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也曾進攻過日本，奈何抗不過大自然！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遣兵部侍郎郎赫德、禮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忽必烈在國書中，對這次遣使的目的講的極其清楚，要日本效法高麗，舉國來朝以通和好，如不相通好，將至「用兵」，令日本「王其圖之」。被日本以書辭無理，不能接受，予以退回。此後幾經出使，均被日本拒絕。

從至元十年(1273)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至元十年四月，耽羅島林衍起義，反對高麗王的統治，忽必烈乘機派元軍駐高麗。之後，元軍於耽羅島設招討司，駐紮鎮邊軍一千七百人，從而控制了日本與南宋間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軍可以全力進攻日本。隨後，忽必烈召忻都、金方慶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議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

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東征日本。聯軍的核心是蒙元部隊計有蒙漢軍二萬人、高麗軍五千六百人，加上高麗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萬二千三百人，由征東都元帥忻都、右副帥洪茶丘、左副帥劉復亨統帥，八月出發。

當時的蒙古軍隊經過成吉思汗的訓練，軍紀森嚴，每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各為一個戰鬥隊，每隊設一長率領，組織極為嚴密，因此英勇善戰，戰鬥力很強。此外，元朝當時的火器使用技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水平，曾經威震歐洲,所以火炮作為此次征日作戰的秘密武器,出現在元軍的戰鬥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隊的基礎是守，他們的隊伍各自為戰，指揮不統一，戰鬥時偏重於一騎對一騎的單打獨鬥方式，因此戰鬥幾乎是混亂、無組織、無紀律的，不易於指揮，無戰術可言，根本無法和元軍相抗衡，整體戰力相當弱。

至元十一年(1274)侵日元軍在忻都、洪茶丘、劉復亨三將的指揮下，十月三日從高麗合浦(今韓國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駛向對馬。十月五日逼近對馬島。當地地頭宗馬允助國，召集八十餘騎弛向元軍登陸據點，雙方展開激戰。由於眾寡懸殊，宗馬允助國及其嫡子養子共12人戰死，對馬守護軍全部被殲，六日佔領對馬島。

經過激烈的對戰，如果元軍就此班師回去，到也不算失敗，頂多是打個平手，但天有不測風雲，就在忻都決定班師的前一天晚上，博多灣出現了罕見的颱風暴雨。日本群島四面環海，除東北部沿海外，均被來自熱帶太平洋的暖流所環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黑潮，氣候形成較溫和潮濕的海洋性季風氣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間，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颱風襲擊;博多灣恰好正位於颱風的襲擊區內，恰好就在元軍準備回國的最後時刻，颱風也恰好趕到了。

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後，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1.35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永之役」。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軍入侵日本的目的，在於威嚇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無滅日的決心。忻都等元軍統帥利用忽必烈的這種想法，巧妙地掩飾了遭風敗退的事情，以「入其國敗之」的戰績，上報世祖。忽必烈信以為真，認為日軍在元軍的打擊下，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必將立刻與元通好。因此，大賞征日有功將士，同時決定派出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攜帶國書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繞過大宰府，直抵長門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縣)，企圖順利地闖過關卡，到達京都或鎌倉。但長門守護卻將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後上報幕府。北條時宗得到此消息後，立命將元使送至鎌倉。然而，北條時宗，既無接受國書，也不考慮其他後果，下令將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餘人斬首於鎌倉龍口，只放逐了四名高麗船員。

五年以後，元世祖忽必烈再次部署遠征日本，後仍因颱風以失敗告終，而且損失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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