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與光武復國——士大夫與漢室的分分合合｜文史宴

孫見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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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之亡，從軍事、民生等方面來看似乎都沒有必亡之理，故而王船山先生感嘆「國恆以弱滅，漢獨以強亡」。但是西漢畢竟滅亡了，自有其滅亡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危機。

漢代雖然國家權力極強，但皇權遠不像後世那樣理所當然，漢武帝幾十年的暴政以後，要求漢朝禪讓之聲不絕於耳，是士大夫促成了王莽奪權，而光武復國則一面藉助士大夫之力，一面也試圖加以馴服。

近期漢史專題：

從元壽二年（前1年）漢哀帝駕崩，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馬，到建武十三年（37年）光武帝統一全國，這前後大約是四十年左右的時間。時間雖然不長，但這中間卻歷經了西漢、新莽、東漢三個王朝，發生了王莽篡漢、赤眉綠林起義、新朝覆滅、漢室重建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變動與社會動蕩。

對於這一時期的歷史，實際上可以採用漢室與士大夫階層的離合這一視角來貫穿該時期政權交替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西漢亡於政治文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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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之亡與中國歷史上其他統一王朝的覆亡都不相同，它既非亡於外族入侵，也非亡於農民起義 ，而是亡於政治和文化上的危機。細言之即漢室在西漢後期的改制運動中格於形勢，少有成績，從而在這一場運動中失去了主動權，更使得士大夫群體對漢室大失所望，轉而支持王莽，最終促成了王莽篡漢。

而當光武帝即位之後，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正是如何將漢室與士大夫重新相結合。

《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載其建武七年請廣選博士書云：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合，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

《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准傳》載其於鄧太后臨朝時所上疏雲:

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漢光武帝自建武元年即皇帝位到建武十三年才徹底完成全國的統一，在此期間他先後收降赤眉、平定山東、收復隴右、攻取巴蜀、納降盧芳，確實可以說是「東西誅戰，不遑啟處」。在給岑彭的敕書中，甚至感嘆「每一發兵，頭髮為白」（《後漢書》卷十七《岑彭傳》），其用兵之勞苦可知。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百廢待興，諸事紛繁的情況下，光武帝依然以極大的熱情於建武四年正月議立《費氏易》與《左氏春秋》博士，並於次年在洛陽設立太學。而當時社會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建設太學甚至需要「諸生吏子弟及民以義助作」。

平日里他更是「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前人對此多從光武帝早年曾入太學，愛好經術，以及南陽功臣多儒者的角度予以解釋。如此理解固然不錯，但似乎猶有未達。

光武帝對太學的建設異常重視，當年十月自魯地返回洛陽後立即親幸剛剛落成的太學，並對博士弟子俱行賞賜，此後又採納朱浮的建議擴大選用博士的範圍。而各地的經師大儒也紛紛「抱負墳策，雲會經師」（《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轉序》），一時之間洛陽太學儼然成為全國學術的中心。

但是很快，到了明帝即位之後，由於新建的辟雍落成，自幼深受經學教育的明帝居然「欲毀太學」（《後漢書》卷四十八《翟酺傳》），賴太尉趙憙的勸說，才得以保留。不過三十年的時間，太學就從全國學術中心跌落到了要被廢除的地步，這背後的原因絕非帝王個人好惡那麼簡單。

西元8年，王莽代漢建新，宣布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制」。

如前所論，西漢的覆亡很大程度上源於漢室無法完成改制以致太平的時代任務，因而被士大夫階層所拋棄，轉而支持王莽。但是王莽依照經義而舉行的改制在短短十幾年間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這也意味著自元帝「純任德教」以來不斷高漲的儒家理想主義政治的完全破產。

禪讓

在西漢可以光明正大的提

政治現實要求繼起的政權回歸西漢中期的理性行政，但同時也要求繼起政權崇儒尊經，任用儒者，團結士大夫群體。而這一點，更始政權和赤眉軍並沒有意識到，但劉秀卻看到了其中的關鍵。

故而當「王葬、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的時候，劉秀能夠「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懷協圖書，遁逃林藪」的各地經師學士們，「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轉序》）。

