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生產線上的年輕人：將要結束的假期和永不結束的加班
導讀
8天的假期馬上就沒了，但有一部分人還是會焦慮，不知道怎麼才能把年假休完。
刺蝟公社 | 石燦
在椅子上睡了兩個小時，天終於亮了。吳玉英從希格瑪大廈走了出來，早晨溫度太低，她把手緊緊地揣在胸前，把自己抱得緊緊的。
她臉色不太好，眼睛周圍有輕微的黑眼圈，昨晚熬夜了。10月4日，中秋節，她和她同事在晚上做了一場關於全球賞月的直播，工作到凌晨4點才睡下。
當晚，他們推送了包括視頻、圖片、文字在內的多個內容產品，並在第一時間進行了分發。他們是內容產品生產線上的一線工人，當別人在給他們的工作定義高級與低級時，他們能做的不是口齒反擊，而是完成自己手頭的事情。
在北京這座2000多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中，疲憊不堪的他們並不想用旅遊、聚會、逛街等方式來消解情緒，「我就想睡一覺，然後看看電影，這就夠了」。吳玉英的這番話，代表的不是她一個人，而是這一類人群的共同選擇。
這麼做了以後，吳玉英卻又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趣的靈魂」，有朋友問她:
「你現在的狀態干擾到別人了嗎？」
「沒有。」
「你現在過得快樂嗎？」
「我現在過得挺樂呵的。」
「這就夠了。」
在中秋夜裡做全球直播
10月4日上午11點，北京13號線抵達了知春路站，吳玉英要在這一站下車。她走出地鐵，陽光曬在她的臉上，暖暖的，她覺得舒服極了，滿臉笑意。
入秋以後，北京變涼了許多，特別是國慶節前夕，氣溫驟降，晝夜溫差很大，不少人因此感冒了。不過，吳玉英還好，在北京生活了兩年，她已經習慣了這種天氣。
還來不及享受深秋里柔嫩的驕陽，她就以勻速的步伐走進了希格瑪大廈。
希格瑪大廈是騰訊網在北京的主要辦公所在地，吳玉英在騰訊工作，是視頻直播的幕後策劃人。10月4日正好也是今年的中秋節，這天，她和同事在全球選擇了包括北京、首爾、東京在內的12個城市做賞月直播。
吳玉英對中秋節的月亮有所了解，但她並不知道，從唐朝大業十三年算起，今年農曆八月十五恰好是我國第1400屆中秋節。
進入公司後，吳玉英把紅色挎包放在工位上，拉開椅子，摁了一下電腦開關，顯示屏從黑變白，一天的工作開始了。她開始對接各地的直播團隊，處理手中的資料和文件。
14:00，同事們開始抵達「戰場」，除了他們，領導還從其他地方借調了一些人過來幫忙。「國慶節期間，組裡老師們值班的時間不一樣，要輪著來，如果全上，值班就會出問題。」她解釋說。
她是這場全球直播的主要負責人，12個城市的直播時長平均在5個小時左右，最後要生產出直播視頻、直播集錦、微信推送、文字推送、實時圖片和文字回復等內容。壓力不小，因為他們要面對的是全球上千萬用戶。
17:00，15個人的直播團隊到齊了，他們在距離吳玉英工位20米的演播室裡面做準備工作，再過一個小時，直播便正式開始。
此時，吳玉英開始在她的工位和導播室之間來回跑動，不停地點開一個又一個滿是紅點的微信群回複信息，「我就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角色」，她笑呵呵地說。
「推送吧。」她告訴負責直播主線路的人，「不過要盯著哦，不能出現黑屏。」
18:00，直播正式開始了，吳玉英站在導播室的正中央，一邊盯著手機，一邊盯著直播後台。她就像一個指揮官一樣，是整場直播的最強大腦，一旦出現問題，她立馬給出解決方案。
吳玉英（右二）穿著灰色上衣，和同事查看直播後台
她不喜歡特嚴肅的工作環境，也不希望別人在工作中綳得太緊，在工作中尋求一些能夠拿來調侃的話題，會讓她覺得很滿足，和一幫同齡人共事，聊天，商討，打趣......不算是豐富多彩，但至少能讓她放鬆一些。
整場直播，做了近6個小時，臨近午夜12點，直播結束了，很順利，當晚有超過950萬人觀看，「這讓我很有成就感」。
而這場直播，把全球的電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天文愛好者串聯了起來，從前線到後方，吳玉英和他們一起準備了四個多月。
