後，兩代人的互動格局相比以往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與青年父母的生育年齡和間隔、就業和經濟狀況、祖輩健康情況乃至大家庭成員結構等諸多因素有關。
從時序、關係和功能等維度出發，家庭生命周期模型將整個家庭生命歷程劃分為數個基本階段[8]。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第二次生育過程也應同第一次生育一樣，構成家庭生命中的關鍵節點。Grace的一項研究為此提供了支持，她發現女性生育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的心理體驗最為接近，這兩次系統轉變帶給家庭的壓力，都遠大於生育第三個或更多的孩子[9]。在我國的人口政策背景下，第二次生育的完成，也標誌著家庭擴展的終結。因此，從一孩到二孩，並非是初次生育經歷的簡單重複，而是具有轉型意味的重要生命時期。隨著全面二孩時代的來臨，研究者應對新的政策環境下中國家庭所呈現出的微觀動態給予更多的關注，包括了解家庭在邁入雙子女結構的過程中經歷了什麼，如何應對以及需要哪些支持。
二、從一孩到二孩:家庭系統的轉變與壓力？
在系統視角下，家庭的構成包括個體家庭成員及其根據角色關係組成的次級系統，結構複雜而又界限分明，系統間彼此依賴而又相互獨立。對於一個三口之家來說，第二個子女的出生必然會打破原先的平衡狀態，一方面引起原有家庭成員及次系統的調整，另一方面也生成新的角色和關係系統。在重組後的系統未能達到新的平衡之前，家庭是充滿緊張與壓力的。這一過程既受到家庭固有特徵和格局的影響，也與家庭所嵌入的外部環境發生著關聯。Cowan等曾提出了一個五維模型用以分析新手父母的角色轉換與角色適應，強調在這一系統轉型過程中應著重關注以下方面: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特徵，特別是自我概念和自尊水平;夫妻關係，特別是勞動分工和溝通模式;父母與孩子之間的關係;核心家庭與兩個原生家庭之間的聯繫;父母的外部壓力與支持之間的平衡，特別是社會關係網路和就業情況[10]。該模型從多個層面捕捉了子女出生帶給家庭的重要轉變，這也為我們理解再生育階段的家庭轉型提供了啟發。對中國家庭來說，二次生育歷程既與其他社會文化中的家庭具有相似的特徵，也因文化和制度差異而折射出特有的色彩。本文將借鑒以上分析框架，圍繞著主要家庭成員及其關係，從生育二孩階段的轉變、相關因素及其調適等視角而展開討論。
1.母職與父職:撫育壓力與自我效能認知
女性在子女撫育中一直被賦予無可替代的中心性角色，因此也成為育兒壓力的主要承擔者。國外有研究比較了處於兩次生育階段的母親在壓力感知上的差異，發現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母親並沒有因為先前的生育經驗而感到更為輕鬆和容易，二胎帶給母親的壓力感甚至可能比第一胎更為強烈[11]。Gameiro等進一步比較了母職壓力的階段差異，發現經產母親僅在孩子出生後的較短時間內相比初產母親有著更好的適應，而在生育完成數月後開始比初產母親表現出更高的壓力水平和更多的適應困難[12]。這些研究共同表明，生育第二個孩子同生育第一個孩子一樣，構成了女性生命歷程中的壓力事件，二者的區別並非在於壓力程度的差異，而更多表現為壓力來源的不同。對生育二胎的母親而言，她們更為緊張的可能不是嬰兒的餵養和照料問題本身，而是能否在各種責任和角色中取得平衡(如怎樣平等地對待兩個子女)，能否協調家庭需求和自我需求之間的可能衝突(如怎樣把握好工作和家庭的精力分配)。儘管女性在育兒和家庭事務中的主體形象及其所附著的角色壓力是一種跨文化的設定，中國所經歷的社會轉型和當下的生育政策調整，似乎對選擇生育二胎的母親有了更多一層的描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經濟變革，一方面將女性大量拋入就業市場的殘酷競爭中，另一方面瓦解了單位制時期的公共照顧體系，而傳統性別觀加諸女性身上的撫幼責任又未得到實質性的疏解，工作與家庭的對立使中國母親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雙重擠壓。這種角色緊張在生育政策的轉變之際，又因大量女性需要面對的高齡再生產以及時下的「強化性育兒」文化而進一步加劇。
