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靠一個單純的信念過活

2017

諾貝爾

文學獎

★ 10月5日，日裔英國籍作家石黑一雄獲得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石黑一雄的小說「有強烈的情感力量，挖掘了人類與世界虛幻聯繫下的黑洞」。村上春樹繼續「陪跑」。

★相較於村上春樹、東野圭吾等日本作家，石黑一雄在中國的知名度並不算特別高。大家相對熟悉的是他在1989年榮獲布克獎的小說《長日將盡》，曾在1993年被改編為電影《告別有情天》——由執導過《窗外有藍天》的詹姆斯·艾佛瑞導演，老牌藝人安東尼·霍普金斯和埃瑪·湯姆森主演，並獲得電影奧斯卡金像獎8項提名。

★ 石黑一雄的作品不是很多，但他的文筆和風格為他贏得國際的承認。他最初的小說均以第一人稱寫作，細膩刻畫人物內心世界的孤獨、壓抑、自欺與不安，雙重敘事策略起到了解構敘事者自我身份的奇特效果。

巴黎評論

「我和我的妻子曾開過這麼一個玩笑：有個記者要採訪我和我的第一本小說，我的妻子說你為什麼在他問嚴肅問題的時候裝作是我的管家呢？我為此樂了好久，打那時起，我開始迷上『管家』這個隱喻。」採訪一位作家，一位自稱「管家」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既有著純正好聽的英倫腔調（但他忍不住自嘲自己的日語爛到「嚇人」），也保留著日本味道的得體禮儀。短短的訪談中，他娓娓向我們道來他的生活細節、他的人生經歷、他的自我反思與生活吁嘆。1954年出生於日本長崎的石黑一雄，在五歲那年，就隨著家人搬到了英格蘭南部的吉爾福德（Guildford in southern England）小鎮。像著名的移民作家、魔幻寫實主義作家薩爾曼·魯西迪（Sir Salman Rushdie）和諾貝爾獎得主維·蘇·奈保爾（V. S. Naipaul）一樣，石黑一雄的作品廣受讚譽，先後獲得英國惠特布萊德獎、布克獎以及大英帝國勳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並且頻頻被改編成電影搬上熒幕。

記者：你小時候就喜愛閱讀嗎？

石黑一雄：在我剛離開日本時，一個名為「月光假面」的超級英雄非常出名。我常常站在書店，試著記下少年漫畫上每一個關於他冒險的圖像，接著我就回家畫我自己的。我讓我母親把畫紙都釘起來，使得它們看起來有點書的樣子。當我兒時在吉爾福德，我只讀過英文的《看和學》（Look and Learn）漫畫，它是英國兒童的教育用書，相當無聊的文章，我一點也提不起興趣。我喜歡有一個現在也可能存在著的，日語版的《看和學》，內容充實，材料豐富，對我來說也有趣的多。通過這些書我了解到流行的人物形象，再比如，一個日本版的詹姆斯·邦德，一個蠻有意思的漫畫人物——雖然名字一樣，但和伊恩·弗萊明或是肖恩·康納利的「邦德」幾乎不同。英國中產階級將邦德視為現代社會之惡：糟糕的電影和下流的語言、沒有任何道德感的主角、火辣的比基尼女孩、腐蝕文化。而這些出現在日本的合法化教育語境中，讓我看到了十分不同的文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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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你在學校有過任何寫作嗎？

石黑一雄：有的。我去的州立小學正在實驗一種現代化的教學方法，在六十年代中期，我的學校得意於它沒有絕對的「課程」概念。你可以去清理手動計算器，製作奶牛陶器，或是創作故事。最後這個廣受喜愛，因為可以與他人交流；你寫一點兒，然後交換大聲朗讀彼此的作品。當時，我創作了一個角色叫做「西尼爾先生」（Mr.Senior），與我朋友的童子軍領隊同名——我覺得它特別合適一個間諜。我閱讀夏洛克·福爾摩斯並受到極大的影響；我還模仿了一部維多利亞偵探小說的敘事結構。為使我們的作品跟書店櫥窗中的出版物極其相近，我們在封面上穿孔並在封底摘錄報紙評論。

記者：這種經歷是否影響了你成為一個作家？

石黑一雄：它的確很有意思，還讓我意識到寫故事是件輕鬆事，並且這種想法一直跟隨著我。我從未被「編造故事」的想法唬住，因為當你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人人都會覺得寫作並沒有那麼難。