對於民意基礎並不廣泛，需要一面靠武力四處征伐，一面用爵祿招降納叛的劉秀集團來說，能夠形成這樣的局面著實不易。因此劉秀才急於在「宮室未飾，干戈未休」的狀態下議立博士，興起太學。

要知道當時社會上雖然有「人心思漢」的思潮出現，但是時間並不久，而且一開始人們所嚮往的是劉玄的更始政權，若不是其太過暴虐無能，劉秀未必能有機會。

而劉秀及其繼任者有一點與西漢諸帝的不同之處在於，西漢諸帝自武帝以來，雖然對儒學的推崇程度有所不同，但與儒者之間的關係都脫不了一個「用」字，皇帝本身不會參與到經學活動中去。

即使如石渠閣會議，也是由蕭望之主持，宣帝所提出的問題是由黃門侍郎梁丘臨整理後提出，即所謂「奉使問」，宣帝本人並沒有親身參與。《宣帝紀》所說的「上親稱制臨決」，很大程度上是由「蕭望之等平奏其議」，然後草擬制書，宣帝畫可而已。偶有分歧太大，蕭望之等人也評議不了時，才由宣帝親自裁斷。

然而這畢竟是極個別的情況，在絕大多數時間裡，西漢諸帝與士大夫之間的聯繫不過「利祿之途」 而已，即夏侯勝所謂「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經學不明，不如歸耕」（《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

而東漢諸帝則不然，光武帝不但曾經在太學受《尚書》，而且時常與眾臣談論經義至深夜，建武四年正月議立《費氏易》與《左氏春秋》博士時，光武帝親自主持會議，范升與陳元反覆辯難，上奏十餘次，他也一一親自批閱。明、章二帝更是在辟雍親自講經，「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後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傳》）。

這絕非是光武太學出身，或是三帝個人喜好的原因。而是東漢的皇帝們在有意地通過這一系列的行為，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經生，一個士大夫的形象。

如果說光武帝與大臣談論經義還帶有一定的私人性質的話，那麼自明帝以後，講經禮已經成為定製，通過制度性規定不但將皇帝塑造成士大夫們中的一員，而且還要藉此樹立皇帝作為最高經師的文化權威地位。皇權不但要與士大夫相融合，更要領導士大夫，以避免西漢覆滅的情況重演。

退功臣而進文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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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另一項重要的舉措就是所謂的「退功臣而進文吏」。

《後漢書·光武帝紀》將「功臣」與「文吏」相對，可知此處的「文吏」是與軍事功臣相對的文官群體，既包含了文法吏，也包含了經生儒者。

兩漢之際，士大夫政治正在興起，士大夫的入仕態度也更為積極，但與此同時，士大夫入仕的機會反轉而為難，這本是正常的現象，但如果掌控不好則容易引發士大夫群體的不滿。

而光武帝的建國道路也不同於高祖，光武帝即位之後全國範圍內還有十餘個割據政權，光武帝不得不一一征討，而且征討之後已經不能像西漢開國時那樣分封異姓王前往統治，只能是由軍事功臣們攻城略地，而後派遣文官去組織政府，建立政權。

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朝廷還是地方，各主要官職都不得不由文吏出任。這也正是衛廣來師所說光武帝面臨的歷史大背景是士大夫政治興起，而東漢自身這樣的建國道路則是現實小背景。

在這樣的大小背景之下，光武帝所能選擇的餘地其實很小，最佳的選擇就是以高爵厚祿封賞功臣，同時將他們移出政府，而將所有官吏的職位全部留給文吏。

當全國基本統一後的建武十三年，光武帝就開始了全面的退功臣，進文吏改革，列侯不再擔任任何一級的政府官吏，西漢以來的宰相封侯制度徹底終結，官、爵完全分離，拓寬了東漢政權的社會基礎。

而此時全國大小文武官吏職位約十五萬個，原則上全部向列侯以外的社會成員開放，其對於入仕慾望高漲，但入仕難度大增的士大夫群體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至此，光武帝通過興太學以號召，進文吏以招攬，講藝論道以融合，三管齊下，將士大夫與皇權捆綁融合為一體，實現了士大夫與漢室的重新結合。

