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捐既檢驗民眾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強度，又檢驗國家信用程度

南方同盟會控制的省份，當然有義務支持黃興倡議的國民捐，期間甚至出現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如廣東官商會議討論國民捐，「政界則主張自由，商界多主張強制」，連《申報》都驚呼「為中外各國所罕睹」。而全國各地冒名勒捐、派捐抗捐的新聞仍層出不窮，安徽繁昌縣因國民捐釀成罷市風潮，奉天發生兵變，也聲稱是由於官長勒逼國民捐。

黃興提出民元國民捐倡議之初，並未擬出簡章，反倒是熱心讀者伸出了援手。1912年5月7日《申報》刊載署名「製造局兵工學校王維泰」的《勸募國民捐滅借外債抵賠款簡章》，洋洋洒洒，重點亦在於「其款交存外國銀行，專為抵債之用，務予國民以監督之權，以昭大信」，具體措施如「責成各縣民政長出具三聯印單，每冊百張，編定號數，預先出示，通告國民，以印單為憑，如無民政長印單，即系冒捐，切勿輕交捐款」、「國民捐款專備抵還外債，不得移作別用，先飭外交總長咨會各銀行，如逢應還外債之期，須經總令知國會，廣告全國人民一體知曉，然後咨照劇付」、「國民捐一人出一次為限，既經捐過，執有印單者，不得再強迫」、「國民捐為人民自救其國起見，全憑各發愛國天良，互相勸導，不得仗勢狥情，致多煩擾，尤不可如從前分省分縣攤派定額」。

黃興

這份簡章明顯參考了清末的國民捐簡章，考慮到黃興的身份，民元國民捐應該算作一次自上而下的運動（雖然政府高層多有不同意見），這份簡章中政府的介入成分顯然更高，同時也對「從前分省分縣攤派定額」的陋習提出了修正。

然而，發起者黃興的思路顯然與此並不一致，在他再次發布的通電（1912年5月26日刊各報）中，聲明「擬訂簡章二十餘條」，關於運作方式，只有寥寥數語：「其收款用聯單，由財政司製成蓋印，省議會加印……款由城鎮鄉各公共團體銀行收集列榜，而匯總於財政司，隨時交銀行生息，登報公布，並由省議會稽查，非經國會認可，不得指撥以昭慎重，似此不另設局，不另支薪，可免虛糜，而歸實用，大信既昭，人民無疑」，簡章的重點，放在捐款的份額上：

以資產計算，除不滿五百元之動產不動產，捐額多少，聽國民自便外，其餘均以累進法行之，五百元至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二，由千元至二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三，二千元至五千元為一級，納捐千分之四，由五千元至二萬元，每五千元為一級，二萬元至三萬元為一級，均遞加千分之一至千分之八為止。三萬元至五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二，五萬元至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四，十萬元至二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六，至千分之二十為止，由二十萬元至百萬元，每十萬元為一級，遞加千分之十，至千分之百為止，百萬元至五百萬元，遞加千分之百二十，五百萬元至於千萬元，遞加千分之百四十，千萬元以上，統以千分之百六十，推算凡超過每級之價額，在萬元之下，數不滿百元，十萬元以下，數不滿千元，百萬元以下，數不滿萬元，五百萬元以下，數不滿五萬元，千萬元以下數不滿十萬者，仍照原級計算，至政學軍商，各界及各工廠之職工等，除以資產，計算納捐外，應按照其月俸多寡，分別納捐十分之一二，以三個月為限，月不滿十元者，捐納多少聽便。

這一來國民捐的性質就變了，不再是「公家不迫人報效」的隨善樂捐，而是變成了以資產計算的按額抽捐，捐款成了捐稅。

國民捐執照

黃興在民國元年的倡議頗多，從國民捐到政黨內閣，往往被人指為充滿空想色彩，設想的操作方式又往往過於急迫，似乎更加重了其倡議的不可行性。對於黃興想像中的國民捐，從袁世凱、熊希齡、蔡鍔等要人，到上海、北京等地的大眾報紙，都表示了質疑之意，如《申報》於刊登黃興二次通電次日，便發表評論稱：「（國民捐）宜由各地方自治團體定為規制，量力輸捐，以表白其愛國之微誠，不必由行政長官代為之謀，致有類于勒捐之故事，損我共和之真相焉。」

南方同盟會控制的省份，當然有義務支持黃興倡議的國民捐，期間甚至出現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如廣東官商會議討論國民捐，「政界則主張自由，商界多主張強制」，連《申報》都驚呼「為中外各國所罕睹」。而全國各地冒名勒捐、派捐抗捐的新聞仍層出不窮，安徽繁昌縣因國民捐釀成罷市風潮，奉天發生兵變，也聲稱是由於官長勒逼國民捐。這些案件背後當然有政治運作的成分，但國民捐運動雷厲風行，確實也造成滋擾地方。

國民捐收據

如果國民捐是一種捐稅，是否仍有道義上的合法性？其間的兩難，當然有人看得出來，如杜亞泉在5月14日上海扆虹園召開的「國民捐會」上演講，指出「現在外債確不能借，因而辦國民捐，但國民捐如強迫則不宜，不強迫恐難有效」。有人指出：為何不將國民捐轉化為由國家向民眾借取的國債？杜亞泉主持的《東方雜誌》於1913年11月有文列出數據：「清廷以軍費吿急，發行愛國公債三千萬元，然所得實數僅一百七十萬元也。革命軍亦發行軍事公債二千萬元，其所得者，不滿三百萬元也。迨南京政府成立。發行公債一億元。利率有八厘之高。然應募者亦僅六百萬元也。」黃興將國民捐由捐款改變為捐稅，也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在。

兩次國民捐，都可以視作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檢驗中國民眾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強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驗證國家/政府的信用程度，特別是國民捐的運作過程，如何能讓民眾相信捐款的必要與合理，又能讓民眾可以監督捐款的去向與用途？無論哪次國民捐，從民眾熱情到制度配合，都是未曾解決的難題。

但國民捐的意義當然不僅在於最後捐款的數目。正如江蘇都督程德全在通電中指出的那樣：「國民捐能集巨數，固為不世奇勛，即得尺得寸，亦足見人心不死，或疑昔年籌還國債，迄用無，不知前清國本早亡，是以信用全失，民國方新，豈煩過慮。德全對於此舉，以為有把握固必辦，無把握亦必辦。」前清政府確實信用不佳，所以才會出現史無前例的民間發起、政府配合的國民捐。但肇建未久的民國政府信用難道就一定比前清強？更何況既是共和體制，更多了一重限制，徵求捐稅、改變預算都是必經國會通過的大事，豈能由一位政治要人的倡議就直接推行？國民捐的不可行，殆無疑義，然而其中糾結的身份認知、法理困境、人情變化，值得後世反思。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