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界是一個男性行業？美女科學家自稱只是「美國回來的女教授」

「其實，我們需要的是老公的勞動，而不是老公的錢。」來自日本大學的女教授NORO表示，其實日本政府希望女人多去職場工作，因此現在的趨勢又不一樣了，在慢慢發生著變化。

面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顏寧，全國「金話筒」秦暢直截了當發問，「現在不僅叫你『女科學家』，還叫『美女科學家』」，你喜歡嗎？」這位39歲的生物學家笑言：這樣解釋「美女」，就是「美國回來的女教授」吧。

科學界是一個男性行業嗎？在10月7日、8日舉行的第八屆中日韓女科學家論壇上，包括王志珍、鄭曉靜、王紅陽等多位女院士，以及顏寧、吳驪珠、朱美芳等多位2017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初步候選人在內，各界女性科技工作者齊聚東華大學松江校區，對於「女科學家」一詞中被人特意強調的「女」字，多抱以審慎態度。她們認為，說這句話的時候，並不應隱含一種背後指向或附加判斷，帶著「女人本來應該做不到」的意思——她們希望，「我們科學家都是一樣的」。

兩頭兼顧，兩頭犧牲？

「我是南通農村的，是我們家第一個走出來的女大學生。」作為大會組委會主任，纖維材料改性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朱美芳說，「因為當時重男輕女現象比較嚴重，我的哥哥姐姐沒有讀成書，而我的年齡小了10歲，正好有學上了，母親就說『為什麼那麼漂亮的女生不讓讀書呢』，所以我就非常幸運地讀到了大學。進大學的時候，我還不知道什麼叫博士。但只念過一年私塾的母親跟我講：「你一定要讀博士。」

朱美芳的經歷代表著那一代少數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幸運。而今，女性工作者越來越多，但一個老問題似乎始終難解——事業與家庭關係如何平衡？

與顏寧一樣，東華先進低維材料中心的特聘研究員儲玲玲也是海歸；但不同的是，這個85後的青年千人計劃人選，已經有了兩個娃，大的3歲、小的才一歲多；而且，她丈夫也入選國家「青千」。

對此，儲玲玲直言，應該說兩邊都做得完美是不可能的。「對於我來說，平衡家庭和事業，只能說是兩頭兼顧一下，兩頭都犧牲一下。」儲玲玲表示，自己基本上只能學術會議都不參加，就是學校實驗室和家裡「兩點一線」。

顏寧則表達了不同意見。她講了一個故事：在教授們面試一個27歲的女研究生時，突然她的男同事問那位女生：「你將來怎麼平衡你的事業和家庭？」顏寧坦陳，面試了一天，為啥那麼多比這女生年齡還大的男生沒有問，「單單問她，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對於「生育」，顏寧認為，「生」是女性沒辦法逃避的，但是「育」呢？「為什麼說『育』也一定是女性的責任，而不是男性的責任？為什麼歐洲不叫產假，叫育兒假？因為『育』是男女共同的責任。一說到犧牲，就要媽媽為家庭犧牲？父親哪裡去了，對吧？」她的話引發全場一片笑聲和掌聲。

作為一名做過30多年製藥企業老總的女強人，劉銘君也是上海女企業家和女工程師協會的老會員。她表示，這個問題不僅是女性來回答，更應該是社會共同來回答。「我希望我們每一個科學家，都有幸福的愛情、都有幸福的家庭、都有幸福的子孫，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是完美的、和諧的。」

她們，沒把自己當女的看

現場訪談中，秦暢又把話筒「拋」給儲玲玲，「人們說，世上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女博士。有人問過你這個問題嗎？」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說還是有過多的世俗偏見在。」儲玲玲是學有機化學的，她坦言有機化學在實驗室體力勞動方面跟其他專業相比，可能會有一點過重感覺。所以，以前有機所有把「女生當男生使」，但也沒有特別的「女博士」這麼一說。

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研究員、超分子光化學實驗室主任吳驪珠表示，在科研上，真正等你做到一定階段時，實際上就發現男性和女性是一樣的，面對的問題也是一樣的。只不過女性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大家賦予你更多的要求，實際上比對男性的要求更高。「但如果從做科研這個角度，男性和女性是一樣的。」

中國女科協副會長、北京大學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呂植強調說，女性自己要有自信心，在這個社會裡平等地看待自己，「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否則，如果心理暗示「我不行，這應該是男人做，我們女人做不了」，這樣久而久之的話，這個社會給到女科學家成長的環境不可能越來越好，「很多時候，環境是自己爭取來的」。

「每個人，特別是我們女性，其實可以發揮的空間、可以自己努力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我們是無限的。」朱美芳直率表示，「我們工作的時候沒有把自己當女的看，並沒有把性別看得很重。」其實，女性可能有些方面還超過男的一點，比如非常強的忍耐力、非常強的戰勝困難的勇氣。所以，她經常說：「最大的敵人不是別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外部支持」是法律更是文化

對於同在東亞文化圈的日韓女科學家，如何看待女性科研人員比例不如歐美的事實？

來自韓國的韓東大學教授、梨花女子大學名譽教授Heisook LEE說，「其實我在年輕的時候，只是在想『跟男人一樣成功就好了』。」她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很久以前，韓國並沒有關於男女平等的社會支持系統，而現在韓國政府引入了一個非常好的法律體系來保護女人，其實重要的還不僅僅是法律框架。

「重要的是什麼呢？文化是最重要的東西，而且要改變文化，我覺得女生首先得改變。自己的意識要改變，女人不是超人。」這位銀髮教授表示，「男女共擔、男女共享，這個意識大家都是要有的，這不是誰的責任，而是所有人的責任。」

至於日本，大部分女性都在婚後成為全職太太相夫教子，日本女科學家也都是這樣的賢內助嗎？「其實，我們需要的是老公的勞動，而不是老公的錢。」來自日本大學的女教授NORO表示，其實日本政府希望女人多去職場工作，因此現在的趨勢又不一樣了，在慢慢發生著變化。就她個人而言，讀的高中和大學都是女子學校，目前工作在國家研究機構，其中有很多男的，也有很多女的，「而且，其他國家來的一些女性也參加我們日本的研究機構工作」。

NORO教授告訴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自己讀碩士時候就已經生孩子了，但對於其他女性研究者而言，不一定有這樣的運氣。「去掉女性申請研究工作的年齡限制，就是這麼一根線，這樣會更加公平，」她建議，這樣可以讓女性科研工作者結婚甚至生育之後再回來，為她們創造更好的環境。

顏寧同樣支持這樣的「延期」，「對於女科學家，申請項目經費的年齡期限應當有所延長」。對此，儲玲玲也覺得更多的外部支持，應該還是來自國家層面的。近幾年，海歸人數越來越多，她身邊不少人都入選中組部「青年千人計劃」歸國，「拿了的跟沒有拿到的，平台要高很多」。這一部分的平台保障，落實到學校、學院，對於科研人員的起步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像我這種剛剛建立的實驗室，非常非常重要」。

作為「第三方」，美國工程院院士、喬治亞理工學院教授ELSA認為，「我覺得不管我們身處哪個國家，面臨的挑戰是一樣的。」她覺得，「找一個導師很重要，這個導師可能是女性，也可能是男性。因為我有很多男性好導師，他們真的是給我創造了很多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要成為年輕人的榜樣，也要為這些年輕人或者為下一代創造機會，真正幫助她們取得成功，真正展現她們有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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