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第一起生化恐怖襲擊始末

最新 10-08

文丨游天嬋（暨南大學，專欄作者）

那時候，身體已經抖得很厲害了。當然，感冒的時候因為涼氣也會打顫，但是這比那個要嚴重得多。不冷，可身體卻抖得沒法停下來。往小肚子使勁也不管用。接下來，我走到物品保管箱，拿出毛巾擦臉。邊走邊擦，半路上就覺得怎麼都站不住了，結果就那樣搖搖晃晃倒了下來。

豐田利明，沙林毒氣案倖存者

1995年3月20日清晨高峰期，五名看上去再普通不過的男子登上了東京地鐵的日比谷、丸之內和千代田三條線路。接著，在擁擠的地鐵上，他們從包里拿出了用報紙包著的包裹放在地上，用尖利的雨傘尖捅破後便下了車。沒人想到報紙包里是致命的神經性毒氣沙林。

沙林是一種毒性極高的神經毒氣，它無色無味（幸運的是，他們釋放的沙林不夠純，因此有一股臭味，引起了工作人員的注意和介入），極低的劑量即可致命，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一。即使沒有吸入致命劑量，如果不馬上接受治療，受害者也有可能會落下終身的神經損傷。

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頭目麻原彰晃

這次東京地鐵沙林襲擊由邪教組織奧姆真理教策劃，釋放毒氣的五名罪犯都是教會成員。邪教領袖麻原彰晃自稱是神的化身，大力宣揚世界末日已經逼近，忽悠信徒出家時要把私人財產如數上交才能實現最終解脫。教團的活動充滿神秘主義色彩，致力於開發超能力，形成了結合密教、瑜伽、咒術、幻覺等手段的「修鍊」方法。

麻原並不滿足於斂財和統治一小批人，他想統治全世界。他將建立政治、神權一體化的奧姆帝國視為最高目標，先在日本建立政權，再輸出到全世界。為了實現理想，也為了方便控制教徒，教會內部有著嚴密的組織機構和嚴格的等級職稱，制度設計頗類似於國家政權。

麻原彰晃是「神聖法皇」，下轄21個省廳機構，包括法皇官房、東、西信徒廳、諜報省、自治省、科學技術省、商務省、外務省、郵政省等等。教團有著濃厚的軍事色彩，有專門部門分別負責警備、警方、備戰、細菌研究，還有專門研究、生產毒氣的科研班子。在毒氣案後，警方把奧姆教的老巢搜了個底朝天，發現了可以殺死420萬人的劇毒物質和蘇制武裝直升機，其政治野心可見一斑。

恐怖襲擊造成了12人死亡，超過5000人受傷。豐田利明的兩名同事不幸在死去的12人中，而有更多人苦於心理、生理上的後遺症，有的人甚至終身殘疾。日本作為「安全國家」的神話就此終結，而且還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發生大規模生化恐怖襲擊的國家。這不只使日本人大受震動，國際社會也為之震驚。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沙林也不是一晚上就能做出來的。一個邪教組織能夠發展到如此龐大、囂張的地步，有著政府和社會的雙重原因。

日本的宗教寬容政策

說起來也許難以置信，在奧姆真理教因為毒氣案被清洗之前它是合法組織。1984年，邪教由麻原彰晃等成立「奧姆株式會社」，開始宣傳他的思想，並在科學雜誌和超自然的神秘雜誌亮相。1987年，麻原彰晃將其正式改名為奧姆真理教；1989年8月，東京都政府批准奧姆真理教註冊登記為宗教法人團體，並豁免納稅。從此，麻原成為奧姆真理教的合法教主，得以利用受到法律保護的宗教法人身份到處招搖撞騙、榨取錢財和招納信徒。

奧姆教在街頭宣傳，招新的教徒

麻原彰晃和他的同夥之所以得以披上法律的外衣，是因為日本的自由宗教政策。

二戰結束後，日本政府於1946年頒布「宗教法人令」。之後雖然進行了十餘次修訂，但其一貫的原則都是宗教自由、政教分離，政府要對宗教法人的自治權和自律權給予充分的尊重，政府監督的許可權幾乎全部被取消。在宗教界內部也實行以民主和平等為原則的管理制度。其在消除二戰前宗教政策的軍國主義和國家主義、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很明顯有積極意義，也確實為日本宗教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土壤。但這種宗教寬容的環境同時也非常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也會對國家機關對宗教組織的執法造成掣肘。