另一項與親職角色適應密切相關的社會心理變數是育兒自我效能感，通常指育兒主體對自身在子女撫育和教養方面的能力認知和期望。父母在育兒方面的自我效能水平，與其撫育能力、心理健康以及子女發展存在正向聯繫，與親職壓力存在負向聯繫[13]。有研究做過比較，發現影響新手母親和二孩母親自我能力認知的因素存在明顯差異，前者多與母嬰健康、個人掌控感等涉及嬰兒照料的問題有關，而後者則與孕前準備、胎兒依戀等涉及責任和關係平衡的因素有關[14]。我國人口政策從獨生子女到全面二孩的調整，儘管在預料之內，卻也超乎許多家庭的生育預期和準備。一些高齡女性可能會為了抓住生育二孩的機會而匆匆做出生育選擇，而孕前準備的不足又可能會使這些母親對於自己能否同時照顧好兩個子女和妥善安排育兒與工作的能力產生疑慮，低度的自我效能進而會影響親職功能的實際發揮。當新手母親的心理和情緒問題已獲得了普遍關注時，也須認識到二孩母親面臨的是與初次生育同等艱巨的角色重構處境，源於角色壓力的心理健康問題應當得到重視。
在現代化的育兒模式中，父職參與的重要性也越來越被關注，這不僅是性別平等運動在家庭照顧領域的深化，也是兒童成長對男性教養責任提出的客觀要求。父職角色總的來說包括經濟撫養和日常照顧兩項基本內容。同女性的角色擴展相似，男性在家庭變遷的進程中也被賦予了雙重期望，經濟供給者和家庭照料者之間的角色張力在生育二孩這一生命階段更顯突出。生育二孩往往給家庭帶來了更多的勞動負擔，特別是在孩子照顧需求較高的嬰幼兒期，陡增的家庭責任使得一些女性或主動或被動地選擇減少自己的勞動參與，而將更多精力轉移到家庭中來。國外有學者發現，生育二孩的母親在勞動參與方面要明顯少於只生育一個孩子的母親[15];國內亦有研究顯示，30.8%的城鎮女性因為生育和照顧孩子而中斷工作[16]。在雙薪家庭主流化的背景之下，妻子從就業市場向家庭領域的回歸，加之撫育二孩產生的經濟成本，意味著丈夫作為家庭經濟支撐的責任被進一步強化。為了應付家庭的新增開支，有的父親可能會在第二個子女出生後提高工作投入，這種與經濟和就業相關的責任從一個方面勾勒出了父職角色在這一階段的壓力形態。另一方面，對許多生育二孩的父親來說，來自伴侶的勞務分擔期望以及孩子對親職照料的客觀需要，共同促使父職角色照顧責任的升級。Pleck等回顧了多項研究後提出，剛生育了二孩的家庭在子女照料模式上呈現出一定共性，即父親更多地捲入了對長子女的照顧中，因為母親不得不將主要的精力暫時投入年幼次子女的照顧中[17]。儘管中國父親相對於西方國家的男性而言在子女日常照顧方面的缺席程度較高，且父職參與程度受到受教育水平、經濟收入、家庭生態、城鄉差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否認中國家庭的父親參與育兒在總體上正呈現出日益增長的趨勢，這也意味著我們在討論生育二孩對父親的影響時，不能僅固守於經濟壓力的單一視角，而應留意到父職角色在現代家庭生活中被賦予的多重內涵。
2.婚姻關係:期望與滿意度
隨著現代化進程中家庭內聚化的不斷加深，不同於傳統家族模式中的親子本位，婚姻關係逐漸成為家庭的中心。生育不僅是家庭人口繁衍功能的體現，也是維持婚姻穩定的重要條件。然而，婚姻質量在家庭發展的過程中並非是平穩不變的，亦非是線性變化的。儘管學者們對於婚姻滿意度的變動曲線存在分歧，但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將子女出生視作標誌著夫妻關係水平有所下降的生命事件。換句話說，婚姻關係往往要經歷子女出生帶來的短時震蕩，之後才有可能步入更為穩定和成熟的階段。對於一些婚姻基礎脆弱的家庭來說，這種短期的考驗就可能變為觸發家庭解體風險的危機性節點。生育兩個孩子如今在許多國家都被認為是一種理想而穩定的家庭結構模式，但同第一個孩子的到來一樣，二孩出生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夫妻間的關係帶來即時的衝擊。例如，Krieg和Gameiro等的研究都比較了生育一胎和生育二胎的女性對婚姻關係的評價，發現兩組母親在子女出生後都經歷了婚姻的低潮，就婚姻質量的下降程度來說，後者相對於前者更為穩定;就關係水平值而言，前者相對於後者具有更高的滿意度、親密度、情感表達和調適水平[18][19]。由於第二個子女出生增加了家庭的照料和經濟負擔以及關係的複雜度，在家庭內外事務的處理方面夫婦之間產生不滿和發生衝突的機會更高，這無疑使婚姻關係穩定面臨挑戰。儘管婚姻關係的變動軌跡與不同家庭的具體特徵密切相關，但在生育二孩後的家庭轉型期，夫妻間關係質量的下降似乎是一種常見現象。