午夜十二點，吳玉英回到她的工位，揉了揉臉，黑眼圈已經出來了，她知道這樣熬夜對身體不好，但沒辦法，還有工作要做，她不想到了最後還掉鏈子。
她戴上具有防輻射功能的眼鏡，點開微信聊天框，開始給負責剪輯視頻的人發信息，詢問剪輯視頻的進程。
吳玉英（左一）在和剪輯視頻的同事商量視頻的畫面、音樂和時長
「做完直播為什麼還要做短視頻？」
做完3個短視頻，已經是凌晨4點鐘，剪輯視頻的人離開了，吳玉英把視頻上傳至騰訊視頻後台後，她癱在了椅子上，在電腦上點開一檔綜藝節目，看了一會兒，摘下眼鏡，抱緊枕頭，眯上眼睛，睡著了。
彼時，那層能夠裝下數百人的樓里，只有刺蝟君、她和一個安保人員。
其實，在國慶節上班的人不止吳玉英一個，與她有相似命運的人還有在女友家剪輯視頻的羅立鶴、在香港出差的鄭穎、在公司維護產品的王履冰……他們是內容生產線上的一線工人。
「挺發愁的，不知道怎麼把假期休完。」
9月30日，周六，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8天假期，全國照常上班，但乘坐北京地鐵上班的很多白領手裡，要麼是多了個行李箱，要麼是多了幾盒月餅包裝盒。
這讓不明真相的人很奇怪，他們甚至跑去微博、貼吧、知乎等社交平台上提問。「他們提著箱子來上班，下班後就直接拿起箱子回家了。」吳玉英解釋說。
當天下午，只是整個國慶出行大潮流的前奏，10月1日達到高潮，僅一天，全國鐵路發送旅客就超過了1500萬人次，相當於柬埔寨全國人口總人數。「看著他們在朋友圈發『在路上』、『回家』之類的動態，心裡還是有些觸動。」她說，他們走後整棟樓都變空了。
國慶期間，希格瑪大廈的一處辦公區
10月3日早上9點半，在微博上班的王履冰開車從距離他公司1公里以外的西北旺出發，很快就到公司了，「路好走了，人少了很多，以前上班得半個小時。」
他走進那棟耗資約為15億人民幣建成的新浪大廈，發現，國慶節期間，一樓大廳只有一名男性前台在做訪客接待和登記，以前上午10點有好多人，當天卻特空曠。
國慶期間，新浪大廈的一處辦公區
他到工位後，打開電腦，開始一天的工作。他主要負責微博熱點運營和相關產品的維護、跟進當天的重要新聞，必要的時候將一些重要的信息推送給用戶。很多人不知道，國慶節期間，微博上接收到的推送信息，很可能就是他，或者是他同事推送的。
「別人放假都出去了，你渴望假期嗎？」
「挺發愁的，不知道怎麼把假期休完。」王履冰說，在微博，和他同樣因假期這事兒「焦慮」的人還不少。「按公司規定，每個人都有一定數量的年假，之後每年會增加一天。」在王履冰他們組，有個人現在有20多天的年假。
王履冰的這種「擔憂」並不是個案。近日，一份名為《中國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報告2017》的報告顯示，上班族年假沒休完的主要原因是：出去旅遊要花錢，在家沒事不如工作。而王履冰的回答應證了這一點：「你讓我休一個月，也不太現實。」
王履冰在他的工位上維護微博產品
而休假旅行還關乎著人際關係，不少人會設置朋友圈分組，把同事分在一組，發朋友圈的時候，就可能對那群人指定公開或屏蔽信息。與此同時，休假旅行還可能直接影響到個人的晉陞機會和薪資提成。刺蝟公社在國慶期間調查發現，能慰藉加班人員心靈的妙藥，大多是那份與平時工資有兩三倍差距的加班費。
不過，即使出去玩兒，也還會有人在工作。報告指出，中國白領不僅休假難，還有超過八成人在旅行中仍會工作。
在騰訊工作了一年的羅立鶴這個國慶節去了女友家，他女友家在天津，從北京坐高鐵半小時就到了。
羅立鶴到了女友家之後，前四天都花在了剪輯片子上面。他在騰訊一檔節目里工作，從前期的採訪內容籌備，視頻拍攝，到後期視頻製作和節目運營，他都會全線參與，不過，後期視頻製作是他的重頭工作。
這其實也還好，剪個片子對他來說挺容易的，但是：「來了發現自己Mac上的AE壞了，還借了她老爸的電腦來裝AE做視頻特效……」
10月2日中午家庭聚餐，「喝了點白酒，頭痛欲裂，下午回去接著做片子」；3號晚上，把做完的片子發給他的老闆，發現還需要修改；4號，趕在晚上回北京之前，把片子修改好，發給老闆，幸運的是，修改後的片子「終於通過了」。