然而，單純的結合還遠遠不夠，光武帝還面臨著其他棘手的問題。

首先，是政治現實要求他停止西漢後期以來「純任德教」而形成的理想主義政治，向西漢中期的理性化行政回歸。其次，是士大夫政治的興起以及南陽集團的經學背景，都要求他繼續崇儒尊經，任用儒者，並且改革漢家制度中的「霸道」成分。

這是一組互相矛盾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進用的文吏本身就包含了儒者與文法吏這一對矛盾。如果這兩對矛盾不能解決，勢必會嚴重影響東漢政權的穩定。

因此光武帝與明帝一方面大興儒學，闡揚經術，另一方面又「躬好吏事」（《後漢書》卷三十三《朱浮傳》），對於官吏以苛刻為能，迫使儒者兼習吏事，文法吏受學經術，從而促使二者合流，形成東漢的士大夫階層，進而奠定此後士大夫政治的基礎。

反映到學術上，便是東漢的儒生們「不為放言高論，謹固之風起而恢宏之致衰，士趨於篤行而減於精思理想」，這樣的學風變化，自然不利於講求微言大義，重視明經致用的今文學。東漢古文學的興起，固然有今文學變質、僵化、墮落的原因，但社會上這樣的一種學風變化，所起到的關係亦不小。

另一方面，「退功臣」之舉實際上是終結了自商鞅以來以官職獎勵軍功爵的「霸道」，漢家制度中「霸道」成分的根基至此被徹底剿除，而儒者與文法吏的合流，又使得東漢的行政恢復理性路線。

可以這麼說，通過退功臣和儒者與文法吏合流這兩項，東漢告別了西漢後期以來的儒學理想化政治路線，恢復了西漢中期的理性行政，但同時又沒有重拾「霸王道雜之」的舊有政體，而是開創出了一個徹底的士大夫文治政府。

然而這個士大夫文治政府又與西漢末年由經生官僚們所掌控的政府，在人員構成和政治路線之外，還有著一個本質的區別。

西漢的經生官僚們，雖然要面對宦官、外戚等各種政治勢力，然而其本身也是國家決策系統的一部分。東漢的文吏則與他們不同，雖然文吏佔據了政府的各級職位，但卻只是供職而已，並無權做主。

而功臣列侯雖然被屏退不得進入政府，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離開了政權，恰恰相反，許多功臣以奉朝請的身份留在京師，參與朝會，其中個別特殊功臣更被賜予特進之位，擁有議政大權。而代表他們權益的皇權，更是在這一時期愈加膨脹。

功臣的代表鄧禹

後代出了兩個東漢皇后

《後漢書》卷四十九《仲長統傳》云：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

概而言之，光武帝所歸於台閣之權主要是黜退高級地方官員的復案權、六百石以上官員的銓選權以及封爵權這三項。光武帝將這三項權力收歸自己掌控，皇權因而加強，從而「總攬權綱」（《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其獨斷性也日趨明顯。顧炎武曾云：

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

對比顧氏所言，或許可以更好的理解光武帝加強皇權的手段。

如本章第二節中所論，西漢後期之所以會興起聲勢浩大的改制運動，吏治苛酷是原因之一，而這種苛酷是漢承秦制的「霸道」所固有的弊端，如今「霸道」的根基已經被剿除，這種弊端似乎已經可以避免了。

但是強大的政治慣性，以及王莽改制失敗與多年混戰形成的尖銳的社會矛盾，使得這種變化並不會應如桴鼓，光武帝勢必還有使用其他方式來緩和社會矛盾，加速吏治的清明。

概而言之，主要的舉措包括減省刑法，釋放和禁止虐殺奴婢，假民和賦民公田以緩和土地兼并，減免租賦和徭役，任用偱吏以發展生產、打擊豪強。可以說，這些舉措涵蓋了政治、經濟、法律等各個方面，而其總的精神概括起來只有一點，即以寬減待民。

而與以寬減待民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對官吏的異常苛察。

《後漢書》卷二十九《申屠剛傳》云：「時內外群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群臣莫敢正言。」卷三十三《朱浮傳》云：「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卷七十六《循吏傳》云：「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