顧慮重重的警察機關

奧姆真理教於1989年11月殺害坂本律師全家，這時開始已經有警察盯上了奧姆教，卻沒有強有力的證據，並不能對它怎麼樣。不過警察並非毫無措施，之後的幾年中，警察一直在監視著奧姆教，並掌握了指向奧姆教毒氣研究的線索，成功地將包圍圈漸漸縮小。不幸的是，戴著鐐銬跳舞的警方沒有想到，麻原從一開始就先他們一步。

奧姆教的情報工作不得不說做的很出色。1990年，奧姆教已經開始研發軍事武器，也是在這一年，熊本縣警察由於奧姆教涉嫌違法土地法決定對其進行強制搜查。但是很多警察對搜查宗教團體有顧忌，所以搜查被延期一周。而這時奧姆教早已成功地滲透了警察隊伍，得到了警察將要來搜查的情報，於是緊急轉移武器研發的證據。結果是有6名幹部因為違反土地法被逮捕，但是當局卻沒能發現奧姆教真正想隱藏的東西。原熊本縣警察桑園政行對此說：「情報在搜查前被泄露是最大的遺憾吶，現在想想如果沒有走漏風聲說不定能發現武器呢。」

1993年奧姆教開始試造自動手槍，同年開始研發毒氣。1994年1月成功製造沙林20克，1994年6月在松本市製造沙林毒氣事件，死亡7人，200餘人中毒。

1994年11月山梨縣，由於附近居民抱怨奧姆教的房產里老是散發出一股惡臭，警察秘密地提取了房屋周圍的泥土進行化驗，結果顯示含有少量沙林分解的化學殘留物。這是決定性的證據，再加上之前的種種指向奧姆教的線索，卻沒能使警察快速做出有效反應。泥土被取樣的幾個星期後，麻原就知道警察得到了證據。面對危機，他開展了一系列公關活動，將製造廠里的物證先行轉移，然後邀請了媒體到奧姆教的場所參觀，並於1995年1月4日召開記者發布會，宣稱這裡只是用來冥想和儲存財物的。

但是這個時候不管是警察還是國民都暫且沒有繼續調查奧姆教企圖的心思了，因為在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發生了，成為了整個國家絕對的焦點。鑒於警方沒有對奧姆教提出任何指控，當局便沒有做任何宣傳以提高公眾對奧姆真理教的警惕，或是提醒人們關於化學武器襲擊的可能性和危險。

一段日子後，警察部門終於敲定了姍姍來遲的突擊。很快，警察隊伍中的奧姆教成員便在1995年3月18日給麻原通風報信，告知其警察打算在幾天後對奧姆教進行突襲，這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麻原最終決定孤注一擲，在20號發動恐怖襲擊。

毒氣案現場

出於對二戰後日本的一貫信條的顧慮，即宗教團體必須要特殊、小心地對待以保證它們的自由，警察在這場拉鋸戰中一開始就處於被動，另外日本當時沒有管理沙林的法律，很多人怕惹上麻煩，猶豫而遲鈍，缺少必要的作為。再加上麻原對其行動的了如指掌，所謂的「秘密行動」在奧姆教那邊根本不是秘密，國家機關實際上已經錯過了在災難發生前幹掉奧姆教的機會。

除了法律和政治的因素，社會觀念也在警察對奧姆真理教的態度中起了很大作用。

首先，人們對恐怖襲擊的概念幾乎為零。從戰後直到毒氣事件之前，日本沒有任何本土恐怖襲擊的經驗，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警方在危險面前的反應遲緩，在松本市的沙林毒氣襲擊中，抓錯了人不說，光是確定兇器是沙林就花了七天時間。對於日本國民來說，恐怖襲擊更是只會發生在國外的事，譬如中東或者一些歐洲國家，跟日本沒有關係。

另外，將生化恐怖襲擊和宗教，尤其是佛教（奧姆的教義自稱以佛教為背景）聯繫起來對於很多日本人實在是難以想像。宗教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是人畜無害、教人向善的，不可能做這種事。

