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人者顧城：他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

圖：詩人顧城

文 | 諶旭彬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顧城是一種奇異的存在，輿論對他總是「不忍責備」。24年前的10月8日，這位「童話詩人」在遙遠的紐西蘭激流島上，殺死妻子謝燁後自殺而亡；對於此種暴戾，當年的媒體極少苛責，以至於謝燁之母曾發出不平之悲鳴：

「明明是殺了人，居然還有人專門作『悼念』，願他『安息』；明明是從背後活活地劈殺了我的燁兒，卻說成是什麼『殉情』，……明明是一件殘酷的血淋淋的兇殺案，卻弄出『水仙子』、『女兒國』、『絕唱』什麼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來！……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燁兒頭上的斧頭，如今天天在砍著我的心，我的頭！」

時過境遷20餘年後，不得不承認，謝燁母親的控訴依然是對的。無論當年，還是今天，嘈雜的悼念、追思聲中，「不忍責備」者始終佔據主流——譬如某與顧城同時代的女詩人撰文感嘆：

「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顧城比我更詩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

所謂「更詩人」，大約正是輿論20餘年來對顧城「不忍責備」的主因之一。

「更詩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女詩人沒有細說。但顧城有自己的解釋，1986年10月，他在灕江詩會上講過這樣一段話：

「偉大的詩人都不是現存功利的獲取者，他們在生活中一敗塗地，而他們的聲音，他們展示的生命世界，則與人類共存。」

這種看似帶有強烈「自我犧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膽戰心驚——在「自我犧牲」的表象下，詩人對具體現實生活的極度冷漠，和對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熱追求，同樣清晰可見。

與顧城生前有過密切交往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曾如此描述詩人的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冷漠與痛恨：

「謝燁需要衣服，顧城又一步都離不開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區的一家時裝店，他一聲不吭地坐在地上，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比生活的具體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飯，他後來總是說，在他看來毫無實質」；「顧城談到他的矛盾：被母親慣壞了，他貪愛卻不願給予。他有賈寶玉情結，像是《紅樓夢》的主角那樣，對他來說少女的世界是純潔的，他想活在其中卻做不到，因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因而他要求謝燁什麼都不幹，呆在家裡，也不去看電影。」

從顧彬的這兩段回憶里，已不難窺見顧城夫婦的凄慘結局。一方面，顧城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對謝燁有著無盡的依賴；另一方面，詩人又奢望謝燁能夠充當自己虛構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謝燁全盤負責詩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離開了謝燁，詩人將喪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創作也無法繼續；後者卻「要求謝燁什麼都不幹，呆在家裡，也不去看電影」，因為「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

這種衝突，無時無刻不存在於顧城夫妻之間。顧彬說，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們去顧城家做客，「謝燁很高興，因為她又可以燒菜了，不是來了客人嘛。在紐西蘭顧城不準做飯，規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許做飯燒菜尚在其次，詩人甚至不允許妻子過一種「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兒寄養在一戶毛利人家， 當親兒子一樣。他早就被送去了，顧城討厭這孩子，……謝燁臨死前的幾天總是問她在紐西蘭的朋友，是自己還是孩子死了的好。她總是想方設法與孩子在一起。顧城離開北京到明斯特前愛上一個叫李英的女孩，他在紐西蘭開始纏她。謝燁給她出了機票，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顧城曾經說，謝燁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見鍾情。但顧城後來確實另有了「英子」，謝燁據說也另有了一位「大魚」。謝燁更曾主動把英子接到激流島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種糾紛，曾被當年媒體爆炒，但其內在邏輯，始終模糊不清。時隔多年，反觀這段情感糾紛，實可清晰看到：謝燁終究無法滿足詩人分裂的需求，既扮演世俗之保姆，又充當詩人理想中不食人間煙火之女神。在給母親的最後一封信中，謝燁寫道：

「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真不該鬧什麼事業的。人間事對我來說像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筆者註：顧城夫婦的孩子），事業是可笑的。我是個好人，應該有好報才對。」