以至於范曄在《朱浮傳》後的「論曰」中感嘆「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

這種苛察不但表現在日常的行政中，也表現在制度的建設上。

成帝綏和元年將御史大夫更名為大司空，但權責不變，而到了建武二十七年，光武帝改大司空為司空，卻將其權責局限於掌管全國的水土建設，原先屬於御史大夫的最高監察權此時移交給了御史中丞，而御史中丞在東漢時已由原先的御史大夫屬吏而獨立出來，成為直屬皇帝的中朝官。

同時，光武帝恢復了成帝時廢黜的司隸校尉，自列侯、外戚、三公以下，無論尊卑，無所不糾，並且與尚書令、御史中丞一同成為皇帝的心腹，號曰「三獨坐」，再加上已經被收歸台閣的黜退高級地方官員的復案權，自此監察權已經被牢牢收歸皇帝自己掌控。

但光武帝不光是對官吏們苛察，其自奉也甚為嚴格。《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傳序》云：「（光武帝）身衣大練，色無重彩，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

這種嚴格也推及到宗室勛貴，甚至光武帝的骨肉至親身上。《後漢書》卷二十九《鮑永傳》云：「建武十一年，征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御。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而強項令董宣與湖陽公主間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

可見，光武帝這種嚴格的自奉是其統治政策中的一部分，即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節儉、正直的道德楷模形象。

從以上的三點我們不難總結出光武帝的政治風格，即寬以待民，嚴以治吏，正直自守。衛廣來師敏銳地發現，光武帝的這一政治風格正與《洪範》中的「乂用三德」一一對應。

《洪範》云：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三德的正直、剛克、柔克，對應光武帝的治己、治吏、治民，而「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更是光武帝以苛刻治吏的生動寫照。

光武帝早年（天鳳中）曾入太學，受《尚書》，通大義（見《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建國後再以《洪範》經義來確立自己的政治風格，正所宜也。

光武帝不但自己早年受學《尚書》，即位後又延請《尚書》學大師桓榮以教授時為太子的明帝，而明帝即位後又延請桓榮之子桓郁教授時為太子的章帝。則東漢初年三帝，亦可謂之「累世傳經」。而光武帝對《尚書》之重視，以及《尚書》學對於東漢前期政治產生的幕後影響也就可想而知了。

政教合一與皇權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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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簡單說一下漢明帝「欲毀太學」的問題。

明帝想要廢除太學的直接動因是新建的辟雍落成，也就是說在明帝看來辟雍、太學只需要保留一個就足夠了，換言之太學、辟雍的作用是可以互相取代，或者說辟雍的作用可以完全涵蓋太學。

辟雍建造於光武帝中元元年，與它一起建造的還有明堂和靈台，三者合稱「三雍」。興建明堂和辟雍，是漢儒恢復周禮的重要理想。光武帝顯然試圖實現這一理想，只是可惜他未等到工程竣工便去世了。

永平二年三月，繼位的明帝來到新落成的辟雍，初行大射禮，射禮之後，明帝親自講經，當年十月，明帝再次來到辟雍，初行養老禮。從此，辟雍中三月舉行射禮和講經禮，十月舉行養老禮成為定製。

由此可見，辟雍最主要的功用在於舉行射禮、講經禮和養老禮，而這三項禮儀所代表的則是天子施行教化的職責。如果再細分，則射禮在於明尊卑差等，養老禮在於明孝悌之義，講經禮則在於確立皇帝的文化權威地位。很明顯，這裡面只有講經禮與太學的職能有關，而講經禮實際上正是光武帝講藝論道的制度化。

光武帝讓漢室與士大夫重新結合的三項舉措是興太學以號召，進文吏以招攬，講藝論道以融合。而現在士大夫已經與漢室重新結合在了一起，徹底的士大夫文治政府也已經告成，因而，此時已經無需號召，也不必招攬，需要的只是確立和強化皇帝作為最高經師的文化權威地位。

而這一地位的確立和強化已經完全交由辟雍來完成，太學的使命已經完成，證據之一就是自建武十九年以後，便不再有皇帝駕臨太學的記載。

東漢蔡邕書寫的《熹平石經》

國家博物館展品

國家統一、安定之後，光武帝對太學的態度反而冷淡了下來，不再像建武初年那樣熱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太學號召士大夫的任務已經完成，對於這樣一個已經完成任務的機構，明帝會產生「欲毀」的想法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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