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簡化工作太草率，讓漢字至今傷痕纍纍 | 短史記

文史 10-08

圖：國子監大街之繁體「聖人鄰裡」匾

文 | 諶旭彬

2008年，海外某《僑報》曾赫然刊文《乾隆生母享盡孝子福》；2014年，央視某名主持為撞球職業選手題詞「玖球天後」，周杰倫名曲《發如雪》被普遍寫成《發如雪》，曲阜孔廟竟然有一座「後土祠」（據聞已於2014年更正）；2016年，北京國子監大街之繁體門匾「聖人鄰里」，被誤寫成了「聖人鄰裡」。……

這些笑話每每成為新聞，也每每勾起漢字的簡、繁之爭。

一、漢字簡化往事

1、50年代追求「漢字拼音化」，漢字簡化只被視作權宜的過渡手段

1935年，在錢玄同等人的推動下，國民政府曾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體，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共324個字。但因考試院長戴季陶等人反對，該方案被擱置。①

50年代，漢字簡化再次被政府提上日程，但地位尷尬——當時正大力提倡漢語字母化，漢字簡化不過是過渡手段。吳玉章在《人民日報》上說得明白：

「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實現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②

胡喬木也回憶：

「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決心，以致在一次會上講要實行拼音化、拉丁化。……這件事的起因是毛澤東同斯大林談話，斯大林提出漢字太難，是否可以搞一個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別國的字母來設計。」③

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郭沫若到會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指示。④會後，文字改革方向被確立下來：1、研究中國文字拼音化；2、整理漢字並提出簡化方案。後者只是前者的權宜之計。對此，文改會常務委員葉恭綽，有明確解釋：

「毛主席既已明白指示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拼音方向，我們的工作也正是朝著這個方向進行的，那麼我們所要經過長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應當不是別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馬上實行，所以我們才進行漢字簡化來適應當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簡化漢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經過長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了。」⑤

被如此定位，漢字簡化能獲得怎樣的學術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吳玉章覺得「即使（簡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種權宜辦法」，可謂當時文改會成員們的典型心態。⑥

2008年，某海外《僑報》刊文「乾隆生母享盡孝子福」

2、55年的《漢字簡化草案》，存在非常多的問題

1952年下半年，文改會擬出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收入簡體字700個。毛澤東審閱後批示：

700個不夠。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做出基本形體；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隨後，專家組試圖遵照指示，精簡漢字總量。但保留哪些字，廢除哪些字，很難取得一致意見；只得先從700個簡體字中篩選出338個流行廣、爭議小的簡體字，擬出第二稿。被中央以簡化數量太少為由駁回後，專家組又採取簡化偏旁、收入行、草書寫法的辦法，擬出第三稿，將簡體字規模擴充至1634個。但卻引起各行業的強烈反對。印刷部門尤其痛心疾首，因為要重鑄1600多個銅字模，簡直是滅頂之災；此外，草書寫法的收入，打亂了原來的部首系統，以前按部首、筆畫編排的字典、電報碼本、檔案、索引系統，都面臨無法繼續使用的問題……於是第四稿又將印刷體簡化字縮減為600個。⑦

1955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對外公開。回頭審視，這個《草案》存在許多明顯的問題。譬如，雖然定下了不造新字的原則，實際上並沒有做到。

像「瞭解」的「瞭」，明明有約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卻非要臆造一個「（目了）」（左「目」右「了」）。一味追求減少筆畫，往往放棄常用本體字，改取異體字。像「足跡」的「跡」，本該選用「跡」，但僅因「跡」字筆畫少，就棄「跡」而不用。

此外，教育部公布的1500個常用字，草案只簡化了335個，僅佔到草案全部簡體字總數的22%，也可見其工作重心，已偏離了方便民眾日常使用的初衷。⑧

圖：網友2013年拍攝的曲阜「後土祠」（右邊介紹文字系正確寫法）

3、56年的《漢字簡化方案》，「使漢字的混亂達八年之久」

1956年1月，《漢字簡化方案》正式出台，確定了515個簡體字和54個簡化偏旁。值得注意的是，該《方案》收錄了大量在民間流傳但並未達到「普遍約定俗成」程度的簡體字，像幣、鄉、僅、藝、療等字，在當時均尚局限於部分行業使用；還收錄了不少新造之字，如習、倉、齒、塊、傘等等。這兩類共佔到了《方案》簡體字總量的31%。

這種情況，帶來了兩大後果：

1、新造簡體字面貌陌生，給語文教學帶來了很大困難，如「倉」被簡化成了「倉」，但方案並沒有規定「搶」可以簡化成「搶」，學生不但需要學一個全新的詞「倉」，繁體的「倉」也不能丟，等於增加了負擔。