影響婚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如年齡、婚齡、教育和經濟背景等都常見於相關討論中。發生於特定生命階段的婚姻關係變動，顯然與這一時期家庭生活的焦點議題有著直接的關係。在生育階段，如何承擔繁重的育兒和家庭勞動是此時擺在青年夫婦面前的首要問題，而勞務分工的不公感則成為此階段婚姻矛盾的首要誘因，這種角色體驗又可以通過婚姻期望獲得進一步的解讀。在子女出生前後的一段時間內，夫妻雙方往往對彼此的責任擔當持有一定的預期，特別是妻子對丈夫在家庭照顧方面的更多承擔抱有期望，而實際承擔與期望責任的不一致便導致了雙方衝突的增加和滿意度的下降。雖然丈夫在二孩出生後對家庭勞動的參與可能相對於以前有所增加，但子女照料的實際負擔還是更多地落在了妻子身上。對於獲得支持的迫切需要和期望，使伴侶分擔家庭責任的狀況成為影響育兒期女性婚姻質量評價的敏感因素。當然，這一說法反過來也適用於男性，但相比之下女性要比男性對婚姻的看法更容易受到子女出生帶來的影響[20]。進一步來說，婚姻期望的理性程度是預測婚姻滿意度更直接的因素，夫妻雙方對彼此的期望越貼近現實，發生矛盾的機會就越小[21]。這就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母親在婚姻關係評價上的差異提供了很好的解釋。再生育的夫妻因為已有的生活經驗，通常對於子女出生後彼此的角色承擔懷有更為複雜和更切實際的預期，因此在完成生育後形成的期望與現實落差沒有初為父母者那麼強烈，從而使他們的關係評價在生育前後的差異程度較小，相對而言更為穩定。當前，無論是養兒育女的現實需要，還是現代化的育兒理念和性別觀，都呼喚著父親與母親在子女撫育方面的平等參與和良好協作;反過來，婚姻關係體驗和家庭分工模式，也成為影響家庭是否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除了家庭自身需要積極調適，國家也應在產假制度、就業保障、家庭服務、兒童照顧和文化引導等多個方面，落實有利於維護和諧家庭關係和合理家庭分工的制度建設，以配合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實施。
3.親子關係:調整與平衡
在家庭從一孩到二孩的轉變中，第一個子女不再能夠像從前那樣獨佔父母的愛和照顧，接納和分享是新的身份對他們提出的要求。與此同時，處於這場家庭生命變遷中心的青年夫婦，不僅要迎接第二個孩子賦予他們的親職責任，還不得不調整與長子女之間業已形成的互動模式。親子關係與手足關係的交織考驗著這一時期家庭的平衡。相對於父母在這個生命發展階段中可能遭遇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對能否勝任新的育兒事務而感到焦慮，或因與第一個孩子的親密度減低而產生內疚等，處於童年期的長子女能否完成角色轉變帶來的挑戰似乎更加令人關切。眾所周知，個體在童年早期與照顧者(特別是母親)之間能否形成安全的情感紐帶對其人格發展和身心健康至關重要。在家庭朝向新格局的轉變之初，曾是子代唯一成員的長子女，往往難以理解到手足同胞具有的親緣意義，而是更容易將這位幼小新成員視為與自己爭奪父母的入侵者，這對其原先的依戀模式造成了衝擊。通常來說，在二孩出生後的一段時間內，父母會因忙於照顧這個孩子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第一個子女的關注，特別是母親與長子女互動的主動性可能會顯著降低。而長子女為了表達抗議和吸引關注甚至有可能會發展出故意性的行為問題，繼而引發母親更多的管制和約束，加劇了這一階段親子關係的緊張。