記者：你在偵探故事之後，什麼又令你著迷呢？

石黑一雄：搖滾樂。在夏洛克·福爾摩斯後，我直到二十多歲才又開始閱讀。但我從五歲就一直彈鋼琴，十五歲的時候也摸過吉他，接著我開始聽流行唱片——超級棒的那些，那時我才十一歲。我第一張真心喜歡的唱片是湯姆·瓊斯（Tom Jones）那張唱著「故鄉綠色的，綠色的青草地」（「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瓊斯是個威爾士人，但這首歌唱的是牛仔生活。我有一個小型的索尼台盤式錄音機，我的父親從日本買給我的，我會直接從廣播上錄歌，就像是現在的下載音樂，我會竭盡全力辨別每一個單詞從嘈雜的嗡嗡聲中。然後我十三歲了，我買了一張剛發行的《約翰·韋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那是我第一張迪倫的唱片。

記者：為什麼喜歡它呢？

石黑一雄：（歌中的）文字。鮑勃·迪倫（Bob Dylan）是個傑出的作曲家，我一聽就知道。有兩件事我至今都引以為豪，一是辨別一段好歌詞，一是辨別一部好的牛仔片。迪倫的歌詞，我覺得是我第一次接觸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或是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文本。然後我發現了萊昂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他的歌詞很講究文學技巧，同時他還出版了兩部小說和幾部詩集。作為一個猶太人，他的意象是天主教徒式的，到處是聖人和瑪利亞。他像是一個法國歌唱者，我認同音樂家常常是相當自負的：自己寫歌，自己譜曲，自己編排。我覺得這一切都誘惑著我，催使著我開始寫歌。

記者：你的第一首歌是什麼？

石黑一雄：它有點像萊昂納德·科恩（的歌），我記得開頭是「你是否永不再睜開雙眼，在我們生活和嬉鬧的海岸」（「Will your eyes never reopen， on the shore where we once lived and played」）。

記者：這是一個愛情歌？

石黑一雄：迪倫和科恩音樂中的吸引力之一，就是你不會知道它是唱什麼的。你拚命著去表達自己，但你總是遇到你無法完全理解但必須假裝明白的事情。在一個人年輕的大部分時間裡，你羞於承認，但生活就是這個樣。他們的歌詞中都莫名地包含了這一點。

記者：回過頭看看你的第一部出版作品《遠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現在有什麼不一樣的感受嗎？

石黑一雄：我很喜歡它，但我仍覺得它令人困擾。結尾幾乎就是個謎，如此令人不解的程度下，我卻沒看到任何有藝術價值的收穫。它可以說是缺乏經驗，錯誤判讀了顯而易見和微妙無比的東西。即使當時，結尾也令我不甚滿意。

記者：那是什麼激發了你的第二部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關於一個和平年代被戰時軍國主義困擾的畫家的故事呢？

石黑一雄：《遠山淡影》中有一個支線情節，講述了一位老教師重新思考他一生所構建的價值觀。我告訴自己，我將會寫一整部小說來描述一個人的這種狀態。因此，便有了本書的寫作；再後來，還有了《長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的出版。我看著《浮世畫家》在思考，這個關於荒蕪人生的主題揭示，在個人職業已經淋漓盡致，但卻沒有涉及個人生活。當你年輕的時候，你在意的都是你的事業，最終你會意識到這之後人生的一部分耳。這便是我的感受。我還想把這一切再寫一次：你是如何荒蕪了你的擇業能力，是如何荒蕪了你的個人生活。

記者：你為何決定日本不再是一個適合故事的設定背景？

石黑一雄：在我開始（寫作）《長日留痕》時，我發現我想要寫作的本質是一種運動。

記者：在那本書中以及許多你的小說中，主人公似乎都在一瞬間失去了他們的愛情。

石黑一雄：我不認為是否是一瞬間。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錯別了很長的距離。他們可能回過頭然後發現，在某一時刻，一切可能完全不同。他們的思考吸引著我們：天啊，這就是盤根錯節的命運。但實際上，不只是愛情，他們錯過了還有生活中更為重要的東西。

記者：你為什麼讓你（筆下的）人物們，「前赴後繼」地這樣做呢？

石黑一雄：沒有對我個人進行精神分析，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如果一個作家告訴你為什麼他一定要重複一個主題，你最好永遠不要相信他（她）。

記者：《長日留痕》榮獲布克獎後，你有沒有因這一成功而發生改變？

石黑一雄：當我出版《浮世畫家》的時候，我仍是一個默默無名的作家。一夜之間一切都變了，出版六個月後，它先後提名布克獎，獲得惠特布雷德獎；就在這時，我決定買一台留聲機。突然之間，我幾乎不認識的人紛紛來邀請我們（和妻子）共進晚餐。你對你的生活幾乎失去了掌控。直到三年後我獲得布克獎時，我才學會了委婉地謝絕。

