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詡「天朝上國「的清廷為何懼怕外國公使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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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6月23日夜，紐約市的一家飯店內，燈火輝煌。200餘名賓客中有紐約州州長、紐約市市長、美國國會議員、美國和法國海軍上將，各國使節和學者、記者，他們在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外交使團舉辦歡迎晚宴。一陣觥籌交錯後，一位美國人從一群身著清朝官服的使臣中站起來，滿懷激情地發表演講，說中國「已經做好了將你們的文明嫁接在她古老文明之上的準備」，「願意和你們開展貿易和買賣，幫助你們砸碎貿易的壁壘」。這位代表中國向美國的商業和宗教敞開懷抱的人就是中國首位外交公使——美國人蒲安臣。

為什麼清政府派出的第一個外交使團，要由老外擔任「團長」，這背後有哪些蹊蹺呢？

在今天看起來外交上再正常不過的兩國互派使節，在清政府看來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猶如生死一般的天大災難，當然也掀起了巨大的波浪。

1873年6月29日， 英、法、俄、美、荷、日六國使節在紫光閣以西禮覲見同治帝。此圖為 1873年9月27日《倫敦新聞畫報》（第63卷）插圖，描繪的就是同治帝接見外國

公使及領事的場景

咸豐最恐懼的條款

1854年，英法美三國向清廷提出「修約」，其中都要求公使駐京。咸豐帝對這一條款深感恐懼，極力反對，認為這樣會嚴重損害自己的尊嚴和威望，會給「天朝上國」帶來「肘腋之變」，表示「絕不讓步」。

1858年，清黑龍江將軍奕山擅自與俄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簽訂《璦琿條約》，割讓黑龍江以北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並將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土地劃為中俄共管。咸豐帝不僅不追究，反而向與英法談判的桂良下旨，要求俄國外交官普提雅廷從中斡旋，「可藉此一事，告知俄酋，惟中國與爾國，二百年相好，故能如此優厚」，「今俄國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龍江定約。諸事皆定，理應為中國出力，向英、佛（法）二國講理，杜其不情之請，速了此事，方能對得住中國。」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俄國本來就想借片面最惠國待遇「一體均沾」，自然是期望從英法侵略中獲得好處，斡旋自然以失敗告終。談判中，桂良向咸豐表示，即便對「公使駐京」不可容忍，至此軍事危局，也不得不虛晃一槍，作為緩兵之計：「倘能善為羈縻，即有數十夷人在京，尚易防範，且目前不往，暫將兵船退卻，使我稍舒一步，再圖設法布置，亦尚有措手之時。」

雖是「緩兵之計」，卻也引來清廷內部的一片哀號之聲，吏部尚書周祖培、刑部尚書趙光、工部尚書許乃普等十餘人甚至聯名上奏，提出「公使駐京」之「八害」，還特別指出：「該夷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即欲為生聚教訓之謀，不可得也。請皇上宸衷獨斷，決不準行，天下幸甚!」咸豐皇帝則強調外國公使駐京是只准暫住，而且「一切跪拜禮節，悉遵中國制度，不得攜帶眷屬」；如果英、法兩國以條約為依據一定堅持其公使常駐北京，則他們「必須更易中國衣冠」；同時又要中方談判代表改訂部分條款。

《天津條約》以法律的形式把公使駐京確定下來。但條約簽訂後，英法兵船剛撤離天津，咸豐帝就想修改條約。1859年2月25日的上諭中說道：「……駐京一節，為患最巨，斷難准行。」他一面派桂良前往上海廢約，不惜以「全免關稅、開放鴉片煙禁」等「大皇帝新恩惠」來換取取消該條款，一面又在天津海口一帶積極設防表示廢約決心。當時清朝的海關年收入為銀數百萬兩，這在財政困難的咸豐朝已是不小的收入。至清朝後期，海關年收入為銀兩三千萬兩，占清朝財政收入的1/4。若此策執行，清朝的財政至同治朝即已崩潰，其命脈也不可能維繫至20世紀初。

1858年6月26日 , 桂良、花沙納與英國代表額爾金正式簽訂了中英《天津條約》，條約中首次提出「公使駐京」的要求。此圖為1858年10月2日《倫敦新聞畫報》（第32卷）插圖，描繪的是中英《天津條約》簽訂的場面