謝燁是個好人，一度「好」到願意主動與「英子」分享顧城，在「英子」視顧城為神經病棄之而去後，謝燁甚至還曾做過說客，嘗試使二人和好。謝燁為什麼這麼做？顧彬的判斷是對的，謝燁「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英子）」，是為了讓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為孩子的緣故，夫妻二人常常爆發尖銳衝突，顧城甚至曾「威脅說要傷害他（孩子）」。顧城曾多次毆打謝燁，毆打的肇因，謝燁不說，身邊親友也無從得知，但傷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見到過。但當謝燁終於決定終止這段婚姻時，顧城終於不得不從「暴君」的位置上走下來，以一種乞求的姿態嘗試挽回，他精神世界裡的「英子」已經消失，斷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所以，在顧城姐姐顧鄉的採訪記錄里，出現了這樣奇特的情景：

「顧城最後和謝燁每天寫孩子。寫到最後，就是星期四晚上，他就受不了了，他覺得傷心得受不了。然後他就說他再也不寫了，就停止了，就不寫這個東西了。……就是顧城說，謝燁給他打字（電腦打字）。他就是說得感覺特別好，你知道吧，說得進入一個氣氛……然後就是特別可憐，然後星期四晚上之後，他就覺得不行了，他太傷心了！好像又都回去了，本來他以為他能把什麼都度過去，結果有度不過去的感覺。他就不寫了，他說寫東西太可惡了，走火入魔了，他說……就是因為一直有一個事情，就是謝燁有一個朋友，今天已經到了。他就特別緊張。顧城就想他能度過去。然後他就想他怎麼才能度過去。覺得他跟謝燁那麼習慣，就好像最後一個晚上，他覺得謝燁又全回去了，覺得到處都是謝燁。然後——這又加上了我的一些想法。其實——就是……他就想呵，離婚，他說辦離婚，離婚之後，他就覺得謝燁就離開他了。他說這樣心理上好像也有一個支持，好像自己也能鼓勵自己一下，就能把這個事情度過去。可是這個離婚，他們一直在辦。就說辦離婚，謝燁的感情也特別搖晃，她一會兒覺得寫東西、說好的時候就特別好，但是一到具體生活間，就又受不了。她也搖晃。……然後，這樣星期五上午，他說他好了。然後他就說他要學駕駛。然後他不是已經開始學駕駛了嗎？他說學駕駛，等到離婚以後，他就可以不見謝燁，自己開車去接孩子。過去他都不做這些事，全是謝燁給他做。他做的都不是具體的事，具體的事他都不做。……然後星期五上午他就讀交通規則，……那天下午，就出事了。」

一個忍心長期將孩子寄養在別人家中的父親，一個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門時給孩子準備的奶糕搶吃掉的父親，在那場家庭慘劇發生之前的最後一段時光里，「每天寫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無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對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這段行將崩潰的婚姻——顧城自己也說，這次寫作，是為了最後給一本書讓謝燁「出氣」。但終於，失控的詩人，還是把謝燁打了，用顧鄉的說法：「沒打死，就打了，打了——顧城就弔死了，弔死了。謝燁送到醫院救也沒救成。」

反省顧城之死，當然不是為了在時隔多年之後，重新勾勒一場某著名詩人的「桃色家庭糾紛」始末。當詩人因岳母勸妻子去上學，而把一碗麵條兜頭潑到岳母頭上，那時刻，這個家庭已註定只能悲劇收場，只是少有人能夠想到，這收場會如此慘烈罷了。真正弔詭而引人深思之處在於：一個寫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樣句子的「童話詩人」，一個在詩歌中孜孜於傳達「本真」、傳達美與愛的人，何以在現實生活中卻成了別人的噩夢？

顧彬也有類似的疑問。在與顧城夫婦的交往中，他常聽到顧城的抱怨：「從沒人說愛他，最多說『多吃點』、『穿暖點』。謝燁也從不說愛他」。當噩耗傳來，顧彬很疑惑：「為何那些最渴望愛的人，自己卻不能給予愛？為何他們，視美高於一切，卻如此不美地離開人世？」