2、《方案》帶動了民間自由造字的風潮。有學者評價稱：「由於《方案》在簡化偏旁的使用範圍方面，交代得不夠明確，以致各簡各的，使漢字的混亂達八年之久。人們不清楚哪些是國家公布的簡體字，哪些不是。」

1964年，國務院不得不又編製了一份《簡化字總表》，來糾正這種混亂。

但《總表》又帶來了新的混亂。

譬如，《總表》把「寧」簡化成「寧」；但「寧」是甲骨文、金文中既有的字，讀「zhu」，意指儲藏財務的器具。為了區分，《總表》就生造了一個「宀一」（上「宀」下「一」），把「貯存」變成「貯存」；「佇立」變成「佇立」……

這種臆造詞，在當時只有親手造它的專家能認得，既增加了民眾識字的難度，也破壞漢字固有的體系，「貯」、「佇」二字，顯然已喪失了會意的功能。

再如，復、複、覆三個字，都被簡化成「復」，導致民眾分不清「復國」到底是復興國家呢，還是傾覆國家；《總表》只好不給任何理由，強行註解：「答覆、反覆的覆簡化作復，覆蓋、顛覆仍用覆」。

如此看似簡化，實際上增加了民眾識字的困難，後來更成為了讓無數學子頭疼的「高考語文知識點」（高考語文中很多令人頭疼的拼音知識點，多是由《總表》生造而來）。

⑨

圖：2014年轟動一時的「玖球天後」事件

4、70年代中期，發動群眾硬造缺胳膊少腿的「二簡字」

《簡化字總表》將平均每字筆畫從16筆降低到10.3筆，但它並不是49年後漢字簡化史的終點。1977年底，「二簡字」又橫空出世。

「二簡字」，是相對於《簡化字總表》的「一簡字」而言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把原來590個一簡字化為462個二簡字(不包括簡化偏旁類推出來的391個二簡字)，平均每字筆畫從13.1筆降低到6.9筆。

和一簡字相同，二簡字也是政權力量推動的結果。早在1960年，一簡字的遺留問題尚未解決之時，中央就出台文件要求：「現有的漢字還必須再簡化一批，使每一個字儘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並號召採取群眾運動的辦法：「這一任務必須依靠廣大群眾，廣大群眾對此是十分熱心和有辦法的。」⑩文革中後期，文改會恢復運作，即選擇從大字報中「廣泛搜集群眾中流行的簡化字」。當時高層對二簡字的規模要求很高，1975年，文改會整理出111個新簡化字，報送國務院審閱，曾被質問「為什麼（只）簡化這麼一點？」

和一簡字不同，二簡字主要是人為硬造，為簡化而簡化。

推出之後，即遭到學界一致的批評，譏諷其缺胳膊少腿難看至極。故1978年教育部和中宣部分別發出內部通知，要求教科書和報刊圖書暫停使用二簡字。但漢字拉丁拼音化仍被視為「文字改革的大旗」，二簡字也仍被當作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在民間流傳。

直到1985年，胡耀邦明確表態「拉丁化拼音只作為語音符號使用」，漢字拼音化的「理想」才被放棄。

1986年，二簡字《草案》被廢止，惟戶籍系統中「蕭」姓寫作「肖」、「閻」姓寫作「閆」等，已難更改。同年，國家語委重新下發《簡化字總表》（只在1964年《總表》的基礎上調整了6個字）。（11）

大圖：人民日報發表二簡字草案，頭版同時強調漢字要走拼音方向。右下小圖：部分二簡字

5、鄰裡、乾隆皇帝、玖球天後、發如雪、後土祠……不能全怪民眾不學無術，簡化不當也有責任

1949年後的漢字簡化史，至此終於停歇。但某些不合情理的簡化，迄今仍在不斷困擾國人。文章開篇所提到的幾個笑話，看似是文字的寫作者不學無術。其實，這幾個字的簡化，恰恰是文字學家、語言學家們的痛點之所在。

周策縱先生就專門拿這幾個字，具體批評過當年的漢字簡化太過隨意和沒有規律。周先生認為：

1、當下流行的常用字，不適合用作其它字的簡體字，否則簡轉繁時，容易混亂，「里」和「裡」就是一個典型。

2、古字長期用作特定含義者，也不適合拿來做其它字的簡體字，比如「後」字早期指帝王（后土）、再演變指帝王之妻（后妃），就不應該再拿來做「後」的簡體字，因為「先後」未必等同於「先後」，也可能是指「去世了的皇后」。

3、一個字不適宜同時充當多個字的簡體字。因為「發」同時作為「發」「髮」的簡體字，所以現在全中國到處都是「理發店」——周先生參觀偽滿皇宮，溥儀的「理髮室」也被寫成了「理發室」。其實完全可以給「髮」另外安排一個簡體字。