發展理論學者提出了兩個時機分析模型用以理解個體對於生命轉變事件的應對和調適。一是階段終止假設(stage termination hypothesis)，認為兒童的適應結果取決於在這一轉變到來之前個體的發展水平，因此年幼的孩子往往相比大齡兒童在適應身份轉變時會遭遇更多的困難;二是社會時機模型(social timing explanation)，強調轉變到來的時間是否與社會參照群體中的大多數相一致，是評價個體轉變合乎時宜與否的依據，因此生育間隔過大或過小都可能使得支持資源相對不足，從而增加兒童和父母的轉型壓力[22]。反過來，生育二胎前事先計劃以及良好的家庭資源條件等因素，都有助於使長子女獲得更好的情感支持，遭遇更少的適應困難。在家庭生態的特定格局之下，親子關係扮演著系統變動與第一個孩子調適水平之間的中介角色。父母能否採取適當的照料安排和教育引導來保護孩子的心理情感安全，對於長子女能否順利度過這一段成長時期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以家庭生命周期視角來看，生育二孩是家庭自然發展的正常事件，手足身份的獲得也是孩子成長過程中暗含的階段。然而，變遷中總是潛藏著壓力與挑戰，對於家庭和孩子來說，它既可能是發展的機會，也可能是成長的危機。在獨生子女政策時期，非獨群體並未得到重視，家庭再生育的微觀研究也較為缺乏。如今，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使得中國家庭的再生育問題攜帶著除了一般生育轉變以外的更多議題撲面而來，例如高齡父母育兒問題、雙子女教養問題、代際合作育兒與祖輩隔代教養問題等等，都是這一制度變遷之下家庭育兒的突出問題。幫助家庭獲得必要的能力和資源以實現從一孩到二孩的平穩過渡，是這一視角下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
4.代際關係:支持與衝突
現代社會的代際關係作為社會結構與自我主體性之間協商的結果，在獨立與依存之間不斷擺動與博弈。一方面，家庭在總體上呈現出核心化與小型化的變動軌跡，家庭主導關係逐漸由親子軸轉移至夫妻軸;另一方面，代際團結與互助正以新的形式而延續，出現了臨時主幹家庭、隔代撫養家庭、鄰住家庭、輪住家庭、拆住家庭等多元化的代際格局[23]。一般而言，子女進入育兒階段以後是代際聯繫最為緊密的時期，即便在代際結構相對鬆散的西方社會，父母和親屬網路仍是親代核心家庭進入第二次生育時期的重要支持來源。在中國，受到代際互動和支持傳統以及公共支持資源匱乏的疊加作用，祖代參與成年子女的家庭撫幼成為一種育兒常態，並且他們扮演的角色更為豐富，可能是支持者、協助者，也可能是合作者甚至代理人。中國家庭營養健康調查顯示，1991—2004年間有45%的0~6歲兒童與祖輩同住，在同住家庭中有10%為隔代家庭，三代同住家庭中老人所承擔的育兒勞動幾乎與孩子母親相當，總體上祖輩參與子代育兒的程度大大超過西方國家[24]。在生育二孩的問題上，風笑天等的系列研究顯示，祖輩的態度以及未來提供支持的可能對青年父母的生育意願有著顯著影響。此外，城市中超過六成家庭的老人表示願意照顧第二個孫子女，雙方老人都願意的超過四成[25][26]。這似乎預示，在中國家庭大規模地從一孩向二孩進行結構轉變時，生育主體的原生家庭也在很大程度上作為整體家庭系統的一個部分而主動或被動地捲入其中。
國內聚焦於雙子女撫育和祖輩參與的研究還比較缺乏。一般來說，祖輩們可能會以這樣幾種姿態介入到第二輪兒童撫育中去:(1)角色延續，持續扮演照顧者角色並將照顧對象從第一個孫子女擴展到第二個孫子女;(2)角色回歸，完成對第一個孫子女的照顧責任後短暫離場，又因第二個孫子女的到來回歸先前的照顧角色;(3)角色激活，未參與對第一個孫子女的照顧，但因各種原因而參與到第二個孫子女的照顧中，從而使潛在的照顧角色得到激活。當然，由於老人的健康退化、初次育兒參與的不良體驗、居住安排的變化或者其他的主觀或客觀因素，祖輩也可能在這一過渡中發生角色脫失，即承擔了對第一個孫子女的照顧責任，但不再繼續參與對第二個孫子女的撫育。由於以親代為主體的家庭系統可能包含的祖代家庭可以分別來自夫妻雙方，因此在家庭向二孩轉變的過程中，不論是祖輩的捲入還是退出，家庭關係格局和變動軌跡都相比單一的親代核心家庭更為複雜，這需要進一步的經驗研究予以揭示。不過，可以預見的是，陪伴成年子女進入二次生育周期的祖輩，同樣難以迴避這一過程伴生的照料負擔加重、多元家庭需求、內部關係衝突等問題對其造成的壓力。此外，由於祖代和親代之間往往存在著育兒觀念的差異和權力的競爭，祖代不僅能夠作為家庭內的支持者緩解系統轉變的緊張，也可能作為關係衝突的當事人而加劇家庭變遷的壓力。未來研究可聚焦於這一過程，探討家庭二次生育轉變之際代際系統重組的微觀機制。
