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的中國企業管理話語權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這個論斷提出170年來，起步於基本上是農業和手工業，人均壽命僅為35歲的中國，在近七十年里取得了輝煌進步，相對於大多數國家，後發先至，跨越了歐美一、兩百年的進程。縱觀世界大勢，「西方中心論」正在「無可奈何花落去」，而發生由弱轉強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復興，猶如「似曾相識燕歸來」。
中國是個大國，中國革命和建設波瀾壯闊，對人類產生重大影響，它的成功本身就是經天緯地的管理學、成功學傑作，人類史上罕見。離開五分之一人類的本土實踐，中國的管理學就失去了視野和靈魂。在經濟跨越的今天，中國社會正在尋找新的民族自我意識，中國人比任何時候都注意中國的話語權問題。在這樣的歷史視野下，在管理學領域，中國有無一席之地？作為當下的世界經濟引擎，能否發揮中國自己的企業管理學話語權？有無與之相對應的中國企業管理學？
麥克法誇爾和費正清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序中認為，「要考察中國社會的任何方面而不考察共產黨變革它的努力的來龍去脈，則是毫無意義的。」建國後，舊中國遺留的中國民族企業，是在外強入侵中派生而出，在官僚資本兼并，國外資本擠壓下艱難生存，企業管理主要帶有封建性質的家族管理，是高度集權與本能的儒、法、兵、道中華文化傳統的混合體，並不是西方現代工業自身產生的科學管理。1949年現代工業產值占工農總產值的17%，而且發展極不平衡，僅有的一點工業基本上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地區。即使經過三年戰後恢復，1952年工業產業僅占國民經濟20.8%。從微弱的工業基礎起步，到「鞍鋼憲法」、「大慶精神」、「兩彈一星」，再到當今令世人目不暇接的各項超級工程，各項高新科技，有不同時期的管理特點，其中既有對中華古典管理智慧的傳承，又有對世界企業管理思想精華的學習、吸收、借鑒。這些豐富了中國企業界的視界和智慧，但回顧所有的驕人成就，無論站在任何立場、角度，均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企業管理中直接或間接的領導作用，這種領導是以三大作風為代表的：理論聯繫實際，緊密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而「為人民服務」則是三大作風的宗旨與靈魂。
七十年代，中國衝破了美蘇外交封鎖，八十年代始，隨著具備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放的外部條件，圍繞著對毛澤東同志晚年的否定，中國也就同步開始了道路、文化、制度、理論的自信與自卑的持續矛盾之中。
在企業管理理論中，中國企業在開放中接觸、吸收了西方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化管理方法，鞏固、發展了中國的科技、生產管理，積累了對資本運用和駕馭的經驗。對發達和先進開放，是中國進步和趕超的必要條件。與此同時，對極左矯枉過正，在長期持續的「不爭論」中對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大門洞開，把建立勞動力市場與其他資源市場等同起來，在「貓論」和「摸論」的實用主義實踐中，遠離了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錯把放棄職工的企業主體地位當做「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制度改革，用甚至不及西方「人性管理」的尺度，恢復帶有自由資本主義早期時期野蠻特點的僱傭勞動制度，將盲目實踐，錯誤政策導致的失業美其名曰「下崗」。
中國農村家庭承包後，勞動力按自由市場原則自由遷徙，用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三來一補」，在接受國際資本盤剝中增加了中國工業積累，同時也嚴重衝擊西方的勞動力市場。例如二戰以後日本形成的終生僱傭制受到滅頂之災。2001年，松下、富士通、NEC、索尼等各家電子公司相繼宣布裁員計劃。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一項調查表明，在接受調查的591家企業中，只有9.5%的企業表示堅持「終身僱傭制」。反過來，中國珠江三角洲遍布血汗工廠，出現了199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中87名女工被鎖在防盜網中慘死、2010年富士康職工N連跳等典型案例，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企業改革中開始的野蠻行為受到國際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認為這是野蠻戰勝文明。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在企業改革領域，充斥著若干「泰斗」級的唯西方自由市場理論馬首是瞻，囫圇吞棗式的言論，幾十年來以西方經濟學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話語解釋一切，例如誇大西方產權制度、交易成本制度、現代企業制度理論，喋喋不休說教，形成旨在攻擊國企產權、歧視公有與原有優良傳統的風氣，長期以來對國企改革進行脫離現實、脫離歷史的抨擊與引導，他們用西方資本意識形態的立場、理論、意識形態解釋問題，把我黨從實踐中總結出的黨領導下的「鞍鋼憲法」職工主體精神、大慶精神視作極左異端，既脫離了本土實際，也不符合西方的企業管理的情況。回顧今天中國遍地的超級工程和科技創新，很難找出在西方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指導下的案例，無一不是企業勞資雙方在實際工作中糾正僱傭觀念的結果。
從中共三大作風到「鞍鋼憲法」的提出，到「鞍鋼憲法」的管理主體精神在中國的曲折實踐，以及「鞍鋼憲法」精神對西方管理的影響，再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方興未艾的共享經濟和互聯網大數據經濟發展中，中國的一流企業營造員工主體機制，踐行「為客戶創造更多價值」的「命運共同體」文化，與「為人民服務」思想高度契合，構成了中國企業管理的價值觀，也恰好記錄了中國企業管理學在中華民族復興歷史拐點的軌跡，形成了中國企業管理學的源流關係。
十九大召開在即，中國宏觀經濟和微觀企業管理界當下需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把中國管理學中的半殖民地心理清除出去，讓廟堂上官僚主義喜聞樂見的教條主義閉上嘴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大慶「三老四嚴」（「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的企業主人翁精神堂堂正正，才能做到道路、文化、制度、理論的自信，也才能找回中國企業管理學的話語權。
（本文首發在《產業人網》）
注釋：
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John Ross（英）:《中國在毛澤東治下取得了世界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引自1949年發布的《中國人口增長》
楊先材主編:《中國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卷》
國家統計局網站 數據查詢檢索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4.2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1041-1045
參見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8%E8%BA%AB%E9%9B%87%E4%BD%A3%E5%88%B6/9793972
TAG:紫虯視野 |