4、「乾隆」變「乾隆」，雖然是很低級的錯誤，但「干」同時作為「乾」和「幹」的簡體字，本身就有問題。且不論「天乾」和「天干」的含義難以區分，「干」字變成多音字和多義詞，並沒有簡省民眾的學習成本，相反增加了他們學習的難度。

（12）

不可否認，1949年後的簡體字改革，在提高民眾識字水平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樣也不可否認，無論是從初衷，還是從過程、結果來看，這場改革都是很粗糙的，很多字減少了筆畫，但在用法上，反而更加複雜了。

圖：偽滿皇宮中溥儀的「理髮室」。1998年周策縱先生遊覽該地時寫作「理發室」，現已更正為「理髮室」

注釋

①村田雄二郎，《錢玄同和漢字簡化——另一個簡體字》，收錄於《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②吳玉章：《為促進漢字改革、推廣普通話、實現漢語規範化而努力》，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③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P23。④郭沫若，《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郭之講話原文稱：「毛主席指示我們準備走拼音的道路，字母必須採取民族形式。」⑤陳熾洪，《從改革到規範——試論漢字簡化的失誤》，收錄於《藟緣論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P210。⑥同上，P211。⑦《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P112-114。⑧（新加坡）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P185-211。⑨同上，P212-271。⑩《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1960年3月22日。收錄於《語文政策學習資料》，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編輯，1976年，P44-45。（11）劉導生，《文字改革的方向在哪裡？》，《百年潮》2009年第4期。（12）周策縱，《中國語文改革與教學芻議：特論簡化字問題》，收錄於《周策縱作品集 2 文史雜談》，世界圖書北京出版公司，2014，P228-247。

二、中國漢字簡化兩大缺陷

如前文所述，因為從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導漢字改革的終極目標，是「漢語字母化」，簡體字只是被當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種過渡手段，所以簡體字改革方案做得相當粗糙，留下了相當多的問題。當「漢語字母化」破產，原本只是「權宜之計」的簡體字不再是「權宜之計」，這些問題就變得非常突出了。

那麼，當年的簡體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可以和日本的漢字簡化方案，來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簡體字，比中國早了整整10年。與中國相比，日本的漢字簡化，有兩個最重要的特點。

1、日本在簡化之前，研究確定了現代通用漢字的字量，中國沒有做這個工作

基於對漢字使用頻率的清查，日本政府於1946年公布了1850個字的《當用漢字表》，1951年又頒行了92個字的專供取名之用的《人名用漢字別表》。這1942個字，就是日本對漢字進行規範和簡化的範圍。不在這個範圍內的字，不做改動。

全盤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現代漢語通用字（包括常用字和不常用但現代漢語必須使用的字），是簡體字改革的基礎。

這個基礎性的工作如果不做，簡體字改革就沒有一個核心的範圍。恰恰中國50-80年代的漢字簡化，始終就沒有做這個基礎性的工作。

既沒有類似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簡化漢字的數量也一直受領袖意見左右而搖擺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後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又陡增至1634字……

結果，就出現了該簡化的字沒有簡化，不必簡化的字卻大量簡化的怪事。

很多常用漢字，像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筆劃繁多，沒有簡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像糰（團）、糶（糶）、癤（癤）、潷（潷）、籩（籩）、颸（颸）、……卻都被簡化，收進了1964 年的《簡化字總表》當中。

沒有梳理現代通用漢字的範圍，還有一大弊端，即：漢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維度來造字的，沒有確定通用漢字的範圍，就會

導致部分通用漢字被按某種原則簡化處理了，另一部分通用漢字卻沒有得到相應處理，以致漢字的內部系統，產生不必要的邏輯混亂。

比如，

溝、構、購，被簡化成了溝、構、購；講，卻莫名其妙被簡化成了講；媾、篝等字，卻又完全不簡化。

原本同屬一個「冓」旁系列的字，簡化後竟然變成了三個偏旁系列，字形系統完全亂套了。

相比之下，日本因為確定了「當用漢字」的範圍，範圍內的同系列漢字，在簡化時絕大部分採取了統一原則；日後擴充「當用漢字」時，也是繼承之前的原則對新擴之漢字進行簡化，就沒有出現類似的混亂。

圖：文改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在全國文改會議上發表講話。吳承認簡體字缺乏系統，但辯護稱漢字本就不是系統化的文字