醫療工作者救助毒氣案受害者

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困境

奧姆真理教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其信徒的年輕化，其中相當一部分人都受過高等教育。根據奧姆真理教1994年6月製成的名冊，在奧姆真理教山梨縣總部所在地的信徒有1114人，平均年齡為27.6歲。奧姆教中很多畢業於名校的理工科人才都成為了邪教製造各種類型的武器的中堅力量。

這些人本年紀輕輕，有著聰明的頭腦、遠大的未來，似乎是最不該為邪教組織幹活的人不是么？事情沒有這麼簡單，他們的作為，或者說是奧姆教這個極端組織，都代表著一種社會現象，是日本社會的暗處的折射。

雖然經過戰後幾十年經濟的迅速增長，到20世紀80年代登上了經濟世界第二的寶座，但日本的社會組織、結構、制度、價值觀念卻並沒有伴隨經濟發展而作出相應的改變。日本是一個槍打出頭鳥的社會，不喜歡——從某種程度上也不允許張揚個性、不走尋常路、致力創新之類的品質。人們被要求無條件服從國家、企業和家庭的利益，這是日本不可動搖的天大的規矩。但是追求新目標、做出冒險與嘗試都是人類天性的一部分，可日本社會偏偏不接受這一點，這使得很多有經濟、政治野心的人無處施展拳腳，深感壓抑，根本實現不了自己的訴求。

上面提到，奧姆教雖然打著宗教的旗號，但是最終理想是破壞現有社會秩序，奪得全世界的政治統治，志向不可謂不「高遠」。除了理想，奧姆教還有錢和工作崗位。麻原為了招攬理工類人才，以日本理工大學為中心頻繁舉辦演講，說該教是進行自由科研的最理想的場所，他可以向每個研究人員每年提供研究經費數億日元。這一切對很多鬱郁不得志的精英有很大的吸引力。奧姆教牢牢抓住了這一點，給了這些精英人士社會沒能給他們的東西。邪教的化學專家土谷正實畢業於筑波大學，但感到在學問和事業上沒有出路，便加入了奧姆真理教。

土谷正實，被判死刑

那時日本社會已發展得運作良好，很多普通百姓不需要理想和抱負。他們沒有飽暖之虞，代價是每天必須像機器一樣地工作和社交。他們生活舒適卻看不到改變生活的可能，似乎他們的歷史已經提前終結了一樣，一眼就望到頭。這些人常常感到挫折、孤獨、苦悶、找不到出路，喪失現實感。他們也許有著良好的物質生活，但是心靈世界一貧如洗。可以看到，相當一部分人加入奧姆教的動機多為改變現狀，尋找精神寄託。

日本的泡沫經濟堆砌出的繁榮大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轟然倒塌，也是奧姆教的神助攻。經濟的停滯給很多人的精神絕望火上澆油，萌發出利用自然力量擺脫個人和國家困境的心態，給邪教創造了很大的市場，於是光是1991年就有7000名新信徒加入。

高橋靜香，沙林毒氣案遇難者遺孀，在紀念日於地鐵站哀悼丈夫

最後，日本的文化背景也與這種情況脫不開關係。

日本文化中缺乏完善的價值體系，缺乏判斷是非好惡的嚴格道德標準。其實這一點在毒氣案發之後反而表現得更明顯。奧姆真理教在全國媒體的聚光燈下，許多日本國民只抱著壁上觀的態度，媒體上甚至出現「奧姆真理教與警察對決」、「奧姆真理教與村山內閣對決」的標題，似乎將雙方視為平等的對手，毫無將奧姆教視為邪惡組織的意思。當很多死傷者家屬為自己的親人哀痛的時候，有許多年輕人卻成了奧姆真理教發言人上祐史浩的粉絲，把他當成偶像，因為他的顏值高、口才好、學歷靚，這種現象在其它國家是無法想像的。

參考文獻

許利平主編：《亞洲極端勢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王新生：《奧姆真理教與日本社會》，《世界知識》，1995年第11期。

馬玉安：《奧姆真理教產生的社會根源和影響》，《外交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

張文良：《日本的宗教法與宗教管理》，《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5期。

Ben Shappard: The Psychology of Strategic Terrorism: Public and government response to attack, Routledge, 2009.

村上春樹：《地下》，林少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

NHK紀錄片：《未解決事件系列-東京地鐵事件》，道蘭MT字幕隊譯，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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