「總之，就是挺坎坷的。」他事後回憶道。為了補償一下自己，5號，他約了朋友一起去自駕游，在剩下的四天假期中，把前四天的假期補回來，假期一結束，他又要忙個不停。
「吳玉英們」是新社會底層？
鄭穎在騰訊旅遊做視頻直播，今年剛大學畢業，國慶節期間要值班，要出差，要和主播對接工作。
國慶節前，她問媽媽，需不需要她回家陪伴，媽媽讓她別回了。她沒在意，也就不回去了。
直到10月3日，媽媽發來一條信息，說哥哥和弟弟都不在家，那時她才回過神來，媽媽挺需要他們的。
吳玉英在做中秋直播的時候，她爸爸給她發來了一條信息：「姑娘，你在上班嗎？我現在跟你叔叔姑姑嬸嬸，還有大嫂一起，在咱家樓下坐著賞月，閑談，佳節思親……」
「他就告訴我一聲，他現在在做什麼。」吳玉英把她的直播發給爸爸。「我看到了，很好。」爸爸回復說。
凌晨3點50分，吳玉英和同事在審核視頻，屏幕上的月亮特別大
吳玉英遇到事兒不喜歡和別人說，如果自己實在扛不下去了，她的選擇之一是給她爸打電話，吐吐槽，「我和我爸啥都說」。她是一個非常注重家庭的人，她不想離家太遠，更不想在認知世界裡面建造圍牆，把自己和家人隔離開來。
每次回家，吳玉英都會和她爸聊天，即使在微信里，「我會努力給我爸灌輸各種新的知識，我會給我爸講直播是什麼，直播是怎麼回事兒，給他開直播軟體。」她覺得這樣做是有好處的，「他會理解我在做什麼，我很在意家人對我的看法。」她一直都在努力拉近她和家人之間的距離。而她爸也很努力地學習新的知識。
有些人去北京是為了見世面，有些人是為了賺錢，有的人是為了實現理想。「去北京」對吳玉英而言，是一種宿命，「從小就立志以後一定要去北京，來北京就是我要做的事兒。」
「我大學那會兒，一心想進BAT，還因為這事兒和一同學鬧僵了。」吳玉英在河北上大學學的是傳媒類專業，那位同學覺得她畢業後就應該去報社、電視台工作，而不是到BAT，或者其他公司。她怎麼和那位同學講道理都沒用，她沒辦法，只能各走一方。
很多人選擇大公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那家公司能夠給出多高的薪資，而是那家公司能夠提供意想不到的平台高度和社會資源。
吳玉英深知，「我的合作方能夠這麼配合我，那是因為我在騰訊，一旦我離開這裡，就沒有人再這樣配合我去工作，在這裡讓我能夠更容易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平台提供給員工的不僅僅是資源和福利，還有被動的階層劃分。他們經常會被很多「觀點輸出型社會學者」拿出來討論。
有人就提出過「新社會底層」的概念，把都市白領歸為這類人群中，具象解釋為：他們往往坐在5A級寫字樓里，從事著高級的知識輸出型工作，每天上下班打卡，中午吃盒飯，工資一發就花完。
羅立鶴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覺得，社會底層這個概念絕對不是指經濟能力，而是需要從很多維度去界定，包括人的精神狀態。
「大家都是在付出自己的勞動，有的是付出體力，有的是付出腦力，付出勞動的不同，待遇也就不同。」鄭穎說，這個世界沒有工種的高低之分。
吳玉英最近看了一篇令她印象很深刻的文章。她說，看似我們坐辦公室，總是跟電腦從事相關的工作，但並沒有比我們的父母在工廠做紡織工人高級，只是說社會形態、生活方式和社會分工發生了改變，以前不過是他們在工廠里織布，我們現在在工廠里寫代碼。
國慶節結束後，成千上萬個吳玉英、王履冰、羅立鶴、鄭穎又要回到原來的次元世界裡，鎖定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自己的工作，享受著榮譽，承受著孤獨，生產著樣式不一的內容產品。
「一直都有人說要逃離北京，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沒有，我現在的工作生活狀態還挺好。」吳玉英的回答非常篤定。
（應受訪者要求，鄭穎為化名）
石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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