2、日本的漢字簡化，比較重視類推原則；中國的漢字簡化，否認類推原則

漢字簡化，有兩種主要來源

。一種是按原則類推，相同的繁體偏旁，應該被簡化成相同的簡體偏旁；一種是採納民間的「約定俗成字」，這就沒有什麼規律可言了。

日本的學者比較重視前者；

中國學者則因「群眾路線」（70年代的「二簡字」甚至直接發動農民來造字）而高度重視前者，否認類推簡化的可行性

——中國《簡化字總表》第一表收錄的352個簡化字，大部分屬於民間「約定俗成字」。

這就直接導致中國的簡體字，在體例上出現了大混亂。

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種方式簡化，但往往是一個字一個樣——比如，

「易」至少有三種簡化模式：楊（楊）、陽（陽）、傷（傷）；「登」則至少有四種：證（證）、鄧（鄧）、燈（燈）、鐙（鐙）。很多可以一併類推簡化的漢字組，有些只類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變異——比如，盧簡化成了盧，瀘、顱也相應簡化成了瀘、顱，但爐、驢卻被簡化成了爐、驢。有些又只類推一小部分，其餘的原封不動——比如，憶、億已經簡化成了憶、億，臆、噫卻不簡化。漢字固有的邏輯體系，就這樣毫無意義地破壞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漢字簡化，就比較多地顧及到漢字的體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學者謝世涯評價：「約定俗成和類推簡化是會產生矛盾的，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範圍，而且他們的簡化工作較保守，……同時也比較堅持類推的原則，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現象比較少，中國則層出不窮。」

圖：據文改會秘書長葉籟士披露，「國」字的簡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爭議，郭沫若力主內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張王李趙之王」，但很多文改會委員堅決不同意，後遂加一點改為「玉」。圖為太平天國所使用的簡體「國」字。

3、定位不同、領袖意志，是中日漢字簡化出現上述兩大區別的根源

中國的漢字簡化，與日本相比，之所以存在上述兩大區別，除了兩國對漢字簡化的定位不同——

中國將其視為漢字拼音化的過渡手段；日本則是為了規範、簡化漢字形體，控制漢字的日常使用數量

——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領袖意志的干擾

。譬如，毛澤東在看過1952年的《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後，提出意見「漢字數量必須大大減縮，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就未必妥當。

縮減漢字總量，「一個字可以代替好幾個字」，實際上違背了漢字自發演進的規律。自古至今，一方面，為了便於書寫，漢字會追求形體的簡化，自唐而下，自發出現了大量的簡體字；另一方面，為了表意明確，漢字又會追求數目的繁化。比如，

當「雲」字逐漸被大量用於「孔子云」、「孟子云」時，古人就造出了一個新字「雲」，來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結合體。1949年後，把「雲」、「雲」二字一併簡化成「雲」，就造成了詞義上的困擾。

2006年，某學者在央視百家講壇節目中講「子云筆札君卿舌」，錯把「子云」解讀成了「子曰詩云」。其實，這裡的「子云」，是指漢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子雲筆札」想來是斷不會被理解錯的。

大規模的「一個字代替好幾個字」，給漢語的表意明確，造成了很大的破壞。

比如，面和麵（麺），本是兩個意思完全不同的詞。前者指臉部、臉面；後者指糧食磨成的粉。所以，民國人讀《水滸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麵湯，安排打火做飯吃」一段，可以很清晰地知道，燒的「麵湯」是洗臉水；但今人來讀，恐怕就不免要理解成煮麵湯來吃了。再如，

適和適，在古代不但是兩個不同意思的字，連讀音也不一樣。「適」讀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讀shi，是到哪裡去的意思。強行用「適」來代替古代的「適」（kuo）和「適」，那要分清這些古代名人——南宮适、李適、高適、沈適、趙汝適——究竟是「適」（kuo）還是「適」，就很要命了。現在很多著作，也只好強行把《夢溪筆談》的作者沈適（kuo）改名為沈括。其實，既然「摘」字都沒有簡化，「適」又有什麼必要非得簡化成「適」，然後平白增添如此多音、義上的混亂呢？

類似情形，在1964年的《簡化字總表》中，非常地多。

以上，並非50-80年代中國漢字簡化的全部弊端。指出這些弊端，也並不是為了反對漢字簡化。漢字的簡化是必須的。重溫這段痛史，只是為了提醒今人：我們現在使用的簡體字，是一場粗糙、草率的改革的產物，仍然傷痕纍纍，需要修復。

圖：張三丰實有其人。「豐」字古已有之，是容姿美好的意思，寫成「張三豊」是不對的；但「豐」、「豊」、「豐」俱被簡化成「豐」後，很多人搞不清區別。80年代，國內京劇表演團赴港台演出，也曾多次鬧出「林衝」、「武鬆」的笑話

參考資料

（新加坡）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語文出版社，1989；陳熾洪，《從改革到規範——試論漢字簡化的失誤》，收錄於《藟緣論集》，暨南大學出版社，2011；葉籟士，《簡化漢字一夕談》，語文出版社，1995；謝世涯，《中國與日本簡化漢字的評騭及今後整理與簡化漢字應循的原則》，收錄於《第二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選》，1987；（日）白川靜，《漢字百話》，中信出版社，2014；史定國/主編，《簡化字研究》，商務印書館，200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