總之，子女出生儘管被視為正常的家庭生命事件，但仍是一個蘊含著變遷與重組的危機性時刻，此時家庭能夠意識到自我重組的需要，並嘗試通過增進功能來應對情境的變化[27]。如同第一次生育一樣，家庭迎來第二個子女也是一場從個體成員到家庭整體的角色再塑與系統重組。在這一過程中，系統各個部分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同時也與外部更大的環境系統發生著互動與交流。具體而言，在家庭轉型的結構壓力之下，發生在家庭內部的系統交互主要有:(1)個人功能系統與婚姻次系統、親子次系統的交互，如女性壓力水平過高可能會增加夫妻衝突，也更易對子女採用嚴苛的責罰手段，而夫妻矛盾頻發和子女教養困難，也反過來會加劇女性的焦慮水平;(2)婚姻次系統與親子次系統的交互，如婚姻關係緊張會削弱親子依戀穩定性，長子女因原有親子模式受損而產生的行為問題，也會增加夫妻間的分歧和衝突風險;(3)親子次系統與手足次系統的交互，如母親減少對第一個孩子的關注和照顧可能引起其對弟弟或妹妹的排斥，而這種對立又可能引發母親對長子女更為強烈的管制;(4)原生家庭次系統與婚姻次系統的交互，如丈夫對母親意志的過度依從可能會使妻子感到不滿，而夫妻之間的矛盾衝突也容易造成婆媳關係的緊張。總而言之，家庭從一孩到二孩的過渡是一個連續且複雜的過程，生命周期視角和系統視角為我們認識這種變化提供了理論工具，而還原家庭變遷的微觀過程以及探索支持家庭的有效手段，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研究做出努力。
三、系統調適:內部重組與外部支援
家庭作為開放的有機體具有自身的規則體系、結構形態和交流模式，從而具有因應環境變化而自適應和自穩定的能力。生育二孩無疑是家庭進程中的又一次重大轉變，不過大多數家庭仍可以通過自身的積極調整來應對新的要求和考驗，從而完成過渡，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模式。青年夫婦作為家庭的主體，在角色調整和結構重組中扮演著核心角色。面對二孩出生帶來的家庭消費、子女照顧、關係協調等諸多問題，青年夫婦可以藉助對內調整關係模式和責任分工，對外調整工作安排和資源交換等方式予以應對。
國外學者曾總結了二孩家庭在照料安排上可能採取的適應策略，包括:(1)夫妻雙方交替承擔子女照料和家務勞動，以使各自獲得較為平等的責任分擔;(2)丈夫對第一個子女給予更多的照顧，以保證妻子有更充分的空間建立與第二個孩子的依戀關係;(3)丈夫在家務勞動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以使妻子有條件同時照顧兩個孩子[28]。相對而言，中國家庭中的父職參與相對不足，造成女性因為角色擴展而備受擠壓，不得不進行一定的自我調整來適應新的角色要求。當面對這一階段難以彌合的家庭與工作衝突時，許多母親選擇了犧牲職業發展，採取降低工作投入、階段性就業、兼職工作或退出工作等做法，以保障對家庭和孩子的投入[29]。除此以外，祖輩支援也是中國家庭的特有優勢。許多家庭中，親代與祖代通過調整自己或者孩子的居住安排而實現育兒合作，以大家庭模式承擔撫育後代的責任。總之，具有適當親密度和靈活性以及良好溝通機制的家庭，通常擁有最佳的功能水平和適應能力[30]。對於二孩生育安排，家庭應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充分協商和做好準備，以便在孩子到來後能夠進行及時的調整和配合，在提供儘可能理想的照顧的同時，保持家庭運轉的平衡和穩定。