顧彬的疑惑並不完整。詩人並非「不能給予愛」，只是他的愛，大都給了自己所營造的抽象世界。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在近代歷史中，已有無數偉大的歷史人物，自覺或不自覺地實踐著「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這樣的矛盾理念，招致萬民塗炭；顧城不是手操天下權的偉人，造不成萬民塗炭，但他是謝燁的噩夢。他把太多的愛灌注在自己用詩歌構築起來的抽象世界裡，在現實生活中，卻只是一個自私的愛無能患者。

海子自殺後，王家新曾對多多說：「海子是替我們去死的」，言辭間有對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體認。顧城的死，大約也可以如此理解。作為反抗「文革暴力美學」的先鋒，朦朧詩一代有著與上一代人迥異的美與愛的追求——顧城之父顧工，也是詩人，曾寫過文章《兩代人》，沉痛談及父子兩代在詩歌理念上的巨大差異。但世間事往往如此弔詭：反叛者與舊時代立場雖然相反，但思維邏輯卻常常驚人地一致。這一點，在「文革」後撥亂反正的歷史陳述中，已有相當充分的展示，所謂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對許多人來說，往往只是解放了立場與結論，卻沒有解放獲取結論的思維邏輯。以此反觀朦朧詩一代，其實也大致如此，宏大辭彙看似已從他們的意象中消失，但建築在新意象基礎上的詩歌王國，卻依然是現實具體生活的對立物。

在自己構築的抽象世界裡，顧城是愛與美最重視的傳道者；而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他卻成了別人的暴君與噩夢。事後追溯，此種結局其實早有端倪。比如，在接受訪談時，顧城曾如此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理解：

「人們看毛澤東沒有原則，實際上他恰恰合了這麼一種東西，叫作『無所駐處是真心』 。但這種無處停留呵，如果你要沒有一個真強的本性的話，一下你就落入空空之境了，這空空之境就是什麼都沒有，那一下就一片黑暗了。可是作為佛教來講，它還有另外一重生生之境，這生生之境就源自本性。實際上毛澤東幾乎是一個很少有的，依然按本性生活的政治首領。有一個毛澤東檢閱紅衛兵時候的鏡頭，那鏡頭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笑得跟菩薩似的，揮動著他的帽子；然後紅衛兵擠進金水橋里忽然都不走了，一個勁兒地喊萬歲，就不走了；毛澤東頓時就有了個表情，特別的不耐煩，他把帽子這樣，向下使勁兒地揮，那意思是讓你們快走；那個樣子簡直像趕蒼蠅一樣。我想他對整個文化革命的態度，從此也就看得出來了。」

毛澤東當時是否真的對紅衛兵「一個勁兒地喊萬歲」感到「特別的不耐煩」，他揮帽子是不是如顧城所言，「那意思是讓你們快走；那個樣子簡直像趕蒼蠅一樣」？此處不論。但顧城如此理解毛澤東，實可視為他內心世界的一種外在映射。他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很少有的，依然按本性生活的政治首領」，他自己也同樣頑固地堅持想要生活在用詩歌構築起來的理想世界裡，並必欲將身邊的妻子、情人全都捲入這一理想世界；他把毛澤東向現實世界具體的紅衛兵揮帽子解讀成「簡直像趕蒼蠅一樣」，其實是因為他對現實具體生活的痛恨，在毛澤東的動作里找到了共鳴。他擺脫了宏大辭彙，但他沒有擺脫宏大辭彙構築的思維邏輯，他依然是一個「愛抽象的人類，但不愛具體的人」的愛無能患者。

「生活即信仰」。當顧城無法讓抽象之信仰與具體之生活達成和解時，他代表抽象之信仰，舉起了斧頭，劈向了代表具體之生活的妻子。他很清楚，妻子的離去，將使他在具體之生活面前寸步難行，抽象之信仰，亦將面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絕境。他是時代的病人，他沒有能力治癒自己。

本文寫於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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