記者：作家的公眾生活，比如說圖書巡講和採訪等等，有沒有影響你的寫作？

石黑一雄：顯然，它在兩個方面影響著一個人的寫作。首先，就是它佔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另一點，你要花費很長時間經受富有見解之人的考問：為什麼你的作品中總有一隻三腳貓，或是解釋一下對鴿子派的痴迷…其實，許多東西是無意識進入你的創作之中，至少對這些東西的感性回應本來就是不可解的。有些作家就處理不好，變得敏感而又易怒。這確實對你的寫作會有影響，你坐下來寫，並且思考，然後開始變得更加刻意。

記者：你寫作的時候，你會不會自覺想到一些譯者可能遇到的問題呢？

石黑一雄：當你處於世界不同地域時，你尷尬地意識到有些文化概念根本沒法兒翻；有時你需要花四天時間對著丹麥人解釋一本書。我尤其不喜歡用品牌或是其它文化參照詞，因為它們不僅在不同地方交流不通，也經不起時間的變遷。三十年後，它什麼都不是了。一個人的寫作不僅是給不同國家的人看，更是寫給不同的時代。

記者：你有寫作計劃嗎？

石黑一雄：我常常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六點寫作，我使自己盡量保持在下午四點前不受郵件或是電話的干擾。

記者：你一般寫作會有幾稿？

石黑一雄：我幾乎沒有超過三稿的時候；但必須說，有個別段落我真的是寫了一遍又一遍。

記者：你如何回應困惑不解的評論家，比如說針對《無可慰藉》（The Unconsoled，1995）的那些？

石黑一雄：晦澀難懂絕不是我的本意。我力圖保證小說的清晰，考慮到它是追溯著夢的邏輯。在夢中，一個角色可能被不同的人描述，我的這種寫法必定會導致或多或少的迷惑。但是，我一個字都不會改動；那是我當時寫作的感受，我認為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我被問到最多的便是這一本，當我做書籍巡展時，我就知道要有好多晚上談論它，特別是在美國西海岸。學界對這本書的探討也遠遠要多於其它。

記者：談到《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你是否和許多評論家一樣，覺得這部小說很晦暗？

石黑一雄：實際上，我一直把它看作是我最振奮而又愉悅的作品。在過去，我常寫主人公的失敗，他們其實是對我自己的警示，是一些「不要這樣過日子」的書。《別讓我走》第一次使我關注一些人類的積極樂觀層面。好吧，他們可能有缺陷，會陷入人類通病的嫉妒卑鄙等等。但是，我想表現的是三個本質上非常正派的人。當他們最終意識到年歲將盡，我希望他們不會只想著地位身份或是私人財產，而是關心他人並且矯枉過失。因此，於我而言，這本小說是在展示人類的積極性，而非我們道德的薄弱面。

記者：你實際上，是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粉絲」。

石黑一雄：沒錯。我還是狄更斯、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威爾基·柯林斯的粉絲。我最早在大學閱讀的就是這些純正的十九世紀小說。

記者：你為什麼喜歡呢？

石黑一雄：在現實主義意義上，小說虛構的世界或多或少與我們所處的世界有所相似；同時，你也可能迷失於其中。（我）對於敘事很有把握，因其使用了傳統的劇情、結構、人物的寫作方法。由於我兒時讀的不多，我需要一個厚實的土壤：夏洛特·勃朗特的《維萊特》（Villette， 1853）和《簡·愛》（Jane Eyre， 1847）；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部恢弘巨著；契訶夫的短篇小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1863-69）；查爾斯·狄更斯的《荒涼山莊》（Bleak House， 1852-53）；還有六部簡·奧斯汀小說中的五部。如果你閱讀過這些，你將會擁有一個非常紮實的根基。對了，我還喜歡柏拉圖。

記者：為什麼？

石黑一雄：在他大部分和蘇格拉底的對話中，一些自認為通曉一切的人經過，蘇格拉底便坐下來與之相駁。這看起來具有毀滅性，但其實什麼是善的本質是難以捉摸的。有時候，人之一生都靠著一個單純的信念過活，哪怕是不正確的。我早期的書講的就是這類自以為明白的人。因為現代沒有蘇格拉底，他們便成了自己的蘇格拉底。在柏拉圖對話錄中有一段，蘇格拉底說，理想主義者常常在兩三次打擊後就變得厭世。柏拉圖表示這其實就像是對善之意義的探索；當你碰壁時，不應感到破滅或是失望。你應該發現的是，縱使探索過程百般艱辛，你仍需初心不減，一往無前。

轉自/巴黎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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