除了家庭自身的運行狀態，資源的擁有情況也對家庭調適水平起著重要作用。家庭危機理論認為，家庭發展過程中的壓力事件不可避免，個體和家庭能否在危機或壓力情境中實現順利過渡，取決於是否擁有足夠的資源，包括經濟、教育、健康、心理等個體優勢，以及各種形式和來源的社會支持[31]。由於個體優勢屬於一種穩定性資源，家庭從環境中獲取的社會支持對於壓力的緩解有著更為立竿見影的效果。來自國外的研究證據顯示，生育二孩的女性獲得的支持越多，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抑鬱、焦慮、憤怒和疲憊等負面情緒越少。然而，由於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母親被認為擁有更多的育兒經驗，她們所感知到的社會支持水平要顯著低於初產母親[32]。這意味著，家庭特別是作為育兒主體的女性在第二次生育時期的支持需求存在著被低估的風險，這也是我們將再生育視為又一次的家庭轉型而非簡單複製初次生育經驗的立意所在。
當前，中國家庭幾乎承擔了養兒育女的全部重擔，在勞動就業和家庭照顧的雙重壓力之下，大多通過家庭內部的重心調整和資源支持來應對生育時期的諸多責任與挑戰。父母或親屬提供的勞務和經濟援助作為青年夫妻最主要的育兒支持，實際上仍是家庭資源在系統內部的流動。在城市化弱化了社區團結、市場化加劇了階層分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家庭能夠從鄰里和服務市場獲得的支持資源極為有限。與此同時，由於我國家庭政策依然停留在以救助和補缺為導向的框架之下，來自公共福利系統的支持也十分匱乏。女性就業保障的不足、育兒假期政策片面的性別指向、公共托幼體系的嚴重缺失等制度現狀，都妨礙著公領域資源向家庭私領域的流動。當國家和社會所能為家庭提供的保障和支持狀況成為干擾家庭再生育意願的一項因子時，全面二孩政策不僅意味著家庭需要基於自身的資源狀況和調適能力做出生育選擇，同時也要求國家和社會層面制度配套的加快建設。
四、小結
從家庭在整體關係格局和個體角色功能上的變動來看，生育第二個子女並不僅僅是家庭規模的簡單擴增，也並非是第一次生育經驗的照搬複製，而是所有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系統轉型和結構重組。以微觀視角審視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家庭在向新的生態格局過渡時所產生的緊張與壓力。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家庭可以通過發展不同的調整策略來適應轉型要求，變遷的動蕩也會隨著家庭尋找到新的平衡時而消退。然而，受到功能程度和資源水平的限制，對於許多家庭而言這個過程並不輕鬆，甚至充滿危機，進而影響著家庭的生活質量和子女成長乃至家庭穩定。而置於中國當前的背景之下，這一在其他文化中看似自然的家庭生命事件還會衍生出一些特殊的議題。在計劃生育政策的束縛持續了三十年之久後，對許多具有生育可能的夫婦來說，生育權利的獲得並非發生於家庭生命的理想時點;另一方面，匆忙做出的生育安排可能缺少充足的心理與資源準備，從而使得高齡生育、工作與家庭衝突、雙子女教養等問題更顯突出。
從一孩到二孩的過渡與轉型，是家庭與社會系統共同建構的結果。考察這一過程中的家庭變動與調適，是分析再生育實踐微觀機制的關鍵路徑，也是認識全面二孩政策效應的一個獨特視角。更重要的是，從家庭出發有助於更好地回答在促進生育轉變和人口發展的進程中，作為生育主體的家庭需要怎樣的制度保障和支持系統來緩解壓力，以實現再生育的順利完成。這是全面二孩制度之下討論國家責任和政策制定的重要議題，需要更多的研究關注和經驗探索。
劉婷婷: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講師，社會工作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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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發於《中國青年研究》,經本公眾號重新排版,引用請上中國知網下載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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