同樣，英法也認為所得到的利益太少，拒絕按清政府規定的線路及要求換約，而堅持帶兵進京換約，於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戰火重燃。然而，面對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的嚴峻局面，清廷再次妥協，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換約條件。但就在停戰協定即將簽訂之際，1860年9月18日，時任英國使團中文秘書巴夏禮突然提出，在正式條約簽訂、雙方換約的時候，必須向咸豐皇帝當面遞交國書。

這一要求恰恰戳中了清廷的痛處，這是咸豐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堅決認為這是「國體所存，萬難允准。該王、大臣可與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之決戰」。於是，清軍方面不僅終止談判，還讓僧格林沁一舉拿下前來談判的巴夏禮及英法人員39人。

巴 夏 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 年），19 世紀英國外交官

10月8日，英法決意進軍北京，清廷危急之下不得不釋放巴夏禮等8人，其後被扣押的英法人員也陸續被放回。但據英法方面記載，39名被扣人員這時候活著的只有19名，其餘諸人都在圓明園內受折磨或生病死去。接下來，英法以此為借口縱火焚燒了圓明園，犯下毀滅人類文明的滔天罪行。清政府也不得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其後簽訂的中英《北京條約》第2條規定「大英欽差大員應否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侯本國諭旨遵行」。至此，清政府在萬般無奈下，才同意西方所要求的「公使駐京」。

首個外交使團

儘管兩次鴉片戰爭清廷都慘敗，清朝統治者的唯我獨尊、昧於外交的毛病依然未變，在對外交往中仍死抱著「理藩外交」的思想和模式。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西方列強的駐華公使相繼抵達北京，建立使館。可清政府在對外派駐使節問題上猶豫不決。究其原因，首要的顧慮還是禮節問題。因為此類使節若向洋人首領行跪拜禮，這有礙於大清帝國的尊嚴；如果按西方禮節行禮，那將來外國駐華使節在面見中國皇帝時便有借口不行跪拜禮，這會使得維護清帝國至尊之體的最後一道屏障不攻自破。咸豐皇帝便因「恐外使入覲」而「延遲回京」，最後病死於熱河行宮。辛酉政變，年幼的同治即位，慈禧垂簾聽政，清廷便以「皇帝年幼，未親裁大政，母后攝政，不便示人」為詞拒絕公使入覲。

根據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10年後雙方可以對海關稅則和通商條例協商修訂。有了上一次修約的教訓，清政府擔心屆時可能引起新的衝突，需要提前作準備。當時，清政府已深深感覺到：「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熟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但使臣的遴選和中外禮儀糾葛成為兩大難題。無論未出過國、不通外語的總理衙門官員，或是毫無外交經驗的同文館師生，都不堪當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或致狎而見辱，轉致貽羞域外，誤我事機。」正在大清帝國上下為此愁眉不展之時，一個在他們看來的合適人選出現了。

1867年11月的一天晚上，總理衙門正在舉行一場宴會。宴會原本是為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餞行，恭親王奕、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大臣文祥作陪。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其著作《花甲記憶》中，對這次晚宴記錄道：

在雙方真誠地大談一番遺憾之後，蒲安臣說願為清廷做些糾正誤會的事。「那方面有許多事情要做」，恭親王問道，「你是否取道歐洲？」蒲安臣說是，親王遂請他斡旋於巴黎和倫敦的朝廷，尤其是後者。這時總是作為主要發言人的文祥，卻擴大了所作代表的性質，加了一句，「簡言之，你將是我們的公使。」親王插言道：「假如一位公使可以服務於兩個國家的話，那麼，我們很高興你作為我們的使節。」

就這樣，前美國公使蒲安臣搖身一變，成了中國的駐外公使，他的官方稱呼是中國外交使團的「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同時，清政府還任命記名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賞加二品頂戴」，也以同樣的名義，會同蒲安臣辦理中外交涉事務。為了不得罪英國和法國，尋求列強之間的平衡，又特地聘請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柏卓安和法籍海關職員德善分別擔任「左協理」和「右協理」。此外，使團還包括中國隨員、譯員（大部分是同文館學生）等共30多人。

1868年，蒲安臣（中立者）率領的首個外交使團在華盛頓的合影，蒲安臣右坐者為志剛，左為孫家谷

弱國也有外交

繼英國之後，清政府又相繼向日本、美國、秘魯、西班牙、法國、俄國等派遣公使。從光緒元年（1875 年）郭嵩燾銜命出使，至宣統三年（1911 年）清室覆亡，清廷派駐國外的使節人數，據錢實甫先生編纂的《清代職官年表》及故宮博物院與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清季中外使領年表》的統計，計有67人。

1879年1月，繼郭嵩燾之後，曾紀澤抵達倫敦成為第二任中國駐英公使。曾紀澤是曾國藩的長子。1872年曾國藩去世，33歲的曾紀澤在家為父守墓，靠著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漢對照的《聖經》，開始自學英文，後來達到了能用英語交談，用英文寫詩的程度。他在任上積極展開對英國的外交，還藉助英國禁煙運動的聲勢，與禁煙協會保持密切聯繫，終於迫使英國政府同意鴉片稅由原來每箱30兩增加到稅厘並收110兩，雖然沒有實現禁煙的最終目標，但是至少短期內為國家增加了稅銀620多萬兩。他還積極主張派人出國留學，為開通社會風氣做了許多工作。

郭嵩燾（1818—1891年），中國首位駐外使節

曾紀澤出使西方8年，先後擔任駐英、法、俄國公使，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像曾紀澤一樣，晚清的駐外公使們在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走出國門，在國外雖飽受屈辱，但他們中的許多人憑藉自己的實踐經驗、嫻熟的外交技巧和方法，也在為捍衛國家利益而努力。

曾紀澤（1839—1890年），曾國藩長子，著名外交家

但是，外交畢竟要以國力作為後盾，近代中西實力相差懸殊，雖然這個外交群體偶有閃光之處，卻實難奢望其能有更大的作為。由於清廷愚頑守舊、封閉落後，在不平等條約體制下，作為其政策執行者的晚清駐外公使，在大多數場合下，抗爭屢遭失敗，喪權辱國亦在所難免。

使才的更新換代

甲午戰後，外交越來越棘手，界務、僑務、商務、礦務等問題不斷湧現，急需專門外交人才加以應付，隨著時勢的發展，使才更新換代實乃必然，傳統士人逐漸為新式學堂及留洋學生所替代。

新式人才出任駐外公使，在國際上出現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外交官形象。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的羅豐祿在1897年成為中國駐英公使，他不僅熟知歐洲的風習禮儀，而且精通英語口語。李鴻章訪問歐洲時受到歐洲各國顯貴的一致讚揚，這多半要歸功於羅豐祿，正是羅豐祿將李鴻章在招待會上的致辭翻譯成英語的。伍廷芳15歲開始學習英文，此前已經在新加坡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1873年遠赴英國學習法律，成為第一個被允許進入英國法律界的中國人。

任駐美公使期間的伍廷芳，1896年伍廷芳被清政府任命為駐美國、西班牙、秘魯公使，簽訂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中墨通商條約》

不過，此時清廷氣數已盡，在革命風起雲湧、人心思變之際，晚清部分駐外公使出於忠君思想或對革命的疑慮，退出了政治尤其是外交舞台，但更多的公使經過西方文化的洗禮，順應歷史潮流，擁護共和，成為晚清政壇的一股清流。民元之初，所有出使大臣一律改稱外交代表仍留駐各國，繼續在外交方面發揮餘熱，更有不少人成為民國外交舞台上的風雲人物，為修改不平等條約、爭取大國地位做貢獻。

（參考資料：呂厚軒主編《中國近現代外交史》；茅海建《近代的尺度：兩次鴉片戰爭軍事與外交》；鄧海成《從公使駐京看19世紀中葉清政府的對外認知》；楊博《「客卿」蒲安臣》；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唐華彭、潘強《清朝「公使駐京」與宗藩制度的瓦解》；馬彥麗《晚清中國公使出洋問題分析》；馬一《新視野下晚清駐外群體之評價》等）

註：本文為國家人文歷史原創，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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